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古典”指以“六经”为代表的先秦典籍。《史记》太史公曰：“书缺有间矣。”唐司马贞解释说：“言古典残缺有年栽，故曰有间。”《后汉书》称孝明皇帝“垂情古典，游意经艺……正坐自讲，诸儒并听”。
有学者提出，对“中国古典”的学术研究可称为“中国古典学”，它至少涵盖三个层面。其一，商周文献、诸子之学、秦汉典籍，以《汉书·艺文志》中所列六类书目为代表。其二，与典籍相关的文字学，如陶玉石器上的刻划文字、甲骨文、金文、简帛文字、两汉今古文以及相关的音韵学、训诂学，以汉代的《尔雅》《释名》《说文解字》为代表。其三，以传世经典与文字资料为线索，充分利用考古资料，统合研究“中国古典”，如古代文明、思想文化、学术史研究等。
有西方学者认为，从西周到魏晋时期为中华文明的“古典时代”。进入古典时代后，技术发展使得农业和整个文明的扩展速度与强度都大大超越过去。秦汉帝国确立了其后中华文明发展的基本要素。该文明要素的结构不仅包括庞大官僚体系和国内服务系统，还包括把这个广大的文明连接起来的道路和运河，支持着农业基础的灌溉网络，以及保护中国内地免于游牧民族袭扰的庞大的边墙。正如这些成就所表明的，中华文明是全部人类历史上最具创造力和影响力的文明之一。
——摘编自《百年考古推动中国古典学步入黄金时代》《全球文明史》等
(1)根据材料，概括“中国古典学”的研究对象。(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中国在“古典时代”的开创性贡献。
材料 秦末农民起义冲垮了秦的残暴统治，破坏了社会经济。战乱中，农民大量流亡异乡，穷苦百姓更是缺衣少食。西汉王朝初年，“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在丞相曹参的倡导下，“黄老无为”思想受到朝廷内外的崇尚，并为文帝和景帝所取法。文帝屡诫百官守令劝课农桑，曾一度诏免田租。他在位的23年中，宫室苑囿、车骑服御之物都没有增添。景帝时，把男子17岁开始为官府提供徭役改为20岁。文景时期，废除了伤残人体的肉刑，各级执法官断狱从轻，不滥用刑罚。但文帝和景帝片面强调“黄老无为”的思想，对诸侯王的纵容，使王国势力凌驾朝廷，对商贾豪民兼并农民、骄横不法等问题态度暧昧。朝廷对铸币权时弛时收，“民多奸铸”的问题严重。汉武帝即位后，欲图振作，武帝首先在思想领域打破黄老无为思想占支配地位的局面，大力提倡董仲舒的新儒学，从官学中排斥儒家以外的诸子百家之言。汉武帝把全国划分为十三州部，派刺史代表中央巡视所部郡国，督查强宗豪右，也可以监督诸侯王。汉武帝任用的大批官吏如张汤、王舒温等都以用法酷深令人谈虎色变。如王舒温杀河内豪强，竟株连千余家，大多是无辜百姓。
——《中国古代史》
(1)据材料，概括汉初“黄老无为”思想盛行的时代背景。归纳文景时期推行“黄老无为”思想的表现。
(2)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汉武帝针对无为而治出现的问题采取了哪些措施，并简析这些措施的影响。
材料一 虢国墓地多选在依山傍水的高平之地，背山而河，远山遥树，视野开阔。墓地多实行族葬制(聚族而葬的埋葬制度)。墓区坐落有致，界限分明，一条界沟将国君与其他贵族、平民分开。墓室大致分为六等，第一等均为国君墓，墓穴深度在11米以上，出土精美文物在3000件以上，有青铜礼乐器、鼎、兵器、玉面罩、玉配件等；第二等均为太子墓，墓穴深10米以上，出土文物近千件，其中列鼎7件，无配鼎，有青铜礼乐器。 ……第六等墓穴埋藏浅，陪葬品很少，无青铜铜器。虢国墓地的发现，为周代考古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填补了中国西周考古史上的空白。
——摘编自齐斌《从虢国墓地谈西周时期丧葬特点与社会关系》
材料二 汉武帝之孙刘贺墓中出土各类文物达一万余件，真实再现了西汉时期高级贵族的豪奢生活，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出土黄金数量突破400件，总重量在115公斤以上。其中四件金饼上题记：“南藩海昏侯臣贺元康三年酎金(酎金：汉代诸侯献给朝廷供祭祀之用的贡金)一斤”。出土的五铢钱总数约200万枚。在东藏椁内，出土了铜籍田鼎和铜籍田灯各一件(籍田：春耕之前，天子率诸侯亲自耕田的典礼，意在“祈年”和“劝农)。在出土竹简中，发现了《论语》《易经》《礼记》等多种儒家经典。另外，还发现了中国最早的孔子像。
——摘编自信立祥《西汉废帝、海昏侯刘贺墓考古发掘的价值及意义略论》
(1)根据材料一，归纳西周虢国墓葬文化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西汉刘贺墓反映的时代特征。综合上述材料，说明墓葬考古的价值。
| A．礼乐制度文化得到重建 | B．儒学思想走向了世俗化 |
| C．纲常伦理体系日益完善 | D．国家管理能力得到提升 |
