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在20世纪之前，中国没有独立的民法典。尽管历代封建统治者都十分重视法典的编纂，但这些法典大都是刑法，其中虽涉及民事关系，如户、婚、钱债、赔偿等，亦采取刑罚的手段调整之，本质上仍属刑法规范。纵观中国古代，没有成文的民法典，民刑不分，以刑事责任代替民事责任；民法观念不发达，民法中的平等、自由、权利等观念一直没有形成。

——摘编自房绍坤《中国民法的历史、现状与未来》

材料二   1985年，随着改革开放日益深入，民事生活越来越活跃，客观上迫切需要制定一部全面调整各种民事关系的基本法律，于是1986年颁布民法通则。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确定了改革开放的方向。随后，与之相适应的担保法、合同法等单行法相继制定。进入21世纪，中国经济与国际接轨，民法典的起草加快。2021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正式实施。

——摘编自梁慧星《中国民法典编纂的几个问题》等

材料   从《法经》到《大清律》，中国封建法典具有明晰的因革关系，长期以来自成体系，独具特色，素有中华法系之称。中国古代“法自君出”，君主始终掌握国家的最高立法权，一切法典、法规皆以君主名义颁行，皇帝的诏书往往成为法律。中国古代法律，强调遵行礼教，强调纲纪伦常，礼的许多内容被直接写进法律。同样的行为不一定同罪，同样的罪名不一定同样处刑，行为人的等级身份和血缘关系成为定罪量刑的必要前提。皇帝掌握国家最高司法权。中央设司法机构，辅佐皇帝的重臣可以过问司法，但是司法长官不能过问行政。地方的行政官吏兼任司法审判。

——叶孝信《中国法制史》

材料一 两汉的经学大师用儒家经义解释现行法律条文，这些注释经过朝廷的批准而具有法律效力，经学与律学关系密切。《唐律疏议》提出“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犹昏晓阳秋相须而成者也”，直接把礼义道德规范纳入其中一些法律条文，使儒家学说法典化。明朝朱元璋“明礼以导民，定律以绳顽”。让民间推荐年高德劭之人向民众宣读并讲解《大诰》《大明律》等，使民众知法畏法，不敢犯法；各地还普遍设立了“旌善亭”，以为表彰劝善之用。最终得以教化大行，秩序安定。

                                                                   ——据陈鹏生主编《中国法制通史》等

材料二 面临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黑暗社会和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严复有鉴别有选择地译述孟德斯鸠的《法意》等经典著作。严复认为，国家民族的繁荣昌盛、人民生活的安定幸福，社会的发展进步，都离不开法治的力量。严复主张依法治国，法律应当维护国民的自由权利，建立一套完整的健全的法律制度和法律机构，以期伸张正义，维护公理。                                                       

——林平汉《严复对中国近代法制思想的贡献》

【推荐1】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   氏室属下的庶民也许就是氏室的宗族，否则也是集族而居的。氏室上面的一层是国君和同姓卿大夫构成的大家族，更上的一层是周王和同姓诸侯构成的大家族。其天子和异姓诸侯彼此间，则多半有姻戚关系。这整个封建帝国的组织大体上是以家族为经，家族为纬的。

——张荫麟 吕思勉《国史十六讲》

材料二   秦汉是官僚政治制度全面展开的时期，官僚政治的各个要素都发展到了相当的高度。……若从政府机构来看，秦和汉初中央政府中皇家事务与国家事务尚未分离，九卿不仅从执掌上来说是皇帝家务与国家政务没有分离，而且“卿”这个称呼本身即带有家臣的意味，宰相和百官也是具有浓厚的为皇帝个人服务的色彩。国家还保持了古老的家国不分、家国一体的传统和形式。

——吴宗国《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

材料三 清代是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的终结时期。……伴随着清朝统治的稳定，皇帝作为最高统治者和政府首脑的地位空前加强。……地方上，随着督抚完成地方化，省一级有了统一的军政首长，省成为名副其实的一级地方政权机关。

——吴宗国《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

【推荐2】阅读下列材料回答

材料一   王者之制禄：公、侯、伯、子、男，凡五等……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之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                              

──《礼记•王制篇》

材料二   周王正妻所生之子称嫡子，其他妻室所生之子为庶子。周王的嫡长子、嫡长孙一系有继承王位的权利，称其为大宗。次子、庶子的后裔相对于大宗称为小宗。而次子、庶子的嫡长子、嫡长孙于本支又是大宗，其次子、庶子之后裔又是小宗。以此类推，形成一个庞大的宗族网。小宗必须服从大宗。                                                                           

