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明清时期的大商人认为土地是不忧水火，不惧盗贼，百年常新的恒产，因此，他们将大量资本投资于土地。这些大商人为谋得厚利还不惜重金结交官府，取得经营特权。两淮的盐商，云南的铜商等从事的都是最有利可图的行业，只要取得了封建的经营特权，其他商人就无法插手。厚利也吸引着商业资本转化为高利贷资本，高利贷的利率极高，河南地方放债，八折出借，滚算月利，不到一年，利过于本。清朝还可以出钱买官，称为“捐班”。大商人为了改换门庭提高身价，不惜重金买官。而且当官后也是有利可图的，“一任清知府，十万雪花银。”
——摘编自吴量恺《明清时期城市经济的繁荣和商业贸易的发展》
材料二 19世纪50年代后，上海出口货值常占全国出口总值的一半左右，进口贸易亦呈现同步增长的趋势。在进口洋货中，70%由上海转销内地。内地运来的土货，大部分也是转销外洋的。与此同时，为外贸服务和为出口农副产品服务的加工厂陆续出现。20世纪以后，大量工厂生产的国货开始分销内地。据统计，近代上海商业计有204个行业，23个大类，还有面粉、纱布、证券、杂粮油饼等交易所。就是同一行业内部，也有分类。上海的各种商店经营各地土产，“统办全球货物”，永安百货力争做到“凡是名牌产品，只有顾客叫得出，在公司里几乎都可以买得到”。
——摘编自陈立仪、潘君祥《试论上海近代商业的特点及其发展原因》
材料三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资本主义国家加紧了对中国大陆的封锁禁运。1950年8月，周恩来指出，“对外贸易要加强计划性，避免盲目的出口和进口，要减少对美贸易，逐步摆脱美国的影响”，“对外贸易的目的是为了发展生产”。得益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这一时期的对外贸易政策执行良好，中苏两国签订了《中苏贸易协定》，对苏贸易在中国整体外贸中的占比也由1950年的29.8%上升至1955年的57%。由于中苏贸易的快速发展，中国的对外贸易总量稳步提升，在建国初的十年间扩大了3倍以上。
——摘编自余振、王净宇《中国对外贸易发展70年的回顾与展望》
(1)根据材料一，指出明清大商人资本的投资流向，并结合所学，说明上述投资流向形成的主要原因。(2)根据材料二，概述近代上海商业经济繁荣的表现，并结合所学，分析上海商业的繁荣对近代中国经济的影响。
(3)根据材料三，概括新中国初期对外贸易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简析这一时期对外贸易发展的历史背景。
材料一 荀子是先秦时期重视粮食安全的思想家之一。《荀子·王制》中说：“春耕夏耘，秋收冬藏。”他认为法律要规定好赋税的缴纳，“轻田野之税，省刀布之敛，罕举力役，无夺农时”，同时，“田野十一，关市几（检查）而不征，山林泽梁，以时禁发而不税通流财物粟米，无有滞留”。荀子还将强国按一定的标准划分为王、霸与强三种霸者，“王者富民，霸者富士，仅存之国富大夫，亡国富筐箧，实府库”。只有“辟田野，实仓廪，便备用”，确保国家粮食安全，进而选贤任能才能真正成为霸者。
——摘编自王高阳《先秦诸子粮食安全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材料二 近代中国是世界粮食进口大国。1871年～1873年，中国进口大米41.6万公担（1公担＝100公斤），到1909年～1911年，进口大米猛增至373.2公担。上海开埠后，粮食需求量不断上升，大米进口量由1913年的0.012万公担上升到1922年的98.08万公担。面粉进口则由1864年的0.63万公担增至1900年16.91万公担。其次，广州开埠后也成为主要的粮食进口口岸，1912年至1918年，广东每年平均进口大米、面粉等各类粮食8亿斤。福州、厦门被迫开放为通商口岸，外国米源源不断以低价向福建倾销。
——摘自汪德平《近代中国粮食国际贸易研究》
材料三 中国政府历来重视粮食问题。“十三五”期间，中国严守18亿亩耕地红线，加大粮食生产的政策支持力度，持续加强农业与科技融合，中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70%，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59.2%，主要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升至95%，稳稳的做到了“中国粮用中国种”。“十三五”期间，中国粮食产量连续五年稳定在一万三千亿斤以上。用全球9%的耕地满足了占全球近20%人口的粮食需求。
