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 《论语•宪问》：“一匡天下” |
| 《墨子》：“一同天下” |
| 《孟子》：（天下）“定于一” |
| 《荀子》：“天下为一，诸侯为臣，通达之属莫不服从” |
材料二 唐朝柳宗元在《封建论》中说：“令国家尽制郡邑，连置守宰，其不可变也固矣”。明末清初顾炎武在《郡县论》中也说：“封建之废，非一日之故也，圣人起，亦将变而为郡县”。
(1)根据材料一,指出表中思想家的共同主张，结合所学，分析这种主张形成的社会背景。
(2)根据材料二，指出这两位思想家的共识，结合所学，从唯物史观的角度简要分析中国古代自秦汉以后坚持推行郡县体制的原因,并简述其历史作用。
材料一 以激烈变革的时代为背景，以崛起的士阶层为骨干，以兴旺的私学为基地，战国时代，学术思想界出现了诸子并起，学派林立，相互驳难的空前繁荣的文化气象，揭开了中国文化史上最为光彩夺目的篇章。
——摘编自冯天瑜等著《中华文化史》
材料二 宋代在哲学方面突破了五代以来沉闷墨守的局面，伴随通经致用，讲求义理以及疑古思潮的兴起，出现了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颐、程颢、朱熹、陆九渊为代表的理学等诸多流派。……宋儒诸子融汇各家，援佛入儒，建构成新儒学体系，不仅升华了抽象思辨，而且高扬士人刚健挺拔的道德理性和节操意识。
——摘编自杨迪《如梦如幻的大宋王朝》
材料三 明清之际是诸种矛盾交织、发生翻天覆地巨变的时代。一方面封建专制集权高度膨胀，礼教纲常愈趋苛严；另一方面统治阶级极端腐败，纲纪凌夷，政教失控，危机四伏，正统礼教的腐朽阴暗面暴露得更加充分。……明中后工商业的发展和近代科学的传入，也大大开阔了人们的视野，为思想界注入新的时代气息。一些先进知识分子……提出了经世致用的主张，在意识形态领域掀起了一股要求个性解放、平等、自由的带有早期启蒙性质的进步思潮。
——摘编自施建中《中国古代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春秋战国时期“揭开了中国文化史上最为光彩夺目的篇章”的历史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理学在传统儒学基础上的创新之处并列举其基本内容。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明末清初社会思潮的特点。
材料一 春秋战国时期，法家学派为了论证以法治取代礼治的必然性和优越性，对于法的概念等进行了探讨。慎子说：“法者，所以齐天下之动，至公大定之制也。故智者不得越法而肆谋，辩者不得越法而肆议，士不得背法而有名，臣不得背法而有功……骨肉可刑，亲戚可灭，至法不可阙也。”韩非也认为只有“去私曲，就公法”，才可以“民安而国治”。
——摘编自张晋藩《法尚公平：中国古代的法治追求》
材料二 自秦以来，中国二千年的法律是“为上而立”的，是专制帝王用来“驱迫束缚其臣民”，使臣民“恐怖慑服”的“防奸”手段。他强调政府应该为民立法，这样才合乎“天理人情”，才是“治国之法”……“法之既立，虽天子不可以不循也”。
——摘编自严复《法意》（1909年）
材料三 长期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把依法治国确定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把依法执政确定为党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积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取得历史性成就。目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法治政府建设稳步推进，司法体制不断完善，全社会法治观念明显增强。
——摘编自《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4年）
(1)根据材料一、概括春秋战国时期法治思想出现的背景。(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评价严复的法治思想。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现代中国实施依法治国的意义。
材料一 春秋战国时期，“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变为“政由方伯”，诸侯国基本上已具有独立权。各国间的利益冲突不断加剧，军事竞争催生出国际间的战争规则和交往原则，并由此出现了专门的外交机构和外交官。各国为了协调国际关系，经常组织会盟活动，制定盟约作为诸侯共同遵守的国际规范。盟约具有国际司法和调节功能，带有一定的强制性。各国在国际交往中，形成了国家平等、和平外交、互不侵犯等原则。与此同时，儒家也力图将国际法纳入“礼”的范畴，构建和谐的“天下秩序”。
