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上海港口卷》扼要记载：“上海港地处长江三角洲东端，位于长江与东海交汇处，居中国东部沿海岸线的中心，具有控江襟海的区位优势。南宋末年，上海港在上海浦旁孕育而成。……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港口迅速发展，自咸丰三年（1853年）超过广州港。”……“2010年上海港外贸吞吐量达到30225万吨，是1978年的19．2倍。”

——摘编自《上海市志·交通运输分志·港口卷（1978—2010）》

材料二   上海洋山港于2005年开港，短短10年，洋山由默默无闻的渔村小岛，发展成为如今全球最大的现代化集装箱港区。洋山港区在建设过程中产生了20多项具有技术产权的技术，创造了多项中国第一和世界之最。洋山深水港区的建成，洋山保税港区的封关启用，标志着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取得了重大突破。得益于洋山港的支撑，上海港从2010年起超越新加坡港，连续五年位列世界第一大集装箱港。“十三五”期间，洋山港将按照国家要求，为长江经济带和“一带一路”作出贡献。

——摘编自黄少卿《洋山港——名副其实的东方大港》

2023年3月16日第一财经消息，根据国家统计局有关数据预算，当前我国低龄老人（60-69岁）总量保守估计已经达到了1.5亿，从2022年开始，我国就进入到退休高峰期。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   与前朝相比，清代是中国人口剧增的时期。……据《东华录》记载，1651年（顺治八年）全国丁男之数是1000余万。其时，户籍以一户一丁计。若按户各五人推算，加上由于种种原因而隐瞒的人口，实际数字在6000万上下。到康熙时突破1亿；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猛增到3亿以上：1834年（道光十四年）已经超过4亿。不到200年的时间里，人口增加了6倍以上。同当时的生产力相比，其速度和数量都是惊人的。

——摘编自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材料二   我们来看改革开放之后经济增长的源泉。……人口因素是如何在改革中被转化成高速经济增长的呢？我讲三个故事，作为改革开放三个历史瞬间的代表。第一个是小岗村的故事。……家庭联产承包制赋予了农民自主配置生产要素的权利，因此，一旦剩余劳动力显性化，需要转移的时候，体制条件便逐步与之适应。先是转移到更广义的农业即林牧副渔产业上，继而转到农村的非农产业即乡镇企业中，再进一步依次转移到小城镇、小城市、中等城市、大城市和沿海地区。在这个过程中就出现了第二个故事——邓小平1992年的南巡及其讲话。在这些讲话中，他肯定了经济特区，肯定了市场经济，推动了对外开放。从此，沿海地区吸引了更多的制造业投资，吸纳了大规模地转移出来的农村劳动力。这种重新配置在微观上提高了农民收入，同时在宏观上提升了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第三个故事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从此我们就真正地逐步参与到世界经济分工体系之中，引进外资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把利余劳动力体现在劳动密集型产品当中，通过贸易中取得了国际竞争力，从而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兑现了我们的人口红利。……直至2010年之前，中国潜在的经济增长率大约为10%。如果查阅世界银行的各国数据会发现，这个时期没有任何一个其他国家有这么快的增长速度，也找不出任何国家在任何其他时期有过出这样的经济增长表现。正是由于独特的人口转变阶段，与独特的改革开放举措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中国的二元经济发展过程。

——中国社会科学院蔡昉教授在首届中国发展理论国家年会上的发言

材料—   谱系之学，在周代已有，所记者为君主、诸侯的世系，政府设有专官典掌，秦汉均沿其旧。君主、诸侯之外的家族谱系在汉代也已出现，到魏晋南北朝门第社会成立之后，谱学大盛，世家大族均有谱牒，详载世系，而且要上告之于官府，门第高下的评定、官职的选举；以至于两家之间的通婚，都以此为依据，唐代仍然承袭此风气。宋代以后，随着社会形态的转变，族谱的纂修更为发达，也具有新的特色。

——摘编自梁庚尧《中国社会史》

材料二 苏洵说的很明白，"盖自唐衰，谱牒废绝，士大夫不讲而世人不载，于是乎由贱而贵者耻言其先，由贫而富者不录其祖，而谱遂大废"。但是，在儒学重振之后，讲求古礼，基于敬宗收族的要求，谱学也随之而复兴。其中欧阳修、苏洵两人亲自编修本家的族谱作为范例。他们两人所修之谱，均为小宗之谱，记载仅限五世。在平民化社会里，修族谱的目的既不在于维系政权的传递，也不在于作婚宦的依据，而是在于维系亲情。南宋修谱之法大体上不出于欧阳修和苏洵所定的形式，不过，到南宋末期，也有家谱所载世代超出五代以上，甚至达到十世以上的。

——摘编自梁庚尧《中国社会史》

材料三   常州历来人杰地灵、文风炽盛，这极大地促进了姓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上世纪八十年代，少数家族开始恢复修撰家谱传统。上世纪九十年代，海外游子回乡问祖，拉开修谱热。近十年来，家谱热集中武进，且热度不减。改革开放后，我市新修家谱达到了650多部。

——摘编自常州晚报《40年间，我市新修家谱650余部》

材料一   元明清以前，“广东民贫，丰年尚有不足”不绝于记载。虽然有近海的优势，海外贸易发展颇具特色，但由于缺乏市场的遍在性（普遍性）发展，这种贸易的特色发展，并没有能形成对广东的全局性拉动。明清时期，广东的经济区位发生了深刻变化，雨热足、物种多、濒临沿海、境内交通水网丰富、海洋经济多元结构等诸多优势，终于迸发式地发挥出来，一跃而崛起为中国乃至世界经济发展的核心区。

——摘自黄滨《宋至明清广东经济发展从边缘到重心的嬗变廓见》

材料二   以下为1953—2005年广东生产总值增长轨迹表

——摘自《广东经济发展演变轨迹》

材料一   元朝福员“北逾阴山，西及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当时，在中国市场上有非洲出产的珍珠、象牙、厚负等，有越南的藤杖，有伊斯兰瓷器。窝阔台即位之初，他拿出国库的资本交给斡脱（官商），让他们放手经营。《元典》中有“忤脱户，见奉圣旨、诸王令旨，随路做买卖之人，钦依先帝圣旨，见住处与民一体当差”的记载。元沿宋制，设市舶提举司为海外贸易管理机构。1278年，忽必烈下旨：“诸藩国诚能来朝，联将宠礼之。”对外贸易无论水陆均“往来互市，各从所欲”。还把商业税率从30税1，降至60税1，甚至“置而不税”，对从事海外贸易的“舶商、梢水”及其家小，给予“免除杂役”的优待，使元朝对外贸易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

——摘编自梁凌霄等《试论元朝商业繁荣的原因》

材料二   1978年12月，中美发表建交公报，西方市场的大门正式向中国敞开。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式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征程，明确指出了对外贸易在经济发展中的战略地位。我国的外贸政策也随之发生了变化，次年，中央批准广东和福建两省在对外经贸活动中采取特殊政策，并在上海、北京、天津设立地方外贸公司，对外贸新政策在试点区域逐渐推开。一方面采取出口导向战略，鼓励和扶持出口型产业，开始实行出口退税制度和鼓励吸收外资的政策。一方面通过关税、进口许可证、外汇管制等措施实施进口限制。在这一阶段，国家放开部分贸易经营权，增强了运用经济杠杆调节宏观经济的能力。

——摘编自余报《中国对外贸易发展70年的回顾与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