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安徽考古成就(部分)表
考古发现 | 所属时期 | 概况 |
含山凌家滩遗址 | 新石器时期 | 这是巢湖流域保存最完整的原始聚落遗址,生活区有近3000平方米的红陶块建筑遗迹(神庙或宫殿);墓葬区出土玉器数量最多,品种最为丰富,雕琢精湛,独树一帜 |
铜陵铜矿遗址 | 商周时期 | 此铜矿采用山上采矿,山下冶炼的格局。采矿井多有木架支护,有竖井、斜井等,出现冶炼氧化铜矿、硫化铜矿技术。此遗址的发现,与金文中有关周王朝征伐淮夷并“掠金”等记载相吻合 |
阜阳汝阴侯夫妇墓地 | 两汉时期 | 该墓出土竹简9000多片,内容涉及十几种先秦古籍,比较珍贵。所出漆木器中的太乙九宫占盘和二十八宿圆盘,是古文献中没有记载过的汉代测天仪器 |
淮北隋唐大运河遗址 | 隋唐时期 | 该遗址共计发现唐代沉船8艘,出土大量的陶器、瓷器、铜器、铁器,以及铜钱、石锚等。唐代沉船有独木舟、拖舵平底船等不同类型,最长的有20多米 |
合肥包拯家族墓地 | 两宋时期 | 出土的墓志铭详细记载了包拯夫妇的生平及其子孙衍生等情况,是十分珍贵的文字史料,其中包拯的墓志铭有3200多字,比《宋史·包拯传》的字数还多,弥足珍贵 |
——摘编自杨立新《安徽考古的世纪回顾与思索》
材料二 二重证据法由王国维提出:“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王国维处于20世纪初年,甲骨文、汉简等重要发现为他提供了新的史料凭借,西方近代学术的相继传入,尤其是19世纪后期以来欧洲学者重视考古材料的运用,以及“审查史料”即强调对于历史文献应以审慎态度究明其来历、考辨其真伪然后作出正确分析的观念和方法,给予他以深刻的启发。他以此与所熟悉的中国传统历史考证学的优良方法互相结合起来,遂能在治史观念和方法上取得重大突破。
——摘编自白寿彝主编《中国史学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任选两个考古发现并说明其史料价值。(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二重证据法”形成的背景,并说明其对认识中国古代文明的意义。
材料
青铜器1 | 何尊及其铭文 | 1963年出土,内底铸有铭文12行122字,其中提到周武王决定建东都于洛邑,即“宅兹中国”,与《尚书》中《洛诰》《召诰》等文献记载互证,为“中国”一词最早文字记载。 |
青铜器2 | 史墙盘及其铭文 | 1976年出土,器内有铭文18行284字,铭文前段颂扬西周文、武、成、康、昭、穆、共(恭)七代周王的功绩,后段记叙微氏家族高祖、烈祖、乙祖、亚祖、文考和做本盘者自身六代的事迹。史墙盘记述的周王政绩与司马迁《史记·周本纪》中内容非常吻合,关于微氏家族发展史部分内容并不曾见于已知文献。 |
——摘编自张文娟《西周著名青铜器的价值及其意义》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何尊、史墙盘蕴含的史料价值。(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西周青铜器体现的特点。
材料一 《周礼·秋官》载有《蛮隶》《闽隶》《夷隶》《貉隶》,总称“四翟之隶”。郑玄注说他们是征蛮夷所获的俘虏。《战国策·秦策三》说齐国“富擅越隶”,说明齐国的奴隶有一部分是从南方那里掠夺来的。
——摘编自《周礼》等
材料二 “仆庸土田”一语,见于《召伯虎簋》;“土田附庸”一语见于《诗·鲁颂·閟宫》;《周礼·地官》有“牧人”一职,是掌管田野牧养六牲等事物的。有“牛人”一职,是掌牧公家之牛的。“牧人”“牛人”手下从事具体放牧的人,当大都由圉、牧等奴隶充当。
——摘编自李衡眉《齐国奴隶考述》
材料三 商鞅变法的第一项内容就是废除井田制,实行土地私有化。将旧贵族手中的土地分给了平民、奴隶,让其拥有自己的土地。同时,鼓励和扶持这些新兴土地所有者垦荒造田。
——摘编自《中国古代改革史论》
(1)分别阐述每则材料对研究周朝奴隶制的价值。(2)综合上述材料,简要评价周朝的奴隶制。
