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明末清初，由于长期的战争，重庆地区人口稀少，满目萧条，经济和社会遭到空前的破坏。广大农民不仅要承担规定缴纳的租赋，还要承担超过正赋数倍的加派、杂税和力役。为了恢复重庆经济，清王朝实行了一系列鼓励移民的措施……乾嘉年间的重庆人绝大多数是移民的后裔。据巴县档案记载，乾隆三十八年重庆定远厢共有300户，其中从事工商业的占208户。同时，大规模移民也导致了重庆地区人口的迅速膨……1810年到1850年，重庆城市人口从5万增加到20万人。移民也带来了许多新的农业、手工业生产技术。

——摘编自李东芝《近代重庆城市经济近代化研究（1876~1949）》

材料二       重庆商业中心形成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时期，因而就不能不带有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的特征。重庆商业中心形成的直接原因是帝国主义的侵略，以1891年强迫重庆开埠为标志，“商埠且因外人的强迫而开放，商人的地位便完全被动”。商业投机是指利用或操纵市场，通过囤积居奇、贱买贵卖等手段而牟取暴利的商业活动。投机商人预测某种商品价格或黄金、外汇、有价证券将要上涨或下跌，以少量押金大量买进或卖出，等价格涨跌时就卖出或买进，从差价中牟取暴利。在重庆开埠后的很长时间里，商会和同业公会管市场，政府放任自流。

——摘编自周勇

材料三   1983年2月，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重庆成为全国第一个进行城市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的大城市。在改革试点中，重庆实行计划单列，并享有省一级经济管理权限，扩大了重庆管理经济社会的自主权，突出了经济中心城市的地位和作用。随着各项政策的落实，重庆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可以直接向中央申请立项，自身的财力也得以增强。在此基础上，重庆市提倡按经济规律办事，引入市场机制，增强了企业和社会经济活力，这与我国从计划经济到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和实践发展逻辑是一致的。

——摘编自袁仁景《改革开放一重庆发展的重大历史机遇》

材料一   重庆浦陵机器厂的前身——上海动力机制造厂，它始建于1958年。1964年，上海动力机制造厂400名职工和200名家属响应党中央号召，怀着建设大西南的革命热情，加入到三线建设的内迁潮流中，从繁华的黄浦江畔迁到重庆远郊。浦陵厂按照中共中央西南局的要求，从工程设计、设备制造、施工管理等方面，彻底打破苏联那一套少慢差费的束缚，创造了一套适合我国情况的、体现勤俭建国精神的办法。在中梁山、缙云山脉之间选址建厂。

材料二   重庆浦陵机器厂第二次创业期大事记（1980—1996）

1985年，重庆浦陵机器厂开始实行厂长（经理）责任制，推行各种形式的承包责任制。

1986年8月，浦益斯公司成立，成为重庆市第一家中美合资的实体性企业。

1990年10月，“不完全淬火”新工艺取代传统的“完全淬火”方法，产品合格率提高到100%，月节约资金两千元。

1991年9月，企业被全国总工会和国家体委授予“全国职工冬季长跑先进单位”。

1993年12月，中港合资企业—浦嘉利发动机有限公司成立。

1994年5月，浦陵厂被重庆市政府授予“重庆市工业企业五十强”称号。

1995年2月，浦陵文化乐园开业。

——摘编自《重庆浦陵机器厂企业历史资料》

材料一   从16世纪初开始，公开发售国债成为欧洲许多国家解决财政困难的重要办法。1688—1689年，随着君主立宪制的确立，英格兰具备了为6年后在一片信任的氛围中创建英格兰银行所必需的条件。英格兰银行把短期公共信用业务并入一个半公营的现代货币银行体系。从1713年到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结束时，英国的公债增长了1倍多，到“七年战争”结束时差不多又翻了一番。英国的公债从美国独立战争爆发时的1.273亿英镑，到1783年增加到2.429亿英镑，几乎翻了一番。

