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西周时期家族组织与国家政权组织合而为一、形成宗法等级制国家。古希腊罗马的家族组织被打碎，建立了纯粹的地域国家。这影响了东西方治国模式的不同。西周崇尚礼制，礼涵括了典章制度、礼节仪式、道德规范三个方面，以制度层面为主，成为治理国家的重要规范。西周的礼制具有强大的感召力，使人们开始突破狭小的部族组织的局限，通过共同的语言文字、道德伦理和风俗习惯，向更高社会阶段发展。它使一个来源多样、由不同族群组成的王朝具有了心理上与文化上的认同感与归属感。罗马法的发展反映了罗马人依法治国的观念和罗马人崇尚法治的意识。罗马法在治理国家和协调社会关系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
——摘编自王和《历史的轨迹：基于夏商周三代的考察》等
材料二 罗马人所关注的是将人类历史上最宝贵的资源——人，引进到罗马政体之内，因为他们需要军事武力来扩张。这与希腊对公民权相当限缩，不愿与他人分享的观念十分不同，这使得希腊城邦永远都是小型社区，而且往往越来越小。
——波利比阿《罗马帝国的崛起》
(1)依据材料一和所学知识，分别说明古代中国和古代欧洲不同的治国模式，分析这两种治国模式在各自历史发展中的积极意义。(2)依据材料二指出古代希腊与古代罗马的区别，分析这种区别造成了怎样的结果？
材料一 周朝贵族举行饮食礼，往往“以乐侑食”。乐的功能，在于营造“肃雍和鸣”的庄严气氛，目的在于激起宗族群伦之间的群体认同和文化认同，从而创造出和谐的社会秩序。周朝饮食礼用乐尚有更深的文化内涵。《礼记·文王世子》云：“乐，所以修内也；礼，所以修外也。礼乐交错于中，发形于外，是故其成也怿，恭敬而温文”“礼乐皆得，谓之有德。德者得也”。乐是作用于内心，礼是形诸外，二者相互作用于内心，形成内心之和与外在之顺的完美统一。饮食礼仪之中，在礼乐作用下，和在人心，敬在外貌，相互协调，内和外顺，从而实现人的内在德性与外在礼仪的和谐。
——摘编自曹建墩《论周代饮食礼仪中的和谐之道》
材料二 唐朝是我国封建社会繁荣鼎盛时期，同时还处在社会结构、思想观念等转变的重要阶段，从而孕育出博大精深而又富于创新，兼容并包而又独具特色的大唐饮食文化。早先从西域传入的胡饼至唐朝经过辗转流变，盛行于社会各阶层，成为一代饮食风尚。贞观十四年（640年），葡萄酒制作方法通过官方途径传入内地，唐太宗进兵西域，在高昌设西州；而开元十五年（727年），中亚的史国又向唐献“蒲桃酒”，使唐朝葡萄酒的品种更为丰富。此外，各种饭馆、酒楼等供应膳食的店肆日益普及（打破了早先“市”的界限），同时饮食行业经营更加多样化：有卖粥饭的、有卖胡饼、蒸饼的，还有卖酒菜的；不仅有酒楼、酒家，还有推小车卖蒸饼之类的流动售货摊等。
——摘编自闫莉《从饮食文化看大唐世风流变》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周朝餐饮文化的社会功能，并说明其形成的因素。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唐朝餐饮文化的特色，并分析其反映的时代特征。
材料一从东北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牛河梁坛、庙、冢，到江淮地区的凌家滩墓地和环壕聚落，再到中原地区以双槐树为代表的河洛古国遗址，在距今5500—5000年各地均出现了以城址、祭坛、王陵、“璧琮璜”玉礼器和“鼎豆壶”陶礼器为标志的古国，它们恰如满天星斗，构成了中华文明初曙阶段的多个源头。而且，由良渚、焦家、凌家滩、牛河梁等遗址中的史前先民所创造的玉器、陶器和棺椁等一整套礼仪制度，开启了我国礼乐文明的先河。
——摘编自方辉《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的连续性及其文化基因》
材料二没有周公就不会有武王灭殷后的一统天下，没有周公就不会有传世的礼乐文明，没有周公就没有儒家的历史渊源，没有儒家，中国传统文明可能是另一种精神状态。此所以孔子要梦见周公，称赞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摘编自杨向奎《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华文明起源的特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周公制礼作乐的影响。
