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礼乐制度文化得到重建 | B．儒学思想走向了世俗化 |
| C．纲常伦理体系日益完善 | D．国家管理能力得到提升 |
材料一 “教化”一词在董仲舒著作中出现频率很高。他指出：“凡以教化不立而万民不正也。……古之王者明于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并反复强调：“今万民之性，待外教然后能善。”“天下所未和平者，天子之教化不政也。”“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春秋之所治，人与我也。所以治人与我者，仁与义也。以仁安人，以义正我。”“不养士而欲求贤，譬犹不（琢）玉而求文采也”，而“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
——摘编自朱人求《董仲舒教化哲学研究》
材料二 “二程”关注国家前途，强调“帝王之道，教化为本”，多次直言上疏，用自己的思想学说影响皇帝，提出“格君心之非”“王道治国”等一系列政治举措和治理模式。程颢认为“得贤才为本”，请求皇帝兴办学校。在官吏的德才关系问题上，“二程”强调修己之道，以德为先。程颐呼吁要将“宽赋役”“劝农桑”等措施作为重民保民、治理天下的要务，实现富裕的同时才能进行道德教化。还提出了“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婚姻妇女观。程颐指出，圣人虽然崇尚道德教化，但是也不能轻视刑罚的作用，应该在先有刑罚的基础上进行德化。
——摘编自丁静《二程教化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董仲舒教化思想提出的背景。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董仲舒与“二程”教化思想的相同之处，并简评“二程”教化思想。
材料一 汉武帝即位之初，就诏令中央和地方行政长官“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董仲舒、公孙弘等儒家饱学之士脱颖而出。“仲舒请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之。于是罢黜百家，用儒术。”实行以儒术取士的察举制度，以才学、德行为基本要求，《汉书·儒林传》载“公孙弘以治《春秋》为丞相，封侯，天下学士靡然乡（向）风矣”。朝廷置《五经》博士，兴太学，立博士弟子员。武帝强调“古之立孝，乡里以齿，朝廷以爵，扶世导民，莫善于德。”崇尚孝道，以仁义道德“扶世导民”。儒家倡导的忠义孝悌等伦理，成为民众日常行为的规范。同时，汉武帝时期增修法律律令；刑罚也越来越严厉。德治与法治彼此促进、相辅相成。
———据王惠英《论汉武帝的治国方略》等
（1）根据材料一，归纳汉武帝治国方略的特点。
材料二 下面是秦汉时期出现较多的词汇：
秦半两钱 蒙恬 汉承秦制 郡县制 西域都护 盐铁官营 张骞凿空 刺史 编户齐民 田庄 五铢钱 大秦王安敦 霍去病 甘英 文景之治 “推恩令” 丝绸之路
（2）请从材料二中提取三个关联密切的词语，提炼一个主题，展开论述。（10分，要求：主题正确，史论结合，论证充分，逻辑清晰。）
材料一 儒学的兴起，是有其必然之势的，并非偶然之事。因为改正制度，兴起教化，非儒家莫能为。武帝即位时，年仅十六，成童未几，安知儒学为何事？所以与其说汉武帝提倡儒学，倒不如说儒学在当时，自有兴盛之势，武帝特顺着潮流而行。
——摘编自吕思勉著《吕著中国通史》上册
材料二 宋王朝建立之后，对民间文化的发展、对经济事业、对社会生活等方面，都没有过多的干预，从而形成了一种比较宽松的社会环境。这样的环境，为士大夫群体力量的形成，为士大夫参政议政和学术创造力的发挥，提供了适宜的外在条件。……说到宋代的学术成就的时候，我们经常会说到“新儒学”。其实新儒学并没有什么新的儒家经典，所谓“新”，是指它对既有儒家经典的新阐释。这样的新阐释，是建立在中唐以来学术发展的基础上的。在唐代，很多儒学家反对佛学的教义，但是整体来说，那个时候儒家的力量并不足以和佛学抗衡。而发展到宋代，以禅宗为代表的佛学思想，以及道家的一些观念，被儒家学者吸纳，融会贯通。一方面，儒、释、道之间有排斥、有辩驳；另一方面，也有吸纳。在这样的前提下形成的新儒学，其代表人物是格局更加宏大、知识更加渊博的一批精英人物。
——摘编自许宏、刘国忠等编著《中国通史大师课》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西汉儒学出现“兴盛之势”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代“新儒学”形成的社会背景。
(3)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中国古代儒学发展的认识。
材料一 《淮南子》对孔子形象有相当程度的转化和建构，主要有三种倾向：褒扬孔子、批评孔子和改造孔子。褒扬的较多，批评的较少，改造的目的则是将孔子塑造成为道家的代言人。《淮南子》的孔子形象，既是时代发展的产物，也同西汉初期社会思潮有密切联系。通过对比《淮南子》与先秦诸子的孔子形象，发现他们有同有异，其中展示了学术思想从百家争鸣到融合会通的趋势。
——摘编自秦晓《转化与建构：<淮南子>中的孔子形象》
