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在不少中古传统的典籍中，比较简要记录了中国通向西方的陆上丝绸之路，但对于一些道路的细节，则缺少记载。1974年出土的一枚王莽时期的《传置道里簿》木牍，上面记录了长安到张掖郡氐池的20个置之间的里程，巧合的是，1990年出土的一枚《传置道里簿》木牍，记录了武威郡仓松到敦煌郡渊泉间12个置之间的里程；两相结合，正可以复原西汉时期从长安到敦煌的驿道和驿站设置情况。我们知道出土文献都是极其偶然留存下来的残篇断简，但我们可以根据这些残简来举一反三地理解历史的真实情境。

——摘编自荣新江《出土文献所见丝绸之路概说》

材料二唐朝将安西都护府移驻龟兹后，在西域地区设置羁縻府州、建立镇戍守捉等军事防御体系，而连接这些府州、镇戍的道路，就是具有法令意义的“官道”或叫“驿路”了。按唐制，官道上三十里置一驿，非通途大道则立馆。当地出土文书记载的馆驿名称以及与馆驿有关的赋税记录，证明了唐安西四镇地区馆驿的广泛存在。唐朝的馆驿是当时西域地区最小的行政单位，它和烽铺往往同设在一处，所以兼有防御和交通功用。唐朝以安西为中心的驿路系统的开通，以及馆驿制度在西域地区的建立，成为唐朝军政人员、公文、物资往来的途径与支撑，同时也为丝绸之路上兴贩贸易的商人，提供了有安全保障的通畅道路。

——摘编自荣新江《唐代安西都护府与丝绸之路——以吐鲁番出土文书为中心》

材料   随着所属民族越来越多，唐太宗积极慎重地采取了若干措施。在各族聚居区“列置州县，其大者为都督府，以其首领为都督、刺史，皆得世袭”。各族官员在待遇地位上则更无薄厚之分，不搞什么重汉轻蕃。一般保留各族内部的社会组织或同新的行政机构结合并存，于阗、龟兹等地保留国王称号，突厥、回纥首领仍称可汗等，唐太宗给他们下诏时也自称皇帝天可汗。吐谷浑一再骚扰边州并扣留中央代表，太宗竟先后十次派人"谕以祸福"，直到最后不得已才派兵予以平定。特别是十多万突厥人安居塞上各地，与汉人一起耕牧近十年之久，相互间结利深情厚谊。以至要离开这里时，多怀依恋之情"不肯出塞"。

——摘编自《唐太宗与贞观之治论集》

材料   唐时，面对分布广泛的少数民族，唐太宗采取了不同的民族政策。他通过军事征伐大败突厥并使之内附，平定吐谷浑并助其复国，平定高昌、焉耆及在西域具有较大影响的龟兹，“龟兹平，西域震骇”。同时与吐蕃通过和亲实现了较长时间的和平相处，并设置一系列的都督府，由少数民族各部酋长对本族进行统治，这使得统一稳定的局面基本上形成。……唐太宗的民族政策，虽也是处于封建社会中统治者的一种羁縻政策，以扩大自己的统治基础，但它不是限制，而是有意加强民族间的交往与联系。给予少数民族首领以优待，封官进爵，并且给予其部族以优惠的安置，进而削弱民族隔阂，最终实现同化的目的；同时通过民族间的经济联系与贸易往来，在民族交往中实现多元发展。

——摘编自田小飞、王延庆《唐太宗的民族政策及民族观》

材料   东突厥灭亡后，唐朝对于前来的东突厥贵族、酋长，多任为中郎将、将军等高官，“突厥高官布列朝廷”，五品以上官员达一百多人，数额“与朝士相半”，待遇与汉官相等。颉利可汗战败后，贞观四年（630年）定襄公主嫁于阿史那忠；贞观十年（636年）衡阳公主嫁于阿史那社尔。贞观二十一年（647年），龟兹国“浸失臣礼，侵渔邻国”唐太宗命右骁卫大将军契苾何力、左骁卫大将军阿史那社尔领军联合突厥、吐谷浑等兵力讨伐。

——摘编自朱敬玮《唐与东突厥关系探析》

材料一　始皇二十五年（公元前222年），秦将王翦平定楚江南地，降服居于浙江一带的越族，于其地置会稽郡。同时，命尉屠睢率五十万大军，分五路南下：一路出余干之水东进，征服闽越及东瓯，于其地置南海、桂林、象郡。……又迁徙五十万人戍守五岭，与越人杂居共处。南方新置郡县后，遣大量逃亡者、奴仆、商人、罪犯去充实戍守。

——摘编自杨洪贵《秦始皇移民政策的政治功能》

材料二　（唐太宗击败突厥后，曾与大臣反复讨论过对他们的政策，最后，唐太宗采纳了温彦博的建议）自幽州至灵州，置顺、祐、化、长四州都督府以处之，其人居长安者近且万家。自突厥颉利破后，诸部落首领来降者，皆拜将军中郎将，布列朝廷，五品已上百余人，殆与朝士相半。

——摘编自《贞观政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