材料— 所谓早期国家，指的是一种不成熟的国家状态。具体到中国而言，早期国家大致为夏、商、西周时期。当时，虽然出现了以王室为代表的公共权力，但社会组织中的地域关系尚不成熟，还无法取代血缘关系的影响。因此，血缘关系的瓦解是早期国家向成熟地域国家转型的关键。
——摘编自黄明磊《族群迁徙推动中国早期国家转型》
材料二 秦以后，中国就开始有一个统一的政府，其政治领袖就是皇帝，皇位是世袭的。封建（指封邦建国）制度早已推翻。但只皇帝一家是世袭的，这已是中国政治上一项绝大进步。组织政府的是一个一个人，不再是一个一个家。皇帝和政府是分开的，皇帝是国家的唯一领袖、是国家元首，象征国家统一；宰相是政府领袖，负政治上一切实际的责任。
——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早期国家的基本特征。(2)根据材料二，结合所学知识说明，秦汉时期“政治制度上一项绝大进步”指的是什么？这是否意味着“家天下”制度的结束？请说明理由。
材料一 商周时期，殷人认为自己乃是"有城方将，帝立子生商"，周人也强调正是因为“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所以才能够“诞受厥命越厥邦厥民”。但西周统治者深刻意识到单纯的以大于名义并不能够解决复杂的社套问题这一残酷事实，转而提出天命转换这一概念，形成了“以德配天”的治理思维，强调“敬德保民”。西周统活者通过在祭祀活动中对先祖的神圣性崇拜，逐步从“祭”转化为“礼”，经周公而制度化。这一时期治国理政的目的是让统治者能够“修德”而维持统治，警惕天命从自己跑到另一个统治者手上。
——摘编自王聚芹、饶一鸣《先民理想国：商、西周治国理政思想借鉴研究》
材料二 楚国老子、庄子皆楚人，而沛县在战国时即属楚国，刘邦、何、曹参等皆西汉王朝建立后，统治者面临的是生产破坏工穷田历局面。在治国方略方面，汉初统治者推崇的黄老思想继承发扬了《老子》中“清静无为”“崇俭禁奢”“以百姓之心为心”的思想，主张“省苛事，节赋敛，毋夺民时”，强调“节民力以使，则财生。赋敛有度，则民富。民富则有耻，有耻则号令成俗，而刑罚不犯……则守固战胜之道也"。
——摘编自康晓红《试论西汉前期治国方略的两次转变》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西周治国理政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西汉前期推崇黄老思想的原因。
(3)根据上述材料，谈谈统治者选择治国思想的历史启示。
材料一 武王征商，唯甲子朝（zhao），岁鼎（最吉利时候），克昏夙（木星上中天的天象）有（拥有）商。
——（西周）利簋铭文
材料二 时甲子昧爽（天蒙蒙亮），王朝（zhao）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王曰：……今予（我）发（姬发）惟恭行天之罚。
——《尚书·牧誓》
材料三 周武王灭掉商朝后建立西周，定都镐京。西周继承了夏商的基本制度并加以改善和创新，初期分封了71个诸侯国，以宗法制为根本，多数诸侯国都分封给同姓的家人，少数分给功臣和先代贵族的后人，由此形成了“周天子”家天下的政治局面，更好地统治了西周初期的王室体系，实行井田制促进了奴隶社会的发展，创造礼乐制来维系阶级礼仪规范。
——摘编自王玉哲《中华远古史》
(1)指出材料一、二的史料价值。(2)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西周对夏商制度继承与发展的表现，并分析这种继承与发展的历史影响。
材料一 在社会生活治理上，西周统治者特别注重礼对社会成员言行规范的作用。除了礼治外，西周统治者也注意用刑，并且在用刑上坚持“慎罚”原则，只不过刑所调整的行为对象不是贵族而是平民和佃农。西周统治者的社会治理思想表明，他们在谋求政权的稳固，为此，需要把“统治集团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保持在一定的限度之内，而不能过分地搜刮和压榨，更不能凭借武力肆意地屠戮和镇压”。
