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研究》2022年第1期发表署名文章《从“走俄国人的路”到“走自己的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实践与经验启示》，以下是文章的部分段落（引用者说明：段落与段落间多有大幅删节，不再提示）。

一、“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

1.“走俄国人的路”意味着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道路

“走什么路”是自鸦片战争以来国人一直探索与争论的问题。为回答这一问题，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前仆后继不断探索救国救民道路并作出选择，即“走俄国人的路”。

2.“走俄国人的路”意味着学习借鉴苏联的经验

二、“学会自己走路，应该根据中国的特点，采取适合中国情况的方法来进行建设”

三、“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四、经验启示

1.坚持独立自主，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成功。

2.坚持守正创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

3.坚持文明根基，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中华文明相结合。

4.坚持胸怀天下，走自己的路是走世界文明大道。

中国共产党百年探索实践中，从“走俄国人的路”到“学会自己走路”，再到“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转变过程中，始终坚持独立自主、守正创新、文明根基与胸怀天下，走出了一条适合自己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是我们党百年奋斗的历史结论与宝贵经验。

材料一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对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全国各族人民自力更生、发奋图强，在较短的时间里，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里程碑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由于时代条件的局限和实践经验的不足，加之毛泽东的理论探索是在"左"倾思想盛行的大环境下进行的，中国在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之中也经历了一些曲折。但毋庸置疑的是，毛泽东在这一历史时期探索的成果为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视域下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艰辛探索及其当代价值》

材料二   邓小平指出：“改革首先是从农村做起的。”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之所以首先从农村开始，一方面是因为农村是受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压抑较严重的社区，从相对意义上说，农村居民是传统计划经济制度的“牺牲者”，很多农民连温饱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因此，广大农民群众对改革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具有更高的积极性。其次，在传统计划经济制度下，农村与城市是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农村与城市的经济往来较少，且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农村占很大比重，使得农村的经济制度变迁可以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系统内进行，可能遇到的阻力也比较小。该制度变迁源于农民自发的行动，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也说明中国经济制度变迁的市场化方向是生产力发展所要求的方向，是正确的方向。

——摘编自许经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制度变迁回顾与思考》

材料一   南京国民政府于1927—1936年提倡并推行了农业合作达动、1934年，国民政府颁布以西方各国合作法令为蓝本的《合作社法》。其中规定，“凡年满二十岁”“有正当职业”的“中华民国人民”均可入社，但“破产”者不得加入。同时，入社必须缴纳定额股金且必须对合作社的财产损失负连带责任。对于农村的合作事业，国民党人曾寄予厚望，希望通过合作来解决农村土地问题，“救济弱者”“复兴乡村”“避免土地革命之惨祸”。然而，国民党政府发起的农业合作运动最后却出现了“非特无益于农民反造成剥削农民之新式工具”“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的难局。

——伍福莲《试论南京国民政府的农村合作运动》等

材料二   新中国建国后，广大个体农户被迅速动员起来积极加入各种形式的农业合作组织，我国农村进入农业集体化时期。农村集体经济办成了个体农户许多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像改革开放后农业生产依赖的农田基础设施基本都是依靠公社的整合力量和规模效益修建的。1954年起，全国逐渐建立起供销社。供销社一方面要及时保质保量地向农民供应各种所需的生产生活资料，另一方面要尽可能以有益于农民的价格收购和销售农副产品，“从商业上去剪除农民所受的中间剥削”。更具深远意义的是，供销合作社还通过与农业生产合作社合作，增加了农副产品购销的统筹性，以服务于国家工业化战略。

——摘编自吴淑丽《农业集体化时期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的效用及其启示》

材料一鸦片战争后，西方国家将“工业自己，农业中国”作为对华基本经济政策，迫使中国成为它们的原料产地，中国农产品及农产制品大量销往国外市场，导致中国粮食大量出超和农村劳动力流失，饥荒问题屡屡发生。因此在进行农业雇佣经营、农业公司化、集团化经营之外，将“已耕之地依近世机器及科学改良”尤为关键。19世纪80年代，郑观应主张农事发展“必先通格致，精织造”“与洋人分利”；梁启超在《农学报》中强调“近师日本，以考其通变之所由”；袁世凯也呼吁农事应“专部以统之，学堂以教之”。1906年，清政府将商部改组为农工商部，并对农事事务实行分科办事、垂直管理。20世纪三四十年代，国民政府和中华苏维埃政府分别组织了劳动互助社、犁牛合作社和耕种合作社，对农业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摘编自任耀飞《中国传统农业的近代转型研究》

材料二1949～1957年，中国农业产业得到快速恢复和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的颁布，推动了全国土地改革。1953年，国家开始实行农产品“统销统购”政策，以确保有限发展重工业所需的大量资金和资源。1958～1977年，农业发展中存在“左”倾思想，存在着严重的浮夸风，经过政策的不断调整和种植技术的创新，到1978年粮食产量有了较大的增长。改革开放后，我国的农业进入新一轮快速增长期。20世纪80年代，随着农业生产责任制的落实和家庭承包经营制的推广，逐步破除了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制度障碍，较大地促进了农业现代化发展。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家提出要以市场为导向，继续调整并不断优化农业产业结构，把农产品推向市场，向着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建立健全农业安全体系、加快农业科研等方面不断努力。

——摘编自陈红英戴孝悌《新中国农业产业发展演变进程分析》

8 . 材料   北戴河会议后，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在全国范围内严重泛滥开来。农业“大跃进”的主要特征，是严重的浮夸。许多离奇的农作物高产典型，是采用“并田”方法，将多块地理成熟或基本成熟的农作物移栽到一块地里假造出来的，但其产量的计算却精确到几两几钱，给人以十分真实的假象。农业生产上的瞎指挥也很盛行。全国大部分地区不切实际地强行推广了个别地方创造的深翻土地和密植秧苗的经验，在1958年夏种和秋种之时，普遍对耕地进行了深翻（深度一般在一到二尺，有些地区深达三尺以上，个别地方竟有深翻到一丈二尺的），每亩稻田秧苗密植到四五万之蔸之多，有的一亩麦下种几万斤。不但徒劳浪费了人力和种子，达不到增产的目的，而且还因大量生土被翻到表层和秧苗密不透风，而造成了农作物的减产。广为流行的以车子化、滚珠轴承化和绳索牵引机化等为主要内容的农村工具改革，也造成了很大的浪费。……

——摘编自郭德宏、王海光、韩钢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专题史稿：曲折探索1956-19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