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在冷兵器时代，相对先进的农业民族，其军队并不比游牧民族强悍，往往是游牧民族军队更具攻击力。长城关城相连，烽火相通，居高临下的优势，可以消耗、迟滞敌军，也可作为反攻的基地，故长城对于防御游牧民族的进攻，在战术上是成功的。

长城在政治意识和军事战略上功不可没。长城既是军事防御线，也是地理上的农牧业的分界线。长城体现着文化多样性和众志成城的民族气节。

长城不仅有益于农业民族，亦有益于游牧民族。长城阻挡了游牧民族南下，减少了南北民族间的杀伐。民族间物质交流纳入和平有序的轨道。在“互市”贸易中，中原的铁器、丝绸等产品，交换北方的牛、马、皮货等，经济文化交流在长城关口处友好、公平的进行，对南北民族的社会发展都有积极的作用。

——摘编自蓝勇《中国历史地理》等

材料二   “李唐起自西陲，历事周隋，不唯政制多袭前代之旧，一切文物亦复不间华夷，兼收并蓄。”北朝的胡人君主，都有大单于和中国皇帝的双重身份。唐太宗继承了同样的传统，一身兼中国大皇帝和草原上天可汗。在“回绘以南，突厥以北”有特辟的交通路线引向长安，号称“参天可汗道”。唐朝周边的许多地区实际上仍由原来地方族群的领袖管理，他们有“大都督”“大都护”这一类的名称，甚至还加上唐室中央政府的官衔。

华夏之名在西周已经出现，它成为中原主体居民的总称，四邻的夷、蛮、戎、狄等民族被华夏族概称为“夷”。到春秋时期，四夷的势力有增无减，并且进一步向中原地区发展。华夏和夷狄虽有冲突，但就种族、血缘而言，则华夷往往存在联系。以婚姻为例，双方通婚的材料见于史载者颇多，如晋文公之母为戎女，其妻亦为狄女。在长期杂居、邻居的过程中，发达的华夏文明对戎狄蛮夷产生了很大影响，戎狄蛮夷的文化也进一步丰富了华夏文明。到春秋、战国之交，进入中原的戎狄诸部绝大部分已融入华夏族当中，曾以蛮自居的楚国也渐不再被视为蛮夷。春秋战国，华夏族吸收了大量新鲜血液，成为更加稳定和分布更广泛的族群，最终到秦以后形成了统一而有持久生命力的汉民族。

——摘编自张帆《中国古代简史》

唐太宗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他认为“汉武帝穷兵三十余年，疲敝中国，所获无几；岂如今日绥之以德，使穷发之地尽为编户乎！”他认识到武力征服并不是解决民族问题的长久之计，以文德怀柔与抚恤为主，以威服和战争为辅。一旦战争胜利则主动和解，甚至不惜实行“和亲”政策，以达到“四海升平，天下一家”的目的。通过联姻的方式，怀化对方，增进民族情感，平息战争，推动民族交融。

——摘编自李少玉《浅谈唐太宗治国理念里的和谐意识》

材料一 突厥既亡，……其降唐者尚十万口，诏群臣议区处之宜。朝士多言：“宜悉徙之河南兖、豫之间，分其种落，散居州县，教之耕织，可以化胡虏为农民，永空塞北之地。”……礼部侍郎李百药以为：“突厥虽云一国，然其种类区分，各有酋帅。今宜因其离散，各即本部署为君长，不相臣属，国分则弱而宜制，……必不能抗衡中国。”……（温）彦博以为：“全其部落，顺其土俗，以实空虚之地，使为中国捍蔽，策之善者也。授以生业，教之礼义，数年之后，悉为吾民。选其酋长，使入宿卫，畏威怀德，何后患之有。”上卒用彦博策，处突厥降众。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

材料二 上卒用彦博策，处突厥降众，东自幽州，西至灵州，分突利故所统之地，置顺、祐、化、长四州都督府；又分颉利之地为六州，左置定襄都督府，右置云中都督府，以统其众。五月，辛末，以突利为顺州都督，使帅其部落之官。上戒之曰：“……今命尔为都督，尔宜善守中国法，勿相侵掠，非徒欲中国久安，亦使尔宗族永全也。”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