材料一 “教化”一词在董仲舒著作中出现频率很高。他指出：“凡以教化不立而万民不正也。……古之王者明于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并反复强调：“今万民之性，待外教然后能善。”“天下所未和平者，天子之教化不政也。”“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春秋之所治，人与我也。所以治人与我者，仁与义也。以仁安人，以义正我。”“不养士而欲求贤，譬犹不（琢）玉而求文采也”，而“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
——摘编自朱人求《董仲舒教化哲学研究》
材料二 “二程”关注国家前途，强调“帝王之道，教化为本”，多次直言上疏，用自己的思想学说影响皇帝，提出“格君心之非”“王道治国”等一系列政治举措和治理模式。程颢认为“得贤才为本”，请求皇帝兴办学校。在官吏的德才关系问题上，“二程”强调修己之道，以德为先。程颐呼吁要将“宽赋役”“劝农桑”等措施作为重民保民、治理天下的要务，实现富裕的同时才能进行道德教化。还提出了“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婚姻妇女观。程颐指出，圣人虽然崇尚道德教化，但是也不能轻视刑罚的作用，应该在先有刑罚的基础上进行德化。
——摘编自丁静《二程教化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董仲舒教化思想提出的背景。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董仲舒与“二程”教化思想的相同之处，并简评“二程”教化思想。
材料一 汉武帝即位后致力实行包括政治、文化、思想、民族在内的真正“大一统”。对“大一统”理论体系的构建，董仲舒可谓居功至伟，董仲舒曾言：“《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司马迁的《史记》中也阐释了“圣王同祖”“华夷共祖”的社会理想，注重华夏民族的共同体意识。有了理论依据后，汉武帝就以实际行动外事四夷。
——摘编自邹国力李禹阶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探源：以西汉武帝时期族群整合为研究对象》
材料二 四守之内莫不为郡县，四夷八蛮威来贡职，与天无极，人民蕃息，天禄永得。
——(汉武帝泰山封禅)泰山石刻文
孝武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盗贼，其所以异于秦始皇者无几矣。
——(北宋) 司马光《资治通鉴》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汉武帝时“大一统”理论体系的内涵并简述汉武帝“外事四夷”的主要表现。(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汉武帝“外事四夷”的影响。
材料一 春秋战国时期，文教事业随着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变革而变革。受奴隶主贵族垄断的“学在官府”教育逐渐走向没落。流散在四方的王官为了养家糊口，只有出卖知识。而没落的贵族子弟、新涌出来的新兴地主分子和挣脱枷锁的自由民，又迫切需要学习文化知识。二者的结合加速了“学在四夷”格局的形成。此外，儒、墨、道、法等学派思想家为宣传学说，也纷纷聚徒讲学。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文教发展史上第一次质的飞跃，其重大意义不可低估。
——摘编自张传燧朱璋龙《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四次重大变革及其启示》
材料二 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武帝置《五经》博士，后又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标志着太学教育的正式开始。此后西汉诸帝继续推行太学教育，至成帝末年，太学生员一度增加到三千人。因博士数量及博士弟子员数额有限，私授儒学的现象在汉代也是蔚然成风绝大多数的授业者都会被朝廷或地方官府延请聘用。此外，很多经学出身的官员退隐后，也会把教授儒学作为自己闲居生活的一部分。正如阎步克说：“汉代民间私学之地位并不低于太学。”
——摘编自孙立涛《汉代儒学教育模式与儒生成长之特点》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春秋战国时期文教发展的特点，并简述其影响。(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相较于春秋战国时期，汉代文教事业发展的不同之处，并分析其原因。