——《经济系统与国家财政》

材料二   1927年起，国民政府滥发公债。1932年，政府应付各种内债本息2.1亿余元，每月平均偿还1700万元。1月12日，国民党中央召开紧急会议，鉴于中国正处于内忧外患中，政府每月财政支出仅军费一项需1800万元，不敷达1600万元，提出挪用每月内债还本付息基金以应急需。此消息引发市面恐慌，上海金融工商界纷纷致函反对。全国公债持券人会在宣言中指出：“此种举措，不啻将全国人民历年备置之财产，宣告没收，减绝人民之生计，破坏国家债信，而一方对于截留税收，冗军浮费，则坐视不敢处置，以致财政一无办法，乃不得不攘夺人民生活之源泉，以供政费暂时之挹注，此种举措徒起截税者之野心，为滥费者张目。全国国民，为国家经济立场，允当群起，誓死反对。”国民政府被迫于1月18日收回停付拟议。

——《上海金融业与国民政府关系研究》

材料三   1981年，中央决定发行国库券。3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认为发行国库券是平衡国家财政收支、调节和引导国民经济向协调方向发展的重要经济手段。1981—1987年，每年国库券实际发行量都超过计划发行额，总其发行361.76亿元，1985年起可以贴现和抵押贷款。通过发行国库券，将人民群众手中的部分购买力及其他一部分社会财力集中起来，暂时转移给了国家，增加了国家重点建设的投资。

——《中国共产党公债政策的历史考察及经验研究》

材料一   1965年后，在“好人好马上三线”口号带动下，大批工厂、工人、干部、资金、设备等涌向了中西部地区。至1971年，内地逐渐形成门类较为齐全的工业体系，工业化水平有较大幅度的提高。三线企业多布局在没有工业基础的山区，与周围农业社会难以进行有效互动，往往形成“墙内飞机导弹，墙外刀耕火种”的分割状况。三线企业以发展重工业为核心并实行高中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具有高度的保密性。在大量企业内迁及中央投资减少影响下，东部城市工业生产能力受到了削弱，中国的城市化总体上呈现停滞状态。

——摘编自徐有威、陈熙《三线建设对中国工业经济及城市化的影响》

材料二   1979年，中央提出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新八字方针，对三线企业进行调整改造。具体方法上，一是根据原料、市场、技术、信息原则实行“脱险搬迁”，二是对留在原地的企业进行产品方向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三线企业多为国防工业中的骨干企业，对企业员工来说，“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奉献精神在市场经济大潮中仍然是一个重要的精神支柱。在“七五”至“八五”时期，国家对三线企业减免或退税的总额达30多亿元。从整体经济效益上看，三线企业调整改造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据陈东林《走向市场经济的三线建设调整改造》

材料一 宋代流民的规模很可观，少者几千，多者十几万。隆兴二年，诏“开封府及京东西、淮南、江东、河北、河东路，明道二年以前流民去乡里者，限一年令归业者，仍蠲（免除）赋役一年”。……负责登记工作的是在城各厢官吏，“每见流民，逐家尽底唤出本家骨肉，亲自当面审问的实人口，姓名口数。逐家便给历子一道收执，照证准备请领米豆”。……也有流民由于资产的雄厚，转变为坊郭户。一部分寄居在城市的流寓之人取得常期定居权。

——摘编自陆爱勇《宋代城市人口管理探析》

材料二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社会经济发生了巨大变化，人口流动成为时代的必然产物。国务院于1984年10月发布《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至此，农民涌向城镇的闸门逐渐开启。随着大量流动人口涌入城镇，城市的铁路运输和基础设施建设面临巨大压力。1989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出《关于严格控制民工外出的紧急通知》。1992年党的“十四大”召开之后，政府对流动人口的管理政策也由“控制盲目流动”调整为“鼓励、引导和实行宏观调控下的有序流动”。

——摘编自尹德挺《改革开放30年我国流动人口政策变迁与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