——据高旭《先秦国际法的溯源与探究》等
材料二 近代国际法话语权体系依托资本主义国家崛起而实现，主要适用于欧洲主权国家之间。西方国家凭借其政治、经济和军事等优势，将以欧洲为中心的国际法推广至全球，将非西方国家置于它们单方确立的国际法之下。在这一进程中，主权平等原则得到承认，但这只是欧洲范围内的有限承认，如柏林会议商讨非洲国家的国际公约时，列强是以西方的文明标准决定非洲国际事务，非洲国家却无从参与。近代国际法话语权体系偏离了主权平等原则，这种单一性的话语权体系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国际法的“国际”属性。
——据冯胜勇《国际法史背后国际法话语权体系的现代性反思》
材料三 国际法脱胎于西方文明的母体，如今已逐渐为中国所接受、认同和支持。改革开放后，中国积极参与国际交往活动，从国际法律秩序中获得巨大的收益。中国应提高现代国家治理能力，不断推动社会的文明进步，同时应积极履行国际义务，力求使自身的主张与行动符合国际法的规范与理念，并在全球治理问题上提出有效的解决方案。
——据韩逸畴《从欧洲中心主义到全球文明》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春秋战国时期国际法产生的背景及其应用的主要表现。(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评价近代国际法体系。
材料一 吾国古代之士，皆武士也，然亦有庠、序、学、校以教之。士为低级之贵族，居于国中（即都城中），有统驭平民之权利，亦有执干戈以卫社稷之义务，……其时士皆有勇，国有戎事则奋身而起，不避危难，文、武人才初未尝界而为二也。自孔子殁，门弟子辗转相传，渐倾向于内心之修养而不以习武事为急，……故大部分人皆趋重于知识、能力之获得，盖战国时有才之平民皆得自呈其能于列国君、相，于是武士乃蜕化而为文士。然战国时，士不但不能废武事，其慷慨赴死之精神且有甚于春秋。彼辈自成一集团，不与文士混。以两集团之对立而有新名词出焉：文者谓之“儒”，武者谓之“侠”，儒重名誉，侠重义气。……古代文、武兼包之士至是分歧为二……儒侠对立，若分泾、渭，自战国以迄西汉殆历五百年。……及汉代统一既久，而游侠犹不驯难制，则惟有执而戮之耳，故景帝诛周庸，武帝族郭解，而侠遂衰；举贤良，立博士，而儒益盛。……范晔作史，不传游侠，知东汉而后遂无闻矣。
——摘编自（美）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
材料二 春秋战国时期是“失序”的时期，也是中华民族的启蒙时代，在重构社会秩序的同时，也形成了百家争鸣的盛况，孔孟以修身为本；老庄崇尚自然；……各学派在人性善恶、德治法治、有为无为的议题上交锋碰撞，既彼此辩驳，又众说融汇，异彩纷呈的文化遗产深刻影响着历代中国人的思想与生活，在中国思想史上也写下了灿烂辉煌的篇章。
——摘编自杨明柱《诸子百家：辉煌的篇章》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从春秋到东汉“士”的主要变化，并概括“士”变化的历史背景。(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儒道墨法四大学派在“重构社会秩序”上的思想主张。
材料一：在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之间，关于经济问题的广泛讨论，成为当时“百家争鸣”的重要内容。各学派都较为完整地提出了对经济问题的看法和主张……如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孔子主张足食与藏富于民，并指出“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荀子提出开源节流、节用裕民、礼义为富强之本的主张。
——摘编自韦政通《中国思想史》等
材料二：先秦之时，政府对经济事务干预甚少。汉武帝时，商贾虽可乘车，但所征税倍于常人，又以商人为主要对象征收财产税；将煮盐、冶铁视为国营事业，导致铁器物劣价昂，盐价亦高，且强迫人民购买，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人民负担。公元前81年，昭帝诏有司问郡国所举贤良、文学，皆对“愿罢盐、铁、酒榷、均输官，毋与天下争利”。但这些经济统制措施，仍基本延续下去。
——摘编自《中国经济史》
(1)根据材料一、材料二，指出春秋战国时期与汉武帝时期的经济主张的不同。(2)根据材料一、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春秋战国时期与汉武帝时期经济主张提出的历史背景。
材料一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西周的制度发展程度过低，无法更多的满足新兴地主阶级的发展需求，他们力求改变现状，试图获得更多的经济、政治、文化地位，呼唤建立新的社会。
一李静、萧红恩《百家争鸣与文艺复兴的历史进程》
