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中国的中西部地区，秘密开展了以战备为中心的大规模国防、科技、工业和交通基本设施建设，被称为三线建设。为快速建成三线地区铁路干线，党和政府采用了大会战模式推进铁路工程，西南铁路大会战正是此种模式下的早期实践。在此次大会战中，党和政府设立了专门的铁路建设管理机构，统一指挥工程建设，发动了数十万筑路工人协同修筑铁路，组织了沿线地方政府开展支援铁路建设工作，并运用思想武器鼓舞筑路队伍士气，同时，为攻克铁路建设中的技术难题还开展了设计与工程技术革命。党和政府通过大会战的模式，快速推进了西南铁路建设，先后有川黔、贵昆（又称滇黔）、成昆、湘黔、襄渝、阳安、太焦、焦枝和青藏铁路西宁至格尔木段等干线贯通，新增铁路里程8046千米，占同期全国新建铁路总里程的55%。

——摘编自黄华平《三线铁路建设模式探析——以西南铁路大会战为例》

材料一   江西大部分地区春夏两季的降雨量占全年的75%，秋季只占15%。在水利设施没有跟上之前，选用生育期短，需水量小的品种不失为良策。因此，当占城稻传入后，在稻种自然变异的基础上，通过人工培育，“江西早”一类的品种出现了。自宋代以后，江西的早稻种植一直走在全国的前列。《江南催耕课稻编》所载江西各府县水稻品种就有近80个，这些品种传到外省时也可能被统称为“江西早”。清乾隆元年（1736年）题准，江西早谷丰收，酌动存公银买谷十万余石，分贮各府州县以裕本省之盖藏，兼备邻封之缓急。乾隆十三年，因江苏米价昂贵，令江西拨运接济。随着江西早稻在全国粮食供应中作用的凸显，江西早稻品种也开始受到各方的青睐，并产生了强烈的外溢效应。16世纪，“江西早”主要分布于安徽、福建、湖北、湖南、浙江五省。18世纪的中后期，扩散到广东、四川、江苏、河南等地。

——摘编自曾雄生《江西早：一个水稻品种的足迹》

材料二   袁隆平（1930—2021），享誉海内外的农业科学家，中国杂交水稻事业的开创者和领导者，被誉为“杂交水稻之父”。

袁隆平主要事迹（部分）

——摘自《袁隆平口述自传》等

材料   20世纪60年代，中共中央作出重大战略决策，将全国划分为一、二、三线，将建设重点放在西南和西北。到1970年代末，四川是接受东北支援最多的地区之一。东北支援四川的多个重点项目都具备相当高的全国性服务能力和知名度。以德阳为例，数千名掌握先进生产技术的优秀东北职工迁入后，“德阳人”在第二重型机器厂、东方电机厂、第二物探大队等大型企业的生产过程中，第一次“亲眼看见”什么是工业化大生产、什么是现代化企业、什么是现代化管理、什么是科学技术力量、什么是发明创造等先进工业化要素。同时，东北内迁职工在日常生活方面形成较大“示范效应”。例如，1966年前后，第二重型机器厂的东北籍职工在冬季喜欢穿一种毛领长棉大衣，这种棉大衣比当地人常穿的土棉袄更贴身、更保暖且显得更为精神，这让厂区附近的青年男女觉得很“洋气”，争相“托人”购买。东北大米、东北水饺、东北馒头、东北普通话、时装、发式、手表、缝纫机、自行车、收音机等内容，也迅速成为厂区附近部分城乡居民羡慕和模仿的对象。

——摘编自周明长《嵌入式运作：东北对四川三线建设城市的支援》

材料一   七门堰是位于安徽舒城县境内杭埠河（古称龙舒水、巴洋河）中段的引水灌溉工程，由汉高祖刘邦伯兄之子、羹颉侯刘信创建，距今约2223年。《舆地纪胜》记载，刘信视“舒城水源出于西山之峻岭，势若建瓴”，乃于“七门岭下，阻河筑堰，曰七门。开渠建片责，引河流东北，载之平陆，条分支贯，灌田八千余顷。”又于七门岭之东修筑乌羊、片曹片责两堰，“灌田两千余顷”，史称“七门三堰”。