材料一 曾侯乙编钟于1978年出土于湖北随州曾侯乙墓,是战国早期曾国国君的一套大型青铜礼乐重器。两周时期,礼乐制度发达,钟文化也蔚为大观,曾侯乙编钟正是这种礼乐文化集大成的产物。编钟的铸制集中反映了范铸技术的新水平。全套编钟共65件,钟架长7.48米、高2.65米,钟体总重量达2500多公斤,是名副其实的编钟之王。编钟及钟架、钟钩上共有铭文3755字,内容为编号、记事、标音及乐律理论,称得上是中国最早的音律学专著。对编钟的研究,印证了七声音阶、十二律、十二个半音体系、一钟双音、和声概念在中国先秦的存在。同时,这些文字也是楚系文字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书法总体偏于美术化,是南方花体篆书的典型。
——摘编自刘玉堂、张硕《文化史视野下的曾侯乙编钟》
材料二 在唐宋时期。家训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和重视,出现了家训的范式,并且在方法上、形式上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形成了相对系统的家法和族规,从而家训开始以一种系统化的形态出现。同时儒学的重新整合和复兴,为唐宋时期家训的理论化奠定了思想基础。……新儒学的出现,使唐宋家训开始理论化,从而为唐宋家训由上而下的系统发展提供了理论上的准备。
——摘编自陈志勇《唐宋家训发展演变模式探析》
材料三 新文化运动将鸦片战争以来国人追求思想解放的潮流提升到了“对传统求解放”这样更加自觉和深刻的层面上来。同时,长期积累的盲从西方的非理性倾向也被放大了。“对西方求解放”这一新的诉求的提出,不仅是欧战后西方现代思潮变动的影响所致,更重要的是体现了新文化运动对自身的可贵超越。
——摘自郑师渠《完整理解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解放内涵》
(1)根据材料一、概括曾侯乙编钟所体现的中华文化元素。结合所学,指出商周时期青铜器铭文的史料价值并简述该时期青铜铸造业发展概况。
(2)根据材料二、简要指出唐宋时期家训呈现的新特征。结合所学,分析“新儒学”对宋朝基层教化所起的作用。
(3)根据材料三、结合所学,分别指出新文化运动时期“对传统求解放”和“对西方求解放”的主要表现,并分析新文化运动实现“可贵超越”的原因。
材料一 西周至五代自然灾害具体情况如表4所示。在各种自然灾害中,发生次数最多、破坏性最强的是旱灾、水灾和蝗灾,这三大自然灾害给劳动人民带来巨大的苦难。我国古代水旱灾害的发生在时空分布上有着一定的规律,西周到五代的旱灾多发时段共有9个,水灾多发时段共有8个。中国古代的水旱灾害频繁,分布的地域也极广泛,从总体上来看,大部分时期内,北方旱灾爆发频率高于南方,西部高于东部;水灾发生的情况则正相反。蝗灾是中国古代仅次于水旱灾害的自然灾害,历代对蝗虫危害的记录都惨不忍睹。如晋永嘉四年(310年)五月,“幽、并、司、冀、秦、雍等六州大蝗,食草木、牛马毛,皆尽”。蝗灾给人民的生产、生活带来了极大的威胁。
西周至五代自然灾害统计简表
朝代 | 年份 | 发生次数 | 旱 | 水 | 蝗虫 | 地震 | 歉饥 | 霜雪 | 雨雹 | 疫 | 风 | 地沸 |
周 | 825 | 89 | 30 | 16 | 13 | 9 | 8 | 7 | 5 | - | - | - |
秦汉 | 441 | 375 | 81 | 76 | 50 | 68 | 14 | 9 | 35 | 13 | 23 | - |
三国两晋 | 200 | 304 | 60 | 56 | 14 | 53 | 13 | 2 | 35 | 17 | 54 | 2 |
南北朝 | 169 | 315 | 77 | 77 | 17 | 40 | 16 | 20 | 18 | 17 | 33 | - |
隋 | 37 | 22 | 9 | 5 | 1 | 3 | 1 | - | - | 1 | 2 | - |
唐 | 289 | 493 | 129 | 115 | 34 | 52 | 24 | 27 | 37 | 16 | 63 | - |
五代 | 53 | 51 | 26 | 11 | 6 | 3 | - | - | 3 | - | 2 | - |