材料二 《史纪》共一百三十篇，其中世家三十篇。可立为世家者，皆是能够辅助君主之臣。孔子尝于鲁国出仕，但未为周臣，然其匡正乱世之心，天下乱臣贼子惧焉，当属辅弼股肱之臣。置孔子于世家，在其整理旧籍，使后世学者能有所宗。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天下君主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然其世系井然，至汉尤存，传十余世，代有贤哲，故为世家。
——摘编自潘铭基《论司马迁对孔子生平之考证》
(1)据材料一，指出学术思想的变化趋势，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将孔子塑造成为道家的代言人”的理由。
(2)据材料二，概括司马迁将孔子列为“世家”的依据，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汉代“圣化”孔子的主要原因。
材料一 德国哲学家雅思贝尔斯指出在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在中国历史上最为漫长的政治动荡、分裂混战时期，但同时亦为中国历史上少有的精神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时代。在中国诞生了孔子和老子，中国哲学的各个派别的兴起，这是墨子、庄子以及无数其他人的时代。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概括这一时代中国文化大发展的社会背景。
材料二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为了中央集权寻找意识形态的支撑。运用政权力量控制意识形态,其实是法家的发明，商鞅、韩非、李斯都精于此道，秦始皇根据他们的理论，用“焚书坑儒”的手段控制意识形态,并不成功。汉武帝用功名利禄来引诱士人——只有精通儒家经学才可以进入仕途，把士人的聪明才智束缚于儒家经学之中，专注于诠释章句。他的这套衣钵，为后来很多治国者所继承。
——樊树志《国史十六讲》
(2)依据材料和所学知识，分析汉武帝和秦始皇控制意识形态的相同与不同之处。
材料三 且叹夫百余年以来之为学者……置四海之困穷不言……以无本之人，而讲空虚之学，无见其从事于圣人而去之弥远也。“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顾炎武
人类最初处于原始的“自然状态”，在这个时间，不存在私有制和不平等，私有制使人与人之间产生不平等，国家是因订立契约而产生，人民是制订契约的主体，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君主不能高于法律。
——卢梭
(3)依据材料结合所学，概括二者的思想观点，并说明二者对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影响
材料一 吾国古代之士，皆武士也，然亦有库、序、学、校以教之。士为低级之贵族，居于国中（即都城中），有统驭平民之权利，亦有执干戈以卫社稷之义务，……其时士皆有勇，国有戎事则奋身而起，不避危难，文、武人才初未尝界而为二也。自孔子殁，门弟子辗转相传，渐倾向于内心之修养而不以习武事为急，……故大部分人皆趋重于知识、能力之获得，盖战国时有才之平民皆得自呈其能于列国君、相，于是武士乃蜕化而为文士。然战国时，士不但不能废武事，其慷慨赴死之精神且有甚于春秋。彼辈自成一集团，不与文士混。以两集团之对立而有新名词出焉：文者谓之“儒”，武者谓之“侠”，儒重名誉，侠重义气。……古代文、武兼包之士至是分歧为二……儒侠对立，若分泾、渭，自战国以迄西汉殆历五百年。……及汉代统一既久，而游侠犹不驯难制，则惟有执而戮之耳，故景帝诛周庸，武帝族郭解，而侠遂衰；举贤良，立博士，而儒益盛。……范晔作史，不传游侠，知东汉而后遂无闻矣。
——摘编自（美）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
材料二 在12和13世纪，骑士的道德标准和生活方式变得文明起来。随着封建诸侯权力的强化，诸侯们能够在更大程度上维持领地的秩序；而更加安逸的生活也许会降低一个人的野蛮程度，骑士精神逐渐形成。一个骑士俘获另一个骑士后，不再给他戴上镣铐、投入地牢，直到家族和陪臣付钱赎回，相反，俘虏被待若上宾。12世纪中叶，任何体面的骑士都会给敌手一个穿盔戴甲的机会，然后再发动攻击。12世纪末，许多骑士不再承认他们为利益而战，他们仅仅为荣誉而战。12世纪对武士行为的另一个重要影响来自一种对妇女在封建社会中的作用的新的强调。这部分由于教会的影响，部分由于新风行的骑士爱情。教会教导妇女要臣服于丈夫，但它一直倡导尊重妇女，对妇女要温文尔雅。然而，骑士爱情对中世纪社会的影响完全不同于教会。它的中心原则是，如果一个骑士献身于侍奉一位女士通常是有夫之妇对她百依百顺、爱慕备至，他就会最有效地赢得声誉。
——摘编自（美）布莱恩·蒂尔尼/西德尼·佩因特著《西欧中世纪史》第七版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从春秋到东汉“士”的主要变化，并分析造成这些变化的历史背景。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世纪晚期骑士精神形成的原因，并概括骑士精神对欧洲社会产生的影响。
