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夷狄不可为帝王”是自先秦至魏晋华夏社会根深蒂固的观念。十六国时期众多少数民族统治者争正朔、明法统，开少数民族统治者论证自身正统性的历史先河。匈奴人刘渊，以“晋为无道，奴隶御我”为理由反晋，并宣称“夫帝王岂有常哉，大禹出于西戎，文王生于东夷，顾惟德所授耳”，不久称帝。羯族人石勒建立后赵政权后，担心因东晋政权的存在而“书轨不一”，自己的正统地位得不到天下人的承认。对此，徐光劝慰说：“陛下既苞（包）括二都（即占据长安和洛阳），为（就是）中国帝王。”淝水战前苻坚在阐述攻打东晋的理由时说“帝王历数岂有常哉，顾惟德所授耳”；“非为地不广、人不足也，但思混一六合，以济苍生”。少数民族政权排定自己的五行历运，后赵承晋，为水德，前秦与前燕承赵，为木德，后秦承前秦，为火德，北魏建国时承秦，为土德。

——摘编自邓通《十六国胡族政权的正统意识与正统之争》等

材料二   按照中国史学的传统观念，某个王朝纂修前朝历史，就是对前朝具有正统性以及本朝是前朝法统继承者的承认。元朝自从议修辽、宋、金三史之始，围绕着纂修义例，即辽、宋、金三朝“正统性”的问题，展开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争论。一派主张，以辽、金为《北史》，宋太祖至靖康为《宋史》，建炎以后为《南宋史》。另一派则主张独尊宋为正统。元顺帝至正三年（1343年），下《修三史诏》，指出辽、宋、金三朝“为圣朝所取制度、典章、治乱、兴亡之由，恐因岁久散失。合遴选文臣、分史置局，纂修成书……垂鉴后世，做一代盛典”。两年后，修史工作大功告成，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辽史》《宋史》《金史》。这一撰史原则无疑更加符合五代辽宋金元时期多民族融合进一步发展的客观历史。

——摘编自江湄《元代“正统”之辨与史学思潮》

材料   王猛在辅佐前秦的过程中，不仅严明法纪，严厉打击中央权贵、地方豪强，而且还亲自领军打仗、东征西讨，为前秦扩张土地，为统一北方立下了汗马功劳。他还通过积极兴修水利、减租减息、修建梯田、改造盐碱地等措施鼓励农民耕作，保障了前秦的后勤储备。除此，王猛“整齐风俗，渐兴学校”，提倡儒学，以教化为本。前秦亦是设中央太学，建立各级地方学校，实践“以礼治国”的思想。王猛还重视人才的选拔，凡是有“殊才异行、孝友忠义、德业可称者”皆委以任用，如房旷、房默兄、韩胤、阳瑶等人皆是有才之人，都被王猛力荐为官。在一大批的人才之中，不但有汉族、氐族之人，亦有鲜卑、羌族等人。

——摘编自王新文《论王猛治国思想的特色》

材料一   南凉官员祠部郎中史暠对曰：“今取士拔才，必先弓马，文章学艺为无用之条。非所以来远人，垂不朽也。孔子曰：‘不学礼，无以立。’宜建学校，开庠序，选耆德硕儒以训胄子。”利鹿孤善之。

---摘编自《晋书·秃发利鹿孤载记知》

魏始建九品之制，三年一清定之，虽未尽弘美，亦缗绅之清律，人伦之明镜，从尔以来，遵用无改。先帝创临天下，黄纸再定，至于选举，铨为首格。

—摘编自《晋书·石季龙载记》

东晋太兴二年(319年)，勒伪称赵王…依春秋列国、汉初侯王每世称元，改称赵王元年。始建社稷，立宗庙，营东西宫。

—摘编自《晋书·石勒载记》

材料二   唐太宗对那些已被打败的少数民族地方政权的贵族及平民，放弃了一味残酷镇压掠夺财货，使之沦为奴婢的传统民族压迫方式。他做出了超越前人的业绩，能够以较平等的态度对待各族，加以安置。唐太宗也从隋亡的历史中汲取了深刻的教训，建立了大量的“羁縻府州”，具体办法是以各族首领为都督、刺史，子孙世袭、在本国内有自主权，对唐有朝贡及出兵助战的义务，谓之“羁縻州”，又在其间设了都护府，成为边庭与唐中间的纽带，代表唐行使主权，管理边防、行政及各族事务。 这样既不失之控制，又有一些“自治”的权力。 唐政权与北部少数民族政权间开辟了“参天可汗道”，这条大驿道的开通，无疑为各族带来了大大的便利，极大裨益于各族人民的经济文化生活。