——摘编自齐涛《中国古代经济史》
材料二 开元初年,山东、河北、河南等粮食主产区爆发了严重的蝗灾,宰相姚崇认识到蝗灾与政权稳固、社会安定的内在关联,主张积极灭蝗,其主张也得到唐玄宗批准。经过审时度势,姚崇提出“夜火坑埋法”灭蝗,派出御史担任捕蝗使,分道指挥山东等地的除蝗工作,并将灭蝗成效作为考核各级政府官员政绩的标准。为鼓励百姓积极灭蝗,在这次捕蝗行动中,蝗区还采取了捕蝗给粟的奖励办法,《朝野金载》记载:“敕差使与州县相知驱逐,采得一石者与一石粟;一斗粟亦如之。”姚崇治蝗不仅仅停留于灭蝗,还积极开展灾后抚恤工作,如放贷、蠲免钱粮等,从而使生产迅速恢复,也使得大灾之后没有出现大荒。“姚崇治蝗”是唐朝乃至我国古代灾害治理的成功典范,也是国家治理能力和水平不断提升的突出表现,为“开元盛世”局面的形成作出了积极贡献。
——摘编自田一颖、刘利民《“重人事轻天命”——姚崇灭蝗思想与实践探析》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西周至五代自然灾害发生所呈现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唐代“姚崇治蝗”的措施并分析其影响。
材料一
围绕着制盐作坊,在靠近内陆的滨海平原上发现了数量相当的商王朝晚期聚落群。这些聚落居民种植粮食为盐工提供生活和生产物资,并承担盐制品向内陆运输的任务。来自殷都及周边地区的王室成员和官员、军队首领,居住和驻扎在高等级聚落和交通枢纽,保卫和控制、管理着盐业生产和食盐外运。
——摘录自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编《从考古看中国》(2022年中华书局出版)
材料二 西汉时期,政府在产盐区设置盐官,备置煮盐用的“牢盆”,募人煮盐,产品由政府统一收购发卖。据《汉书·地理志》记载,西汉时期,盐官分布于二十八郡国达三十五处。盐官统属于中央的大农令。诸侯国原来自置的盐铁官,也由大司农所设盐官取代。宋代,根据盐的生产环节和产地不同,大体上将全国食盐消费区分为官府直接运输销售的禁榷区和允许商人自由贩卖的通商区。商人通过各种途径,或到京师榷货务缴纳现钱,或到边地入中粮草,然后获准取得食盐,到指定通商地区贩卖。
——摘编自游彪著《宋史》等
(1)根据材料一、简述商代盐业开发和利用的特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概述西汉和宋代盐业管理措施及其影响。
材料一 周代,饮食行为被纳入“礼”的范畴。君臣宴乐之时,按照不同等级、身份配置不同的餐具以及餐食,一人一案,跪坐而食。魏晋时期,社会动荡,民族交融,给中原传统的礼制带来了 冲击。
材料二 唐代,中原地区传统的低矮餐案逐渐被北方游牧地区更为舒适、便捷的高足桌椅取代,传统的跪姿习惯也逐步变成了更舒适的垂足而坐。以文人士大夫为代表的新兴社会力量,不拘一格,敢于挑战传统礼制,在饮食生活上饮宴成风,聚会成群。统治阶级也推崇并引领宴会社交之风气,人们渐渐习惯于围桌而食,同桌不同器,聚食而分餐。
材料三 宋代,文人士大夫可以自由结社、朝堂论争,也可以归隐自然、追求自我。各个阶层的接触机会增多,社交活动频繁。临安等地“买卖昼夜不绝”。传统的分餐制,已不符合饮食者对美食和氛围的热切追求,也不符合经营者多元经营特色和人力物力财力的成本要求。同桌群聚,同盘而食,各取所需,满足了官场结党、商业联系、亲朋联谊等各类聚会需求。
——摘编自周扬《“分餐”与“合餐”的衍变》、陈伟明《分餐传统为何在唐宋时期发生改变》、 田芬《唐朝饮食文化中“合食制”流行成因探析》等
请回答:
(1)依据材料一、二,指出唐代与周代餐饮习俗的差异,结合所学说明差异的原因。
(2)依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分析宋代餐饮习俗的变化及其所反映的时代特征。
(3)为进一步深入认识周唐宋三代餐饮习俗,你认为还可以补充什么材料?各举一例说明。
从制度的角度观察,隋唐大一统的基础是南北朝的制度遗产。各项制度的渊源虽然不同,但隋唐王朝的基本态度是予以继承而非否定。除了废除九品中正制、实行①科举制之外,②三省六部制、州县制、府兵制、均田制、③租调制等,均得到较好的承袭与实行。贞观之治、元盛世的施政精神是对既有制度予以严格实行,而非轻易推行制度改易。