材料一 从边疆思想的层面来说，汉承秦大一统之后，当时的疆域已经远远超过《春秋》时代之所谓华夏；在中国范围之内，事实上只有地方性而不复有种族性的问题。董仲舒提出“王者爱及四夷”的理想，欲泯除华夷之辨，并认为“有大子在，诸侯不得专地，不得专封，不得专执天子之大夫，不得舞天子之乐，不得致天子之恩不得适天子之贵。”这是其边疆观念的理论基础，与汉武帝的政治需求有着高度契合。董仲舒认为，与君之“无为”相应，臣者则应“有为”，把黄老的“无为”思想融合于其儒学体系之中，并以其阐述治国与君臣之道，提倡君道无为与臣道无为，最终把“无为”理想在政治上的实践归结为“君无为而臣有为”。他在《春秋繁露·服制象》中说道“我文德为贵而威武为下，此天下之所以永全也。”新儒学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开放性和进取性，汉武帝之世宏大边疆恩退体系的建构也因此具有了明确的指导精神。
——摘编自袁宝龙《秦汉新儒学转向与汉武帝边疆思想体系的构建》
材料二 在历史变革的背景下，民族主义思潮由西方涌入中国。孙中山等先行者关于民族兰义有相对进步的认识，提出五族共和的思想，因而国民政府统治时期传统“尊夏贱更”“首崇满洲”的意识也有所改变。南京国民政府颁布《改正西南少数民族命名表》中规定，凡过去少数民族名称中之虫、兽、鸟及反犬旁，一律须改为人字旁。在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大一统国家思想根深蒂固，因而南京国民政府也重视维护国家主权与国防建设。一些民族主义者深切感受到唯有国家和边疆富强，边疆各民族提高教育文化水平，摆脱旧观念的束缚，边疆危机方能消除，中国才能自立自强。因此，南京国民政府从上至下组织了大规模的边疆民族状况调查，以重新认识边疆民族的社会状况和发展需求。此外，还在西南各省先后设置了边政管理机构，制定和推行了一些旨在增强边疆民族自治能力、发展边疆经济文化事业的政策。
——摘编自马玉华《论国民政府对西南边疆及边疆民族的治理》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董仲舒新儒学的边疆治理思想的特点及对汉武帝边疆思想体系构建的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民族主义思潮影响下国民政府边疆治理的举措。
(3)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董仲舒新儒学的边疆治理思想和近代民族主义思潮对边疆治理的共同作用。
材料一 孔子将西周礼乐教化的伦理内容扩大到人伦关系的各个方面，提出“有教无类”的全民教育思想；将西周以来礼乐演变的主流由礼乐政治化转向为礼乐的伦理化。在礼乐的长期潜移默化下，将社会所赋予的这种人之应然言行内化为道德伦理的自觉意识乃至伦理习性的自然养成；“礼”最终达成浑然一体的人之本然的道德伦理情感的“仁”。
——摘编自闫春新《<论语>礼乐思想新探》
材料二 儒法两家思想都有不足，只有儒法融合发展，才能克服彼此缺陷。如果没有法家，儒家不能完成结构化和组织化，无法实现对基层社会的动员，无法在大争之世自我强化。但如果没有儒家，法家将变成僵化的制度，其威权体系只是完全标准化、垂直化、同质化的执行体系，而儒家则有灵活、包容性的调节空间。经过秦朝速亡的教训，汉初实行黄老思想，汉武帝时董仲舒对儒法融合改造，提出德法并用、德主刑辅的治国策略，礼法文明开始取代礼乐文明占主导地位。
——摘编自潘岳《战国与希腊：中西方的“文化隔阂”源于哪里？》
(1)根据材料一，概括孔子所倡导的礼乐制度的内容。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礼法文明取代礼乐文明的原因及礼法文明形成的积极意义。
材料一 董仲舒根据时代需求，以先秦孔、孟、荀儒家的思想为主导，吸纳了道家、法家、阴阳家、名家、墨家诸家的思想，以性善情恶的人性论为基础，大力推行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价值观教化，形成了适应当时国情民性的新型价值系统。汉宣帝自称的“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既是刘汉王朝的内心直白，也是对董仲舒构建礼法合用治国模式的肯定。
——摘编自李宗桂《董仲舒思想历史作用之我见》
材料二 佛道理论的精细化充分暴露了儒学的内在弱点。如何完善自身以及重回学术的至高地位，这成为儒学必须要完成的重要使命。朱熹认为“释、老之书极有高妙者，句句与自家个同”，而现存的礼书对古礼删削颇为有限，难以通行至民间。有感于此，朱熹便以司马光的《书仪》为底本，复加删削，成《朱子家礼》一书。
——摘编自楼含松《中国历代家训集成》
材料三 顾炎武作为先锋性的代表人物反对“空谈之学”，力倡以“修已治人之实学”取代“明心见性之空言”，主张“文须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顾炎武主张人的内在本质即为“人道”，“人各有私”，“有私常情”。在顾炎武看来，“公而无私，此后代之美言，非先王之至训”。
——摘编自许苏明《顾炎武评传》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述董仲舒思想的历史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与董仲舒儒学相比，朱熹理学的特点。
(3)根据材料三，概括顾炎武的思想，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顾炎武思想形成的历史背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