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青铜器1 | 何尊及其铭文 | 1963年出土,内底钟有铭文12行122字,其中提到周武王决定建东都于洛邑,即“宅兹中国”,与《尚书》中《洛语》《召诰》等文献记载互证,为“中国”一词最早文字记载。 |
青铜器2 | 史墙盘及其铭文 | 1976年出土,器内有铭文18行284字,铭文前段颂扬西周文、武、成、康、昭、穆、共七代周王的功绩,后段记叙微氏家族高祖、烈祖、乙祖、亚祖、文考和做本盘者自身六代的事迹。史墙盘记述的周王政绩与司马迁《史记·周本纪》中内容非常吻合,关于微氏家族发展史部分内容并不曾见于已知文献。 |
材料二 中国虽有长达千年的金石学传统,但是建立在田野考察与发掘分析基础上的考古学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一批外国传教士或科学家首先介绍进来的。20世纪20年代末,李济、梁思永等从海外学成归国,带回了当时较为先进的考古理论方法的同时也开拓了中国考古学本土化的历程。……1949年以后随着大规模的基本建设的展开,考古发掘逐渐多起来……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大量考古发现的基础上,……建立起中国大部分地区史前文化的时空框架。之后中国考古进入“理论多元化,方法系统化,技术国际化”的新时代,进入21世纪,中国考古学进入到一个新的时代。
——张昌伸《文物与考古蒌础知识》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说明何尊、史墙盘蕴含的史料价值。并概括西周青铜器体现的特点。(2)根据材料二,说明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发展过程。并结合所学,指出各阶段的原因。
A.农业生产的精耕细作 | B.井田制下的生产方式 |
C.当时生产力水平很低 | D.粮食作物的产量较大 |
材料一 国家禁止出境展览的青铜器文物(先秦至汉)一览表
名称 | 时代 | 名称 | 时代 |
后母戊鼎(商王祭祀其母戊所制,832.84千克) | 商 | 浙川出土铜禁(94.2千克) | 春秋 |
青铜神树(一号树高395厘米) | 新郑出土莲鹤铜方壶(64.28千克) | ||
子龙鼎(230千克) | 越王勾践剑(0.875千克) | ||
四羊方尊(34.5千克) | 铸客大铜鼎(400千克) | 战国 | |
龙纹兕觥(盛酒或饮酒器,5.9千克) | 曾侯乙编钟(134.8—2.4千克) | ||
大禾方鼎(12.85千克) | 曾侯乙青铜尊盘(约30千克) | ||
铜立人像(180千克) | 铜错金银四龙四凤方案(18.65千克) | ||
利簋(又名“武王征商簋”,7.95千克) | 西周 | 中山王铁足铜鼎(60千克) | |
大盂鼎(153.5千克) | 商鞅方升(0.69千克) | ||
虢季子白盘(215.3千克) | 错金银镶嵌丝网套铜壶(6.25千克) | ||
晋侯苏钟(一套14件) | 铜车马 | 秦代 | |
大克(贵族名)鼎(201.5千克) | 齐王墓青铜方镜(56.5千克) | 西汉 | |
太保鼎(26千克) | 长信宫灯(15.85千克) | ||
墙盘(墙为纪念其先祖而作,12.45千克) | 铜屏风构件5件 | ||
淳化大鼎(226千克) | 诅盟场面贮贝器 | ||
何尊(名叫何的贵族所作祭器,14.6公斤) | 彩绘人物车马镜(1.46千克) | ||
天亡簋(盛食器,7.6千克) | 杀人祭柱场面贮贝器(15.2千克) | ||
伯矩鬲(7.6千克) | 摇钱树(通高198厘米) | 东汉 | |
晋侯鸟尊(酒器,7.9千克) | 铜奔马(7.3千克) | ||
害夫(hú)簋(60千克) | |||
西周逨盘(18.5千克) |
——国家文物局于2002、2012、2013年发布
材料二 西汉主要手工业与资源分布情况
——据《中国古代史》(人民教育出版社,2002版)
材料能够反映先秦至秦汉青铜器的发展变化趋势,指出这些趋势并说明其原因。A.民族融合进程加快 |
B.农业文明影响扩大 |
C.区域文明进程趋同 |
D.多元一体格局形成 |
A.青铜农具的质地优于铁质农具 | B.商周农具的使用无法考证 |
C.商周私营青铜铸造业获得发展 | D.考古发现更新人们的认知 |
材料一 安徽考古成就(部分)表