——摘编自邱海峰《1.3万亿斤以上！“中国饭碗”稳稳的》
(1)根据材料一，概括荀子关于保障粮食安全的主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近代中国成为世界粮食进口大国的原因。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十三五”期间中国提高粮食产量的措施及意义。
| A．统治者未能正确总结鸦片战争失败的原因 |
| B．近代早期中国还未找到现代化的正确路径 |
| C．近代中国社会缺乏领导现代化的中坚力量 |
| D．“中国中心”观是阻碍中国现代化的思想因素 |
材料一 正德、嘉靖年间，国内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沿海各地的官僚地主、富商大贾对开放海外贸易的要求也就更加强烈起来；另一方面，由于欧洲殖民国家先后侵入南洋，使南洋各国对中国的“朝贡贸易”不能继续保持，明统治者为了增加财政收入，也日益感到有开放海禁”的必要。特别是东南沿海一带的“倭寇”已被戚继光等所击败，消除了使明王朝采取闭关政策，厉行海禁的主要因素，因而在隆庆年间（公元1567~1572年）逐渐开放“海禁”，准许私人进行海外贸易活动。
——摘编自《中国古代经济简史》
材料二 随着英国人的新权力在中国沿海边境的确立，引起了人心向背的变化：了一方面是对清政府日益疏远，一方面出现对外国人效忠的迹象。广州商人和仆役实际上参与西方扩张的活动，助长了这一人心转变的过程。当怡和、宝顺和旗昌等洋行在通商口岸扩大合法贸易并在口岸外的轮泊处发展鸦片贸易时，他们的工作人员大部分是从南方招募来的中国帮手。广州和福建商人也独立自主地迁往上海，从事合法的与非法的贸易。
——摘编自《剑桥中国晚清史》
（1）根据材料一，指出明代中后期中国开放“海禁”的原因，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这一举措产生的主要影响。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比较明朝中后期与晚清时期对外贸易的不同。
（3）我们从明清海外贸易中可以获得哪些有益的启示？
材料一 英国人这样描述清政府早期对条约的态度：“中国代表们并不细加审查，一览即了。”因为条约在清政府看来，通商权利原本就符合施（夷狄）之以恩惠的羁縻之道。60年代后，英、美等国分头向清政府递交一项声明，对各省执行条约的状况表示不满，并向清政府提出警告。1864年，清政府刊印《万国公法》，对此李鸿章认为为民族挽回权益计，遵守与应用《万国公法》应成为时代之必需。1884年，总理衙门表示：“惟我中国办事，均系十分遵约，一本万国公法而行。”至20世纪初，驻俄公使明确提出效法日本，改革内政，以修改约章。
——摘编自王建朗《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晚清卷》
材料二 19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本被迫与西方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从本质上说。与中国在鸦片战争后被迫和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没有不同之处。明治维新后。日本政府不遗余力地进行修约谈判。1910年，日本向与其有现行条约关系的11个国家发出修约通知。1911年，美国带头与日本签订新条约，随后有关国家也纷盼与日本签订条约，表述放弃关税协定权。经过40余年的努力，日本完成了修约的任务，彻底实现了关税和法权的自主和独立，与西方列强建立起了平等的国家关系。
——摘编自牛激淑萍《近代日本修改不平等条约述论》
（1）根据材料一，指出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对待近代条约态度的变化。结合所学知识对这一变化做出简要评价。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日本政府对待近代条约的态度。并简析日本能够完成修约任务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