---摘编自李默海《国家治理视角下的西周政治制度》
材料二 与分封制相适应，商周的官员选拔采用“世卿世禄制”。三代（夏商周）时期治理国家的统治者是贵族……从诸侯到士，根据出身的高低贵贱来兼任政府职务，世代为官……春秋时期，随着兼并战争的进行，秦、楚等国都在新占领的地方上设立县和郡，作为新的行政建制。一般县在中心区域，郡在边远地区。郡县的长官，不再是世袭领主，而是由君主委派官员直接管理。郡县长官由君主任免，对君主负责，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取代贵族领主的职业官僚。
——摘编自张岂之《中国历史十五讲》
材料三 由于郡县的集权特征和其军事性质能使其调动一切资源，秦国曾普遍在边境上设置郡县来防范犬戎。秦统一后，匈奴盘踞“河南地”，直接威胁秦都关中地区。秦朝领土虽然空前广阔，但大部分都是被征服的六国故地。而周朝实行的分封制，导致各国在文字、风俗习惯等方面各有不同。因此，秦朝采用郡县制来保障对六国的文化影响。对于五岭等新征服的边远地区，秦始皇采纳李斯等人的主张，设桂林、象郡、南海三郡。
——摘编自黄栋法《综论秦国实行郡县制的原因》
(1)根据材料一，指出西周统治者在社会生活治理上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概括分封制与郡县制在任用官员上的本质区别。
(3)根据材料三，概括郡县制在当时所具有的制度优势。
材料一：西周的礼乐文化是儒家思想产生的根源，礼学是儒学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儒家礼乐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独具特色的文化资源。“礼”是内容，“乐”是形式，周公制礼作乐，规定了吉礼、凶礼、军礼、宾礼、嘉礼等，使贵贱有差、尊卑有别、长幼有序，实行所谓“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孔子认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礼”是治国的基本要素，礼乐的这种治国内涵被无数统治者沿袭采用。儒家认为，礼乐因人情而设，有节制性情、提升道德的作用；“礼”的和是“中和”，礼以和为贵，就是在尊重各个阶层权利的基础上，要求人尽自己的义务而达到和谐，这种思想在当代文化的建设中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摘编自刘丰《儒家礼乐文化的历史价值与当代启迪》
材料二：法治和德治都是实现人治的工具和手段，以维护君权为目标。但儒家德治的保守性适应不了当时政治上层建筑的变化，而法治思想完全忽视并否定道德价值的内心自觉作用，只有儒法融合发展，才能克服彼此缺陷。秦亡后，汉朝统治者充分汲取历史经验教训。经过汉初的无为而治的过渡，德治与法治在汉武帝时期走上了融合发展的道路。在汉武帝的支持下，经过董仲舒改造的儒家思想成为官方意识形态，自此，封建统治者把德法并用，德主刑辅作为治国的策略，礼法文明开始取代礼乐文明占主导地位。
——摘编自王欣《先秦德治与法治思想及其现代启示》
材料三：文学、艺术在中国文化史上，发源甚早，但到唐宋之际，伴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的变革。出现了文化转型期，唐朝统治者对世家大族的压制，客观上使得文化的发展失去了家族的约束和保障，传统的礼法之学渐渐崩溃，家族文化逐渐解体，文化垄断局面逐渐被打破，个人精神逐渐得到释放，民风渐变。到了宋朝及以后的时期，随着选官制度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文化逐步渗透到下层民众中。平民文学兴起，白话小说大量涌现，市民文艺广受欢迎。新的平民学者群体也不断壮大，他们到处讲学，儒家思想也呈现出一定的平民精神。
