材料   冯简，字君策，我国著名科学家、无线电研究创始人。他在美国康奈尔大学毕业后，先后受聘为重庆大学电机系教授、系主任和工学院院长。抗战时，他通过借读、拜学等方式，把战争中流亡到重庆的学生尽可能地吸收到重大就读，只为培养更多的无线电通信人才，缓解国家之所需。此外他在重庆主持修建了我国第一座35千瓦短波电台，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整个抗战时期他的电台未曾中断过一次任务。1940年，他主持创建了中国第一个电波研究所——交通部电波研究所，随后又创建了中国第一座电离层观测台，从事大气天空对电波反射影响的研究，开启我国电离层常规观测的先河。1947年秋，年过半百的他深入北极圈，在异常艰苦的环境和条件下采尝试与重庆作6900公里远距离通信试验，最终喜获成功，他是我国到达北极进行科学研究并获巨大成功的第一位科学家。

——摘编自《抗日战争中的重庆》

材料 美国非殖民化政策的产生并非是要推动世界范围内实现非殖民化，而是要通过非殖民化政策的宣传，增强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自决意识，使殖民地与宗主国产生分离，进而实现美国在殖民地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利益。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非殖民化”首次成为美国外交政策制定过程中所考虑的因素，美国总统威尔逊在各种场合宣传非殖民化政策，但是由于国际社会的政治中心仍然在欧洲，威尔逊非殖民化政策并没有得到英法等欧洲宗主国的认可，美国依然被排除在国际政治中心之外。在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下，国际联盟并未做出有利于殖民地人民实现非殖民化的具体规划。二战是美国推行非殖民化的契机，战争困境要求欧洲宗主国承认美国非殖民化外交政策。美国实践非殖民化政策实践的具体表现是废除殖民主义经济体系，建立自由市场经济体制；废除殖民主义政治体系，以国际托管形式处理战后非殖民化。

——摘编自张世超《美国二战前后非殖民化政策研究》

材料   1928年11月1日，中央银行在上海正式成立。总裁宋子文在开幕典礼的致词中强调，中央银行直辖于南京国民政府，“而非隶属于财政部”。中央银行自成立起，便力图使政府各项收入全部存入该行，并且特别规定财政部所辖各机关所有公款均应从其他银行转存中央银行，若须解缴税款，亦应交由中央银行汇解。中央银行以“铲除”在华国外银行的“恶势力”为由，分别训令海关总税务司和盐务稽核所，将关、盐税款（主要作为庚于赔款等的抵押）一律转存中央银行，从而较顺利地从外商银行收回了关、盐税款的保管权。虽然中央银行发行的是印有上海地名的钞票，但该行数次咨文国民政府各部门和各地政府，宣布中央银行钞票“无论缴纳赋税公款、清偿债务、各项买卖，一律通用”。另外，它昭告民众：中央银行钞票准备十足，持券人可在银行营业时间内，无限制地随时兑现金。1929年1月，中央银行又获得发行辅币券的专权，其他各银行均不得涉足。

——摘编自吴景平《宋子文与中央银行》

材料一   1295年，为应付苏格兰、威尔士及法国之间的战争，爱德华一世召集大会议，以寻求足够的政治和财政支持。本次会议的参加者涵盖了英国国内的各个阶层，包括高级教士、男爵、伯爵及各郡和自由市的地方代表。此后，召集各界代表出席大会议得到普遍的认可，而大会议也完成向议会的转变，此次会议也被人们称为“模范议会”。本次会议的召开也意味着议会课税权的初步确立，即未经议会批准，国王不得征税。

材料二   英法百年战争开始后，英国的王室财政很快被消耗殆尽，被迫开始大量借款。1340年4月，经过一番激烈的讨价还价，国王及上议院和下议院之间终于达成一致意见，爱德华三世的财政危机得以解决。第一，上、下两院共同向国王授予协助金税款，征税方案则采用上议院最初提出的办法，即针对全国臣民的玉米、羊毛和羊羔，就其价值征收1/10的税款；第二，作为回报，国王接受下议院的请愿要求，同意成立管理王室收入的专门委员会，并授权议会起草相关的法律。该法律的目的就是控制国王财政收入的支出。该法第3条规定，国王的所有收入，包括税收、关税、婚姻税及国王回收土地等，应该由议会指定的贵族组成的专门委员会来管理，以备应付战争时期的国王财政需要，而非挪作他用。由此，议会课税权得到第一次完善，即明确了议会课税权的具体主体是上议院和下议院。

