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政府寻求平衡地主和农奴的利益，但是解放条款上的种种平衡措施令大多数农民不满意。……农奴获得了自由，并有机会成为土地所有者。但是农民没有获得什么政治权利，还不得不为所获得的土地缴纳赎金。很多失望的农民认为，统治者是在强迫他们为本来就是他们的土地付款。

——摘自杰里·本特利《新全球史——文明的传承与交流》

材料二   农奴解放使得俄国向资本主义经济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一些贵族和具有进取心的农民开始尝试现代化农业，种植新的作物，还有更多农民发现离开村社来到迅速发展的工业化城市，谋生会更为容易。……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俄国的农产品产量有了极大提升……在1880年至1914年间的大部分时候，俄国都是最大的食品出口国。

——弗兰克·萨克雷、约翰·芬德林主编《世界大历史：1799—1900》

史料一　上层统治阶级主流对改革的正确认识，与他们的整体素养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在十九世纪上半期，俄国官僚的升迁主要取决于受教育程度，而非门第出身。于是，19世纪30—40年代，官僚中间出现了一批接受过良好教育，勤于思考，对即将进行改革的纲领及实施方式意见相近的人，当时被称为自由派官僚。自由派官僚分布在政府各部门，它同自由派社会活动家、学者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改革是社会从一个阶段向另一个阶段长期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环节，是以相对和平的方式对旧制度和旧思想的否定，对新制度和新思想的认同。俄国1861年改革既废除了旧的根本阻碍俄国前进的落后的农奴制度，又在此后相继颁布了一系列的法令，为俄国的近代化构建了基本框架。

——张桂荣《1861年俄国农奴制改革的再思考》

史料二　日本明治政府曾以公历代替农历，元旦代替春节，改革服饰、发式和饮食习惯等。一开始“欧化”铺天盖地。但是，这样的“欧化”很快被“日本化”回潮所压倒，尤其是思想界。……被称为日本“资本主义之父”的涩泽荣一，则从《论语》里寻找儒家伦理与资本主义的结合点，提出了著名的“论语加算盘”即“道德经济合一”论，这种社会大转型过程中的文明与文化“离异”与“回归”现象，在东亚具有普遍性。

——摘编自马克垚主编《世界文明史》

材料1861年农奴制改革后,贵族地主对农民的统治权在法律上被取消了。对于沙皇政权来说,这意味着它赖以统治广大农村人口的社会基础动摇了。沙皇政权必须寻找一些新的“中间人”来代替贵族地主的角色,以适应改革后社会的需要。于是,沙皇政权决定设立地方自治局。由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深入农村,引起农村阶级关系的变化,贵族中逐渐出现一些受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所谓自由派贵族。他们主张废除农奴制,实现民主、立宪。另外,为了“补偿”贵族在改革中的“损失”,给他们创造条件,参与国家事务,地方自治局于是应运而生。地方自治局是地方民选机构,分省和县两级,被授权管理“与每个省、县地方的经济福利和需要有关的事务”,主要是负责地方的文化、教育、卫生等公共事务,在俄国近代的历史上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一一摘编自胡黎霞《俄国地方自治局的产生及其历史演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