——摘编自蒋晓光《唐文化发展进程与唐宋文化转型的必然性》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先秦礼乐文化的基本特征及影响。(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汉武帝时期德治法治融合发展的原因。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唐宋以来古代文化发展的趋势，并分析原因。
材料一 西周时期，婚姻制度已经非常完善。周公制礼便将一夫一妻多妾的嫡庶体制制度化，强调身份的重要性，正如《礼记·内则》所说“聘则为妻，奔则为妾”，聘娶婚被看成婚姻的唯一合法程序。聘娶婚，要经过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和亲迎“六礼”完成，其基本精神就是明媒正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婚姻缔结的前提。《礼记·昏义》记载：“昏礼者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婚姻并非仅是男女个人之事，而是事关宗族延续繁衍的大事，正如《左传·信公二十三年》所说：“男女同姓，其生不蕃”，西周初将“同姓不婚”定为宗法伦理。
—摘编自杨茂义《宗法制与春秋婚姻礼制》
材料二 汉代统治者重视儒家思想的教化和礼的调整作用，注重引礼入法。汉代不仅遵循一夫一妻制度，还强调和倡导女子从一而终。其中，汉代的“三纲五常”是伦理道德准则，也是立法的最高原则，其中“夫为妻纲”为婚姻关系中夫妻双方的地位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妻子必须遵循丈夫的想法和决定，以丈夫为尊。在结婚要件中，汉代遵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和“六礼”；汉朝从人性出发，认为男女年龄太小做父母是不理性的，鼓励晚婚。
——摘编自《汉代婚姻制度》
材料三 明代的婚姻制度沿用唐宋旧律，如凭媒而立、家长主婚、写立婚书或者收受聘礼。在结婚年龄上，《大明令·户令》明确规定：“凡男女婚姻，各有其时”，明太祖三年定制：“凡男年十六，女年十四以上，并听婚娶。”即男女结婚必须达到法定年龄，并且禁止“娃娃亲”。《大明律·户律》规定：“若许嫁女已报婚书及有私约而悔者，笞五十。”
——摘编自《浅谈中国古代的婚姻制度》
(1)根据材料一、二，指出汉代婚姻制度与西周婚姻制度的异同。
(2)根据材料三，概括明清时期婚姻制度的特点。
材料 春秋时期，音乐是贵族教育中的重要的项目，一切典礼里都有音乐。当时孔子听了韶乐曾经“三月不知肉味”，他的教程“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孔子讲音乐和前人不同之处在于他特别注重音乐的感化力，他确信音乐不独可以陶冶个人的性灵，并且可以改变社会的品质。为尽量发挥音乐的道德功用，他有两种主张：第一，音乐要平民化，他的门人子游做武城宰，便弄到满邑都是弦歌之声。第二，音乐要受国家统制，低劣的音乐要被禁绝，当时郑国的音乐最淫荡，所以他倡议“放郑声”。
同时期的雅典知识分子也十分重视音乐教育。柏拉图认为，音乐教育比其它教育都重要，音乐能滋润人的心灵：“外观之美，音韵之和，能深印于儿童之心。其所引入者为善，则其将来发表于外者也为善。所引入者为恶，则其发表于外者也为恶。凡音乐上得良好之学问者，则其辨别美恶，仿佛出于天性”。亚里士多德也在《问题篇》中指出：“音乐在本质上是令人愉快的，在和谐的乐调和节奏之中，仿佛存在着一种和人类心灵切合或血缘关系”。
——摘编自张荫麟《中国史纲》等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概括古代中西方对音乐教育的相同认识并分析其原因。
(2)根据材料，指出孔子提倡的音乐教育与古希腊的不同，并结合所学予以简评。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简要谈谈你对孔子“放郑声”的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