材料二 北宋时期，新儒学思潮的振兴，促使“治学”与“从政”的沟通蔚为风气。以“天下”为胸怀的士大夫们，以“天道”“公议”为旗帜，参与治理国家政事。他们将个人修养与天下国家之兴亡联系起来，将自我道德名节的完善视为最终目标。
——袁行霈等《中华文明史》（第三卷）
材料三 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认为“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黄宗羲在《原君》中宣称皇帝乃是“天下之大害”；顾炎武在《亭林文集》卷四中提出“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诗文而已，所谓雕虫篆刻，亦何益哉！”三大思想家的政治思想在本质上仍是儒家的模式，但是在这一模式内部注入了时代的气息，是传统与时代、先验与经验的结合。
——黄晓军《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的政治思想》
请回答：(1)根据材料一，概括百家争鸣产生的历史背景。并指出古代中国的百家争鸣承担的历史使命。
(2)材料二中“新儒学”是指哪一思想体系？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这一思想体系具有哪些积极影响？
(3)三大思想家为儒学注入了时代气息，分析这些“时代气息”出现的背景？
材料一： 孔子曰:“(禹)敏给克济,其德不回( 违背) ,其仁可亲,其言可信。”
——《大戴礼记·五帝德》
材料二：禹东教乎九夷，道死，葬会稽之山，衣衾三领，桐棺三寸，葛以缄之，绞之不合，通之不坎，土地之深，下毋及泉，上毋通臭。既葬，收余壤其上，垄若参耕之亩，则止矣。
——《墨子·节葬》
材料三：治国之道，去害法者，则不惑于智能，不矫于名誉矣。昔者舜使吏决鸿水，先令有功而舜杀之；禹朝诸侯之君会稽之上，防风之君后至而禹斩之。以此观之，先令者杀，后令者斩，则古者先贵如令矣。……故先王以道为常，以法为本。
——《韩非子·饰邪》
(1)分别阐述上述材料中记述的禹的形象。
(2)综合材料中不同学派的观点，简述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出现的背景。
(3)指出上述材料对研究禹的形象的价值和不足。
材料一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分布图
材料二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转型是以诸子百家的学术文化为载体。诸子百家通过不同的角度、方法和途径对文化进行重建、形成不同的文化转型模式。礼乐文化精神向理性和人（民）本文化精神的转变，是先秦诸子学术文化转型的核心内容。
——摘编自潘俊杰《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转型》
(1)根据材料一，指出图中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分布的特点。(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列举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关于人（民）本思想的主张，并简析其产生的背景。
材料一 “食客”又有“舍人，客，门客，门下客，门人，门子”等称呼。食客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他们以不事生产，寄食于权贵之家，为其服务，并寻找个人发展的机会为主要特征。从经济学角度看，他们似乎是社会的边缘人，但是他们却活跃于政治、外交的舞台，如商鞅、李斯、蔺相如、毛遂等，而吕不韦的食客集体著述的《吕氏春秋》一书，显示了他们在思想政治上深邃的见解和扎实的理论功底，无论在当时还是后世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摘编自杨宁宁《社会变迁条件下的春秋战国食客》
材料二 汉初贵族养士的风气很盛，强大的诸侯王都大量招致宾客游士，扈从左右，其中有文学之士，有儒生、方士，还有纵横论辩之士。诸侯王策划反叛时，宾客游士往往是他们的重要助手，所以汉武帝力加压制，颁布了《左官律》和《附益法》，前者规定王国官为“左官”，以示歧视，后者限制士人与诸王交游。从此以后，诸侯王唯得衣食租税，不能参与政事，其中支脉疏远的人，就与一般富室无异了。
——摘编自邓广铭等《百科名家中国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食客”产生的背景，并分析其积极作用。(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汉代游士阶层的兴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