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东周前半期称为春秋，公元前475年以后即战国时期。……春秋时期的社会状况较西周发生了很大变化。战国时期的社会变动，同样也表现在学术文化领域。各国君主出于政治需要，对各家学派基本上能采取较为公允的态度，由此形成了“百家争鸣”局面。

——摘编自张帆《中国古代简史》

材料二   ……士人周游列国，颇受重用。他们的活跃推动了学术文化的繁荣，当时出现众多学说、学派，各自提出对政治、社会乃至宇宙万物的看法，彼此论战辩驳。

——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外历史纲要》（上）

材料一   中国思想史的黄金时代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得益于此时丰厚的文化积累，在沉积和发酵了两千多年后，内部的压力已经足够大，加上适当的外部条件，就出现了春秋战国时的文化大喷发、思想大爆炸。

——摘编自王磊《一个黄金时代的形成与终结--对战国百家争鸣现象的一种解读》

材料二   春秋战国时期出现百家争鸣局面，各家学派纷纷提出自己的治国主张：老子认为“我       无为而民自化”，孟子认为“王如施仁政……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韩非认为“以法为教”“法不阿贵”，墨子认为“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百家争鸣的局面形成了中国古代历史上文化繁荣的鼎盛时代。诸子学说的不少命题成为后代学说的萌芽状态，后来的学者大都从这里吸取思想材料或理论形式，进行改造和发展的工作。

——摘编自侯外庐《中国思想史纲》

材料一   春秋战国时期，礼乐崩坏，诸子蜂出，各引一端，不仅形成了真正的学术繁荣，而且还有大量的新认知通过不同观点间的相反相成、相生相灭被创造出来。如孔子的仁学体系和孟子的仁政理想；墨子的兼爱、非攻和大同精神；老子所构建的宇宙论及宇宙论同社会论、人生论之间的逻辑联系；庄子主张把心的逍遥置于一切之上的人生观；荀子为证明阶级存在的合理性而提出的“维齐非齐”论和天人相分的世界观；韩非等人建立的与时俱进的理念等均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摘编自赵世超、卫崇文《论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运动》

材料二   西周末年，士作为低级贵族从政治结构中游离出来，士面临着再就业的选择。士再就业的事实，决定他们必须在自己原有知识的基础之上，根据现实的需要，提出不同的思想观念和解决方案，并在私学的背景之下不断强化自身独特的思想立场，从而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由礼崩乐坏所导致的士的再就业需求促进了私学的兴盛，无论是后世诸子百家的称谓也好，还是九流十家的说法也好，都表明这一时期中国思想的丰富程度。中国思想由此实现了突破，并确立了中国传统思想的基本精神价值，塑造了国人的精神世界。

——摘编自何善蒙《“士”的再就业与百家争鸣》

材料一   战国时期，学术领域“百家争鸣”的出现绝非偶然，夏商西周时期为之奠定了两个并重且不可分离的历史基础：人才和思想资源……西周末年礼崩乐坏，士作为低级贵族从政治结构中游离出来。在生存压力之下，士面临着再就业的选择。士再就业的事实，决定他们必须在自己原有知识基础之上，根据现实的需要，提出不同的思想观念和解决方案，并在私学兴起的背景之下不断强化自身独特的思想立场，这些举措推动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促进了轴心时期中国思想的突破。

——摘编自何善蒙《“士”的再就业与百家争鸣》等

材料二   就当时而言，百家争鸣在经济上促进了农业生产的繁荣，而封建经济的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了文化的进一步繁荣，并进一步推动了中国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在文化上，百家争鸣使教育从原来局限于统治阶级内部进行的“学在官府”发展成为人人都能够通过不同渠道获取知识的“学在民间”。知识分子对世界观和社会现象进行思考，使文化传播和文明进步都跨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摘编自谭苏《论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

材料一

西周宗族制度，到东周时期发生了比较剧烈的破坏。东周大小宗族间展开了长期的兼并战争，许多国家和采邑灭亡了，原来的经济基础变化了。在战争中某些统治者继承西周敬天保民思想，对祀与戎有了新的认识。东周在西周的文化基础上表现出伟大的创造性，产生了卓越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郑国子产创法家，齐国孙武创兵家，鲁国孔丘创儒家，宋大夫墨翟创墨家，诸子百家的多家学派在东周后半期都创始了。

——摘编自范文澜《中国通史》

材料二

汉武帝在位时期，儒家学说取而代之，获得“独尊”。……（汉武帝）继位之初接受董仲舒的建议，又于第五年设置五经博士，启用好儒术的田蚡为相。田蚡把博士中不治儒学的人一律开除，招聘数百名儒生补充进来……同时推广蜀郡太守文翁的兴学措施，令郡国皆立学校……到了西汉末期，超过三万名儒生进入皇家学术机构。

——摘编自张帆《中国古代简史》

材料三

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认为“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顾炎武在《亭林文集》中提出“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诗文而已，所谓雕虫篆刻，亦何益哉！”

传统治国方略凝聚着中西方古代哲人的政治智慧，它为现代人留下了诸多思考和启迪。

材料一   孔子认为“天生德于予”，提倡德治。德治要求道德极为高尚的“圣人”治理国家，达到“修己以安百姓”的理想目标。孟子也主张统治者施行“仁政”，推行道德教化，让老百姓过上富足生活。与孔孟相比，荀子虽然更多关注人性中恶的一面，但他认为可以利用礼义教化和法律来改变人的恶性。韩非子则认为“好利恶害，人之情也”，因此提出“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赏罚可用则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

材料二   柏拉图早年把人的天赋善性看成政治的基础。主张靠“集权力与智慧于一身”的哲学王推行贤人政治来维护城邦制度，将“最高尚、最公正的东西”施于公民。从人性自私论出发，亚里士多德主张法治，因为法治一方面可以抑制人的性恶，另一方面又能促使人向善的方向发展，因为法律的精神是“善”的，即法律应是合乎正义的。政治团体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达到至善，其采取的途径主要是靠法治，其次是教育。在城邦中，中产阶级比任何其他阶级都较为稳定，因此，只有以他们为基础建立的政体才是符合“中庸之道”的最好的政体。

——均摘编自崔永东《中西法律文化比较》

材料三   “目击世趋，方知治乱之关必在人心风俗，而所以转移人心整顿风俗，则教化纪纲为不可缺矣。”

——清·顾炎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