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汉之为汉，几四十年矣，公私之积，犹可哀痛！失时不雨，民且狼顾；岁恶不入，请卖爵子，既闻耳矣。安有为天下阽危者若是而上不惊者？……夫积贮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财有余，何为而不成？以攻则取，以守则固，以战则胜。怀敌附远，何招而不至！今殴民而归之农，皆著于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转而缘南亩，则畜积足而人乐其所矣。

——（西汉）贾谊《论积贮疏》

材料二   秦汉时期的常平仓制度，就是通过国家收购和销售粮食来发挥储备的调节功能，稳定粮食价格、保护农民利益，与现在中央储备粮的功能类似。魏晋隋唐时期的义仓制度，就是民众主导经营，发动社会基层力量，鼓励全民储备，弥补了国家粮食储备布局和结构上的不足。宋元时期社仓制度，则是在自愿原则下，粮食储备民有、民办、民管，国家只适度监管，进一步弥补了国家粮食储备体系和数量的不足。而明清时期的预备仓制度，则是由政府出资，以备荒救灾、稳定粮价为目的，粮权归国家，管理由民间负责，政府只派官员对其经营进行稽核巡查。

——张中《中国粮食仓储的历史与展望》

材料三   此事应与备战、备荒、为人民联系起来，否则地方有条件也不会热心去做。第一是备战，人民和军队总得先有饭吃有衣穿，才能打仗，否则虽有枪炮，无所用之。第二是备荒，遇了荒年，地方无粮棉油等储蓄，仰赖外省接济，总不是长久之计。一遇战争，困难更大。而局部地区的荒年，无论哪一个省内常常是不可避免的。几个省合起来看，就更加不可避免。第三是国家积累不可太多，要为一部分人民至今口粮还不够吃、衣被甚少着想；再则要为全体人民分散储备以为备战备荒之用着想；三则更加要为地方积累资金用之于扩大再生产着想。所以，农业机械化，要同这几方面联系起来，才能动员群众，为较快地但是稳步地实现此种计划而奋斗。

——《毛泽东就农业机械化问题致刘少奇的信》1966年3月12日

材料一   20世纪初，中国留学生开始接触到西方新兴的城市规划思想，在国内他们积极宣传欧美的市政改革和城市规划的理论与经验，呼吁以“分散主义”为原则进行田园城市建设；模仿西方对城市进行功能分区，建立独立的住宅区；对城市私人房屋规划从位置、高度、材料等方面加以限制；关注城市的社会功能，主张发展公共娱乐功能空间；建立完备的城市规划法。但是，由于当时的社会矛盾尖锐，政局动荡不安，统治者即便有心却也无力去实现这些乌托邦式的构想，城市底层人民的居住面貌并未发生实质性改变。

——摘编自何刚《民国时期中国新型市政学者的城市规划思想研究》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在经济建设上学习苏联模式，优先发展重工业，受工业化大生产与集体主义思潮的影响，20世纪60年代，我国借鉴了以邻里单位理论，发展起“单位大院式”的住宅小区模式，住宅作为基本物资按计划分配，一般企事业单位、机关都有自己的居住区，居住区内配有浴室、食堂、小卖部等基础设施。这一时期住宅建筑层数低而密度高，同一居住区内建筑样式单一、按行或列排列。这样的居住空间模式是由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的一个中间阶段，同时也与集体主义思潮下的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

——摘编自吴冬蕾《略论中国近现代城市居住空间模式的变迁》

材料一   二战后美苏两大集团在对峙框架下衍生出了经济冷战格局。中苏在冷战框架下高调宣誓其盟友关系，而美国却因中苏同盟的建立和朝鲜战争的爆发将中国纳入其遏制范围内。如此冷战局面下中共作出决策：制定并实施“一五”计划。1952年8月，周恩来主持起草了今后五年我国经济发展应遵循的方针，并指出这五年经济建设的重要任务：不断促进农业发展水平，为真正建成工业化国家奠定基石，加强国防建设，强化国防意识。五年建设以重工业发展为主，利用有效合理的资源配置促进其他产业的共同发展。外界的支持也是工业建设的关键之举，需不断学习和借鉴苏联先进的技术手段，聘请苏联专家进行专业的技术指导和帮助。

——摘编自樊洁亚《经济冷战格局下我国“一五”计划制定实施的美苏因素分析》

材料二   三线建设是中共中央在20世纪60年代作出的以发展国防军事工业为主要内容的西部开发运动。国家在三线建设中投入的人力、物力、财力都是比较集中的，16年来取得的成就也给当时的中国带去了巨大的经济支持。三线建设主要是在中国的内地，由东部到西部的一次战略大调整。三线建设的总投资约为205268亿元，总共有400万人加入三线建设中。在三线建设的16年里，这400万人不辞辛劳，不分昼夜的工作，总共建立了1100多个大中型工矿企业科研单位以及大专院校。改变了中国当时经济落后、科技落后、工业落后等落后的局面。

——摘编自姜永华《三线建设决策思想对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意义》

材料一 三线建设是指1964年起，在中西部地区开展的一场以战备为中心，以国防工业为基础的大规模经济建设活动。1964年10月30日，中央工作会议下发《1965年计划纲要（草案）》，提出要“争取时间，积极建设三线战略后方，防备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在中央的领导和部署下，西南、西北、中南地方三线建设委员会相继组建，在“好人好马上三线、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号召下，共产党员身先士卒，广大群众积极参与，共投入约2052亿资全和近千万人カ，建设起了近2000家大中型企业、科研机构和基础设施。至1980年，三线地区的工业总产值比1964年增长4.5倍。攀枝花、十堰等工业城市拔地而起

——摘编自陈东林《三线建设的决策与价值：50年后的回眸》

材料二 史料1对国务院有关部门批准在渝开设的窗口办公、展销、咨询服务等项目可布置在母城核心地带；对科技信息研究机构、知识密集技术密集的新兴产业，用地量不多又无污染的项目可布置在母城边缘的近郊开发区内（如南坪、石桥铺、观音桥）；对其他工业项目，视其生产性质及规模，分别布置在母城外围的区县城镇地带。重庆市档案馆《关于重庆市三线调整项目定点规划及优患政策会议纪要。

史料2老兵们磨破了军装、解放鞋，磨破了肩和手，他们谁也没有怨言，更无人提劳动用品，工作服、补贴、加班费等物质要求，有人说他们傻，老兵们心里明白，他们为的是把三线建设尽快搞上去，这是最大的精神安慰。

——葛民治（三线建设企业新光厂党委书记）口述

材料   关于中国石油资源的远景，20世纪50年代以前，不少地质学家抱有悲观看法。1922年，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布莱克威尔德写文章说，中国是贫油国家，李四光从构造地质角度出发，认为我国石油勘探远景最大的区域有：青、康、滇、缅大地槽；阿拉善—陕北盆地；东北—华北的平原地区，这极大鼓舞了石油战线的广大工作者。1955年1月，地质部召开第一次全国石油普查工作会议，决定组成新疆、柴达木、鄂尔多斯、四川、华北5个石油普查大队。1956年1月，地质部召开第二次全国石油普查工作会议，决定当年将派93个地质队，430多名地质人员奔赴12个地区进行普查和细测。1958年3月，四川南充等地，相继出油。石油工业部和地质部共同发出“三年攻下松辽”的战斗号召。地质部从四川、青海、陕甘宁调集队伍，加强松辽找油工作。同年秋，发现了大同镇“长垣”构造，出油后改为大庆长垣。之后，又在华北、中原、汉江、广东等地相继发现大批油田。

——摘编自《李四光——新中国地质事业的主要奠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