明宣德年间，知县刘显定七门堰引水例，“上五荡用忙水，每年农历四月初一至七月底接堰水灌田。下十荡用闲水，每年八月初一至次年三月底，引堰水灌塘、陂、沟，蓄水灌田。”此制度一直沿用至民国。“使强者不得过取，弱者不致失望”，该制度开创性地实行忙闲轮灌制，完美契合七门堰灌溉体系。

清光绪《续修舒城县志》记载：“沙湾之地，厥宜泄水”，古人已早早认识到弯道环流效应。七门三堰，取水口均设置在河流凹岸，成功实现水沙分流，实现了弯道环流理论的运用。又记载：“山冈之地，最宜蓄水，因高就下，可塘可堰，渟潴灌溉，利饶耕作”。在灌溉系统建设中，古人充分利用湿地形态，“串荡成渠，连塘为蓄”。串连十五荡，形成输水干渠，疏浚塘，荡、沟、渠，串联互通。

——摘编央视网消息（新闻联播）报道

材料二   作为全国三个特大型灌区之一的淠史杭工程始建于1958年，历时14年骨干工程基本建成通水。汧史杭灌区发源于安徽省六安市，润泽江淮，是新中国治淮工程衍生的重要成果，联通淠河、史河、杭埠河三大水系，灌溉供水范围涉及安徽、河南两省4市17个县（区），灌区国土面积1．4万平方公里，设计灌溉面积1098万亩。

65年来，汧史杭工程取得了巨大的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未来，六安将坚持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奋力推动六安在现代化进程中“不掉队、赶上去”。

——《人民日报——洪史杭工程开工建设65周年》（2023年08月18日16版）

材料一   “大跃进”中，高指标、瞎指挥、虚报风、浮夸风、 “共产风”盛行，各地纷纷提出工业“大跃进”和农业“大跃进”的不切实际的目标，片面追求工农业生产和建设的高速度，大幅度地提高和修改计划指标。在工业上，错误地确定了1958年全年钢产量1070 万吨的指标，全国几千万人掀起了“全民大炼钢铁运动”，并且“以钢为纲”，带动了其他行业的“大跃进”。在农业上，提出“以粮为纲”，粮食亩产量指标被层层拔高，不断宣传“高产卫星”“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造成农业生产极度混乱。

——摘编自张海博《浅析农业“大跃进”运动的主要形式及其影响》

材料二   尽管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发生了“大跃进”运动，但如果对这段历史作具体的、历史的分析，应该承认，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各项事业仍然取得了举世公认的重要成就。 “大跃进”给工农业生产和建设造成极大的破坏和浪费，然而，工业建设、科学研究和国防尖端技术的发展以及农田水利建设和农业机械化、现代化发展的许多工作，都是在那些年代开始布局的。

——摘编自谢春涛《中国共产党读本》

“马恒昌小组”被认为是新中国新国民诞生的典型个例，被称作新中国工人的“工匠精神”的代表之一。

材料一 沈阳解放后，第五机械厂的一个生产班组，在马恒昌的带领下，通过技术革新加苦干，在红五月劳动竞赛中大幅度提高了生产效率，被命名为“马恒昌小组”。1950年9月，马恒昌被选为全国劳动模范。9月30日晚，毛泽东宴请全国劳模，接见了马恒昌。1951年1月17日，“马恒昌小组”通过《工人日报》向全国职工发出了开展“爱国主义劳动竞赛”的倡议，得到了全国1.8万个班组的积极响应。这一年，“马恒昌小组”提前两个半月完成国家下达给他们的任务，创造了69项新纪录。从1950年至1978年，“马恒昌小组”29年累计完成了43年零10个月的工作量，实现技术革新840多项。

——摘编自何浩《新国民的诞生-以“马恒昌小组”为个案》

材料二 马恒昌小组提出“爱国主义劳动竞赛”的倡议。内容节选如下：

1．团结技术人员，加强技术学习，改进操作方法，提高产品质量。

2．师傅要带好徒弟，保证把所有的徒工提高到一般技工的水平。徒工要保证爱护机器，整理工具，不影响师傅们到点开车。

3．遵守劳动纪律，坚守工作岗位。

4．加强“四防”工作，保证全组机器和人身安全，爱护公物，克服浪费。

5．加强时事学习，提高政治觉悟，做好宣传鼓动工作。

——摘编自《工人日报》（1951年1月17日）

材料

——摘编自贺家宝、郝致柔《见证：老报人镜头下的中国进步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