──《历史》必修1

        材料三   初并天下，令丞相、御史曰：“……寡人以眇眇之身，兴兵诛暴乱，赖宗庙之灵，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定。今名号不更，无以称成功，传后世，其议帝号。”                            

──《史记》

材料一   周人的统治在打破旧式部族方国血缘界限的基础上，以周王“授土授民”的名义赐予，建立起一批以周人为统治族的新型国家。一国之内则是各族混居，这就为未来向成熟的地缘国家发展奠定了必要的基础。……就是从这一时代起，中华民族的先民才第一次具有了“天下一体”的观念，而作为中华民族主体民族的华夏民族的生长聚合，也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

——摘编自王和《中国早期国家史话》

材料二   “大一统”是汉武帝国家观的核心，其继位之初就提出要效法尧舜，实现“教通四海”“海外肃慎”。汉武帝在位54年，最终实现了“四个统一”，即军事统一、政治统一、思想统一、经济统一，推动西汉王朝开始进入了全盛时期，对后世也产生了相当重要的历史影响。

——摘编自徐平华《汉武帝“大一统”的国家观及其当代价值》

材料三   吕思勉认为：“封建者，统一之反也。封建之制废，则统一之业成矣。然后世又有为统一之梗者，则叛民、叛将之割据是也。柳子厚（柳宗元）谓秦有叛民，而无叛吏；汉有叛国，而无叛郡；唐有叛将，而无叛州。盖郡县之设，既无世袭，不得私有其土而有其民，而又不假之以兵，其势固无从叛。”

——摘编自吕思勉《中国制度史》

达臻“文明”一途，实应归功于西周的创制。……。西周政治里显然有深厚的贵族色彩，而“共主”名义下的地方分权体制……与秦以后一统的君主“独制”格局泾渭分明。因此古贤多称周秦之间为“天下一大变局”。

材料一   礼乐制度较西周其它制度，最大的特点就是可视化。《周礼》规定了周王和贵族在各种场合的服饰要求，王室公卿为表示尊贵威严，在不同礼仪场合，顶冠既要冕弁有序，穿衣着裳也须采用不同形式、颜色和图案。《周礼》中关于服饰的规定，紧紧围绕了周人的治国思想，是穿在身上的政治。

——改编自谢红《中国历代服饰赏析》

材料二   中国服饰最早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遗址中发现的骨针，证实当时已能利用兽皮一类自然材料缝制简单的衣服，中华服饰文化史由此发端。从原始社会到夏商周，直至清代，中国这个“衣冠之国”的服饰表现出以款式、色彩、面料等的不同体现不同等级身份的特色。中国传统服饰文化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改编自《中国服饰鉴赏》

材料 一历史上各个王朝都有一整套典章制度……但人们如果稍稍翻阅一下史书不能不对一种现象感到困惑不解，正史中可以用《舆服志》《礼仪志》等大量篇幅来记载什么身分的人戴什么帽子，穿什么衣服，衣服用什么料子、什么颜色、多大尺寸、用什么装饰；仪仗队有多少人，排什么队伍，手里拿什么东西，每件东西什么尺寸这一类近乎无聊的内容，甚至连演滑稽戏一样的“禅让”也要照录那三劝三让的表文和诏书，可是真要查什么有关国计民生的重大制度，却往往非常简略，或者前后矛盾，语焉不详，有的竞毫无踪影可见。其实这倒并不是史官们的疏忽，而是由于有关国计民生的重大制度基本上都存在着两个系统：由皇帝和官员们制定的正式制度，由官吏们执行着的实际制度。前者是官方的、法定的、成文的，见于记载，却不一定起实际作用；后者是实际通用的、得到法律认可的、不成文的习惯做法，但从来未被正式记载，却真正得到了执行。

——葛剑雄《统一与分裂》

材料二   如果说，罗马法……能有所创制，那是因为罗马共和国以及之后的帝国乃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多种族”的大国的缘故。法规应该设立起来以作为分属于各个种族的个体之间的社会纽带，并使得原先在属于相同种族的各个小城邦的范围之内盛行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也能在帝国范围内得以奉行。体制上各类灵活的机制使新的规章得以形成、受到检验并获得确认，它属于“再试验再犯错”这一漫长的过程，最终选择出了受所有人真正理解的规章，并可有效地避免冲突及改善社会的合作状态。

——菲利普·内莫《罗马法与帝国的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