——摘编自李磊《试析南北朝至隋唐历史阶段的连续性》
(1)分别指出①②的史料类型。依据所学,说明两则史料在研究西周历史中的价值。
(2)依据材料和所学,从①②③中任选一种制度,简述其在隋唐时期的发展及历史作用。
材料一 西周的商业市场分为大市、朝市、夕市三种,市场不仅设置在城中,在城外乃至一些乡村中也设有供乡野村民交易的临时市场。西周商业市场都是官办的,大都由司市总负责,其下设质人、肆人、胥等官职分掌具体事务。西周在商业管理中设置了一定的规则及程序,开市前要检查货物是否以假冒真,货物价格制订是否合规。开市后,贾师、胥师等人还要随时受理各种交易纠纷。西周时期,所有在市场上流通的商品包括官府出售的部分剩余物资都必须通过贾师制订其价格,否则物品不能够成为商品上市出售。西周时期的商业管理措施具体而明确,并以一套相对完整的体系而存在,有效规范了市场和商业行为。
——摘编自李佩等《探源西周时期的商业管理)
材料二 春秋末期,社会环境相对自由宽松。西周时期的“民不迁。农不移。工贾不变”的礼制局面被打破,个人逐渐摆脱对宗族的依赖而自由经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私营手工业生产不断出现,官府对工商业的垄断性经营不断放松。春秋战国时期的各诸侯国还出台了一些诸如“通商惠工”的鼓励性政策,允许和鼓励私营工商业发展。战国时期,并田制走向完全瓦解,土地买卖逐渐出现,加迷了私人财富的积累和劳动产品市场化发展。
——摘端自王晓博《从货币角度看战国时期商品贸易的发展和繁荣》
(1)根据材料一,概括西周时期政府对商业市场管理的举措。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春秋战国时期商业市场繁荣发展的原因及其积极影响。
材料一 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辽河流域发现的众多考古学文化为探究中华文明的起源提供了丰富可信的地下材料。中国早期文明的分布呈现出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中心的北方辽河流域文明,以山东为中心的东方和以关中、晋南、豫西为中心的中原等地的黄河流域文明,以太湖为中心的东南部和以洞庭湖与四川盆地为中心的西南部等地区的长江流域文明构成的多元一体的文明分布格局。据考古学证实,曾经的中华大地上,确实存在过很多高度发展、处于文明起源阶段的文化,中华文明多源并起、相互影响的发展模式是合情合理的。
——摘编自张念征《浅析中华文明的早期起源》
材料二 中国早期文明是世界早期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考古学家在距今7000-6000年的裴李岗文化遗址中就发现有粟的痕迹,在距今6000年左右的河姆渡遗址中也发现有水稻的遗存。此外,大约公元前3000年,中国就出现过不少以城为主的政治中心,如河南淮阳平粮台古城等。商朝时,虽已用甲骨文书写典籍和历史文献,但比甲骨文还早的中国文字是陶文,它早在公元前3000年代初的大汶口文化的陶器上和良渚文化的陶器、玉器上就已经出现了。商代时期的青铜工艺技术已相当成熟,如湖南宁乡发现的四羊方尊和司母戊鼎,都是当时青铜工艺成熟发达的重要代表。
——摘编自刘英伟《论中国早期文明的特征》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列举新石器时代辽河流域、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的早期文明遗址,并概述你对“中华文明多源并起、相互影响的发展模式是合情合理的”这一观点的理解。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早期中华文明发展的基本特征,并根据上述材料谈谈你对早期中华文明成就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