考古发现 | 所属时期 | 概况 |
含山凌家滩遗址 | 新石器时期 | 这是巢湖流域保存最完整的原始聚落遗址,生活区有近3000平方米的红陶块建筑遗迹(神庙或宫殿);墓葬区出土玉器数量最多,品种最为丰富,雕琢精湛,独树一帜 |
铜陵铜矿遗址 | 商周时期 | 此铜矿采用山上采矿,山下冶炼的格局。采矿井多有木架支护,有竖井、斜井等,出现冶炼氧化铜矿、硫化铜矿技术。此遗址的发现,与金文中有关周王朝征伐淮夷并“掠金”等记载相吻合 |
阜阳汝阴侯夫妇墓地 | 两汉时期 | 该墓出土竹简9000多片,内容涉及十几种先秦古籍,比较珍贵。所出漆木器中的太乙九宫占盘和二十八宿圆盘,是古文献中没有记载过的汉代测天仪器 |
淮北隋唐大运河遗址 | 隋唐时期 | 该遗址共计发现唐代沉船8艘,出土大量的陶器、瓷器、铜器、铁器,以及铜钱、石锚等。唐代沉船有独木舟、拖舵平底船等不同类型,最长的有20多米 |
合肥包拯家族墓地 | 两宋时期 | 出土的墓志铭详细记载了包拯夫妇的生平及其子孙衍生等情况,是十分珍贵的文字史料,其中包拯的墓志铭有3200多字,比《宋史·包拯传》的字数还多,弥足珍贵 |
——摘编自杨立新《安徽考古的世纪回顾与思索》
材料二 二重证据法由王国维提出:“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王国维处于20世纪初年,甲骨文、汉简等重要发现为他提供了新的史料凭借,西方近代学术的相继传入,尤其是19世纪后期以来欧洲学者重视考古材料的运用,以及“审查史料”即强调对于历史文献应以审慎态度究明其来历、考辨其真伪然后作出正确分析的观念和方法,给予他以深刻的启发。他以此与所熟悉的中国传统历史考证学的优良方法互相结合起来,遂能在治史观念和方法上取得重大突破。
——摘编自白寿彝主编《中国史学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任选两个考古发现并说明其史料价值。(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二重证据法”形成的背景,并说明其对认识中国古代文明的意义。
A.西周冶铜技术已经相当普及 | B.地域文化要素助推中华文化整合 |
C.分封宗法制促进了文化交流 | D.民营手工业的发展受到官府鼓励 |
材料一 春秋以前的青铜器以礼器为大宗,而且主要是王室、王臣铸造的礼器。随着王权衰落、诸侯国兴起,大小诸侯国纷纷铸造礼器,诸侯、卿大夫以至家臣铸造的青铜礼器骤然增多。这期间姬姓、姜姓大国的青铜礼器有大批发现,一些“庶姓”小国如邓国(曼姓)、都国(允姓)、邾国(曹姓)的礼器也有不少发现。到战国时,青铜日用器物如釜、铜镜、带钩等迅速增加,还出现了较多青铜农具和青铜建筑饰件,青铜器的使用逐步突破贵族礼乐的范围,扩大到社会生活的广泛领域。与此相关,分别以晋国、楚国、秦国为中心,形成各具特色的中原、南方、西方青铜器系统。
材料二 在201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入围项目中,湖北随州枣树林春秋曾国贵族墓地入选。出土了一套编钟,其铭文极具价值。芈加编钟铭文“帅禹之绪”“以长辞夏”,是继秦公簋、叔夷镈、幽公盟等传世青铜器之后,第一次经考古发掘出土的记载夏和禹的青铜器。
——摘编自路国权《考古写历史·东周谱新章》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器发展的表现。
(2)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材料二所述的青铜器及铭文的史料类型及史料价值。
出土地点 | 遗址年代 | 出土物品 |
江西鹰潭角山窑 | 商早期至西周初期 | 大量印纹陶及原始瓷,多为生活用具,可能此地在当时是大型窑场 |
陕西长安张家坡 | 西周晚期 | 陶窑遗址出土大量陶鬲和鬲残片,上有钤印或刻写的工匠姓名 |
河南郑州人民公园 | 商晚期 | 出土陶压锤、印模等工具;大量的陶器废品,基本为烧造变形或有气泡粘连的陶盆 |
A.民营制陶业有一定的规模 | B.出现了专业性的区域经济 |
C.贵族对平民的剥削很严重 | D.官营作坊垄断了陶器制造 |
A.文化的影响波及到长江流域 | B.对江南开发做出突出贡献 |
C.在南方建立了严密政治统治 | D.南方出现民族交流交往交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