---摘编自高守成《试析唐太宗的民族政策》

材料一曹操借鉴了汉代西域屯田的成功经验，于公元196年实行《置屯田令》。屯田采用军事化组织形式，主要分为军屯和民屯两种形式。民屯的劳动力主要来自流民，军屯的劳动力自然为军人。曹魏的屯田制主要目的是在尽量短的时间内生产充足的军粮，保证战争的需求。早期屯田是曹操应付北方地区统一战争的事业的一部分。司马氏掌握政权后，出于对屯田兵的担忧，最终废弃屯田。北魏太和年间，中国北方地区已经统一，但社会重新基本安定以后，流民返回故里时却发现土地已被别人占据。同时，在长时间的战乱里形成的坞堡（一种民间防卫性建筑，大约形成王莽天凤年间，当时北方大饥，社会动荡不安。富豪之家为求自保，纷纷构筑坞堡营壁）组织遍布北方地区，不仅占有大量耕地，而且隐匿户口，侵夺税利，严重损害了国家的利益。北魏实行均田制，一是为了将流动人口与荒芜土地对应起来，二是为了限制、消解战争中逐渐壮大起来的坞堡经济。

——摘编自宋文杰《北魏均田制与曹魏屯田制关系探讨》

材料二均田制的分配原则是按人口均等分配土地，农民在属于他们的土地上自由耕种，过着典型的小农经济生活。农民以向国家交付租调，体现着他们与封建国家的隶属关系。自北魏孝文帝太和九年（485年）下诏“均给天下民田”以后，均田制度相继为东西魏、北齐、北周及隋唐等封建王朝的统治者所采用，直到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年）两税法实施，均田制才退出历史舞台。均田制播扬海外，日本的班田、朝鲜的丁田，无不受其影响。这种封建土地制度是在拓跋族入主中原后出现的，它必然与拓跋族内部的社会经济发展有关，也与当时北部中国社会的经济、政治条件密切相联。

——摘编自薛振《论北魏均田制产生的社会原因》

材料一   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义中，曹操起于兖州，后屯兵积谷，招贤纳士，迎汉献帝， “挟天子以令诸侯”。到建安十二年（207年），曹操在北方基本完成统一大业。东汉末年，南方战乱相对较少，人口数量和经济地位与北方相比有所上升。孙权继父兄基业，聚集忠良豪杰，进据江东，知人善用，力求向外发展。曹操统一北方后，南下荆州，却被孙刘联军打败于赤壁。由于损失惨重，曹操一时难以再聚集重兵进行决战，只好任由南方处于独立状态。在此情况下，刘备借机向益州发展，并与孙权结盟共同对付曹操，三国鼎立局面得以形成。

——摘编自王恩涌、曹诗图《魏、蜀、吴三国时代的政治地理战略分析》

材料二   北魏前期，南北之间的战争最初属于边境冲突。至北魏孝文帝迁都改制，统治重心移至中原，北魏政权也向中原式王朝迈进，北魏在与南朝通使中注重文物典制的输入，南北朝的冲突向统一战争转变。北魏分裂后，步入后三国时代。东魏为全力与西魏争胜，积极促成与萧梁聘使相通，并争取使后者断绝与西魏的交往。而在东魏与萧梁的频繁往来中，双方均自居正统并交锋激烈。南北朝后期三国鼎立时，北方关中、关东和江南三大地域出现了向心力与文化认同。

——摘编自姚宏杰《南北朝时期南北政治关系研究》

材料   魏晋南北朝时期，少数民族中“渐慕诸夏之风”者不在少数，后赵（羯族建立）“续定九品”“典定士族”，前秦（氐族建立）“优礼耆老，修尚儒学”，前燕（鲜卑族建立）“教以农桑，法制，同于上国”。前赵（匈奴族建立）的建立者刘曜致力于儒学普及，“立大学于长乐宫东，小学于未央宫西，简百姓年二十五以下十三以上神志可教者千五百人，选朝贤宿儒明经敦笃学以教之”；后秦（羌族建立）继承前秦，“学者咸劝，儒风盛焉”。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整合，汉族也肯定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汉族，谁也无法否认隋唐时期的北方地区汉族，经过了传统意义上的汉族与北方民族之间融合而新生。

——摘编自胡玉春《魏晋南北朝北方民族关系的特点》

材料   秦汉以来，官员都享有俸禄；十六国以后，各少数民族政权多把俸禄“废而不用”。北魏初期，百官没有俸禄，“唯取给于民”，官吏们“竞为聚敛”“不思利民之道”。太和八年（公元484年），冯太后实行班禄，即给百官俸禄。“诸宰人之官，各随近给公田，刺史十五顷，太守十顷，诏中别驾各八顷，县令郡丞六顷”，另又规定每户增收三匹帛、二石九斗粮作为官吏之禄。同时颁行新法律，“义赃一匹，枉法无多少，皆死”。法律颁行之后，皇亲国戚如淮南王拓跋佗就奏言恢复“旧断禄”，冯太后仍然在当年秋天处死了犯赃地方大员四十多人，官场出现“受禄者无不跼蹐，赇赂殆绝”的新气象。这一改革成为孝文帝改革的切入点，为隋唐官吏享有职分田构建了雏形。

——摘编自顾奎相、陈浣《中国古代改革史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