材料一 两汉时期，无论是官办的中央、地方各级学校，还是个人招收门徒的私学教育，在数量、规模等各方面不断发展，都呈现出繁荣的景象。东汉时，私学达四十余家之多，其中弟子千人以上者十三家，万人以上者二家。《后汉书·儒林传》记载：“自光武中年以后，干戈稍戢，专事经学，自是其风世笃焉。”
——摘编自郭炳洁《汉代学校教育发展的原因探析》
材料二 书院在中国古代特别是两宋教育史上占有重要位置，在普及文化知识、提高社会整体教育水平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北宋前期的书院多为私学，至南宋前期，杨时、胡安国等理学大儒倚重书院讲学，传播学派思想。南宋中期是理学书院兴盛时期，书院兴建的数量多，影响范围广泛，各种规章制度逐渐完善。南宋后期，理学书院教育模式被官方采纳，书院多被纳入官办地方教育组成部分，书院教师也多由朝廷选派正式官员担任。此外，宋代书院还创立了书院会讲制度，这是宋代书院的重要创新，大大活跃了书院的学术空气。
——摘编自王晓龙、司学红《宋代书院教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两汉时期学校教育呈现繁荣景象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代书院教育的主要特征。
材料一 汉朝建立六十多年以来，标榜的“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已不合时宜。武帝即位诏举贤良之，董仲舒提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罢黜百家，独儒术”；认为天有阴阳，人也有阴阳，“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新阳而疏阴”，所以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均出自天意，不可变更。其思想深得汉武帝赏识。孔子修订的《诗》《书》《礼》《易》《春秋》被统治者尊为“五经”，被定为“法典”，传经和注经之学成为专门学问。从此儒学成为汉代文化思想的主流。
——摘编自王新婷、金鸣娟、姚晚霞编著《中国传统文化概论》
材料二 有学者总结出“需要-竞争-选择”这么一条发展脉络：社会首先提出理论需要。社会务阶层根据这一需要作出反应，由于各阶层利益的不同，形成不同的理论认识，而各种理论认识通过社会满意程度来反馈，从而实现理论的选择。但我们认为，如果再考虑到历史机遇问题，即“需要-竞争-机遇-选择”，或许会更全面一些。偶然的机遇决定了当时的社会选择，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传播，并很快发展为社会的主流思想之一、
——摘编自张洪波、葛善泽《五四前后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能在中国迅速传播？》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汉武帝时儒学呈现出的新特征。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与汉代儒学相比，马克思主义成为主流思想的独特“机遇”。
材料一 《淮南子》对孔子形象有相当程度的转化和建构，主要有三种倾向：褒扬孔子、批评孔子和改造孔子。褒扬的较多，批评的较少，改造的目的则是将孔子塑造成为道家的代言人。《淮南子》的孔子形象，既是时代发展的产物，也同西汉初期社会思潮有密切联系。通过对比《淮南子》与先秦诸子的孔子形象，发现他们有同有异，其中展示了学术思想从百家争鸣到融合会通的趋势。
——摘编自秦晓《转化与建构：<淮南子>中的孔子形象》
材料二 《史纪》共一百三十篇，其中世家三十篇。可立为世家者，皆是能够辅助君主之臣。孔子尝于鲁国出仕，但未为周臣，然其匡正乱世之心，天下乱臣贼子惧焉，当属辅弼股肱之臣。置孔子于世家，在其整理旧籍，使后世学者能有所宗。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天下君主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然其世系井然，至汉尤存，传十余世，代有贤哲，故为世家。
——摘编自潘铭基《论司马迁对孔子生平之考证》
(1)据材料一，指出学术思想的变化趋势，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将孔子塑造成为道家的代言人”的理由。
(2)据材料二，概括司马迁将孔子列为“世家”的依据，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汉代“圣化”孔子的主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