材料三   光荣革命之于英国财税制度的作用和影响，主要表现在恢复议会课税权及树立议会课税权权威两个方面。一方面，光荣革命的胜利，结束了复辟的斯图亚特王朝的专制统治，使得议会得以恢复固有的权利和自由，其中就包括议会课税权，亦即未经议会同意，国王不得随意征税。而这一内容就体现在《权利法案》第4条中。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光荣革命的胜利，使得上述恢复的议会课税权，不会再遭到诸如斯图亚特王朝时期那样的亵渎和破坏了。此时的议会课税权，已经具有了更高的权威性。

——以上材料摘引自任超《英国财税法史研究：从诺曼征服到光荣革命》

“停战空地”的角色

1918年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停战协议在法国贡比涅森林的福煦元帅座车上签订。此车厢被命名为“停战车厢”，那片空地被命名为“停战空地”。

自1921年至1922年，法国政府出台两项举措，让贡比涅森林中的空地和车厢进入公众视野。1921年4月，该车厢正式以贡比涅“停战车厢”之名，进入象征法国军威与战功的荣军院内。1922年11月11日，法国政府在“停战空地”上树立起一座“阿尔萨斯—洛林人纪念碑”，其上刻着一只中剑倒伏、威风扫地的黑鹰（德国象征）。1937年，为纪念福煦元帅逝世十周年，“停战车厢”旁又竖立了一尊高大的福煦雕像，众多政界名流和一战老兵悉数出席，场面盛大。当年11月11日，法国政府隆重举办纪念一战停战20周年的纪念活动，并广邀各省代表赴巴黎共襄盛举。

1946年，法国人不遗余力地搜集有关物件，“停战空地”的建筑相继在原地重建。1950年，复制的车厢重回贡比涅森林。法德和解的深入推进带动欧洲一体化不断向纵深发展，针对“停战车厢”的纪念，更多反映着人们对战争的追忆与反思，也反映着面对过往时一种平和、包容、理性的态度，而非狭隘偏激的民族主义，也非以邻为壑、冤冤相报的零和思维。时代的发展赋予“停战空地”新的角色。

——摘编自江天岳《贡比涅森林“停战空地”历史文化聚落的形成及其意义》

7 . 材料   新中国成立以后，面对严峻的国际形势，人民解放军长期处于临战状态。近30年来军队的主战武器、训练方式没有大的变化。1977年中央军委决定，统一全军上下的思想，明确教育训练的地位，军队建设指导思想应该转到和平时期建设的轨道。全军在裁减员额100万的基础上，对编制体制进行重大调整。为适应多兵种合成训练需要，1989年全军颁发新军事训练大纲，首次对训练内容、训练方法步骤进行统一和规范，建立了现代条件下单兵、分队、合同战术和战役四个层次有机衔接的训练体系，实现了我军由注重单一兵种训练向注重多兵种合成训练转变。为适应世界新军事变革需要，国防大学、军事科学院等专家教授深入部队演兵场开展全军高科技知识教育和军事理论创新。2006年，全军军事训练会议上强调，应自觉地主动地推进机械化条件下军事训练向信息化条件下军事训练转变。全军和武警部队在着力提高打赢信息化局部战争这一核心能力的同时，加强反恐、维稳、处突、抢险救灾等非战争军事行动训练。我军应对多种安全威胁、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能力明显增强。

——摘编自《解放军报》2008年10月21日

材料   从唐玄宗天宝年间后，“天子佚乐，而用不知节”,大地主官僚又大肆兼并土地,公元755年的叛乱进一步加剧了这一局面。地方上诸侯藩镇割据一方,不供贡赋。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唐中叶开展了盐业改革。宝应元年（公元762年）,刘晏出任盐铁使,继续进行这一改革。刘晏对国营盐业政策进行了某些调整。他认识到盐利收入丰厚,但置吏太多,“盐吏多则州县扰”，因此他“但于出盐之乡置盐官……自余州县不复置官”;刘晏对之前的专卖政策进行了改革,将官运官销予以废除,创立了民制官收、商运商销的通商法。当时商人过境,各级地方机构都要加税,这属于法外苛征,增加了商人的负担,刘晏奏请罢之。“诸道加榷盐钱,商人舟所过有税。晏奏罢州县率税，禁堰埭邀以利者。”他在各地设置了“常平盐仓”，贮存官盐。

——据马涛、周原《唐中叶刘晏理财与两税法改革的再评价》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