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近代以来，经过长期的中西文化冲突和融合，中国政府在被动应付中寻求主动，从探索性地建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开始，又经过清末十年基于“外务部”的外交体制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传统体制的残迹，为民国外交体制奠定了基础”，终于形成了基本上符合国际外交通例的近代化的中国外交体制。国民政府外交部的成立，改变了中国的行政模式，完成了中国外交近代化的形式需求，但中国的分裂状态与国际地位并未发生实质性转变，致使这种近代化的转型还远远不能完成。

——摘编自王承庆《中国外交体制的建立与近代化转型》

材料一   中国城市由传统城市的形态走向近代是从19世纪40年代开始的，一批有别于传统封建市镇的近代城市首先在通商口岸崛起。这使得中国城市在近代化过程中具有其自身的一系列特点：开埠成为中国城市近代化的起始点，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城市近代化拉开了帷幕；“因商而兴”是中国城市向近代化发展的基础，由开埠通商而产生的巨大商业力量，成为中国城市近代化发展中的新动力，商业功能日益成为近代城市的主要功能；由于兴办近代企业，使城市发展有了独立的经济保障和经济依托，从而加快了中国城市近代化的发展步伐。

——摘编自侯蕊玲《论中国近代城市产生发展中的几个特点》

材料二   巴黎……也配套建设了放射状的新道路，把火车站与商业中心连接起来，给人以一种处于新的秩序、清洁、高效和美观标准控制之下的印象。超过165公里的新街道一宽敞、笔直，并配有人行道、排水系统、照明设备和新种植的树木，街旁点缀着纪念性的新教堂、市场和行政办公楼.私人建筑、公寓住宅增加了六倍，其精致优雅前所未见，既具有外貌的端庄，也具有内部的舒适。一个世纪以前的改革者所梦寐以求的城市，现在如此完整地沐浴在一种进步的神采当中，甚至城市的下水道，也在特殊设计的观光车中，向游人开放。

——摘编自（美）巴里·伯格多尔著，周玉鹏译《1750～1890年的欧洲建筑》

材料三   本次规划重点在于描绘面向未来30年的上海大都市圈发展的共同蓝图，以及各城市携手共进的路径举措。规划提出以下举措：共同塑造全球领先的创新共同体，打造全球领先的知识集群和高端制造集群，让都市圈成为全球最具创新影响力和经济活力的地区；……共同传承与彰显江南文化，共享高品质的服务，让人们拥有诗意的栖居环境。

——摘编自2022年《上海大都市圈空间协同规划》

材料一   我国古代将在官府监督控制下进行的国家或民族之间的贸易往来称之为"互市"。互市起于汉代。汉武帝元狩年间，张骞出使西城，开通了丝绸之路。“自是之后，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于后宫，薄梢、龙文、鱼目、汗血之马充于黄门，巨象、狮子、猛犬、大雀之群食于外围。殊方异物，四面而至。”到魏晋时期，西北陆路的贸易更见繁荣。隋唐时期，在京师设四方馆，“掌方国及互市事”，并在西北边地设有互市监，在沿海一些地方还设有市舶司，经管海陆通商事宜，从而海陆贸易在我国有了很大的发展。到了宋代开宝四年（971年），“置市舶司于广州，后又于杭、明州置，凡大食、古逻、赭婆、占城、勃混、麻逸、三佛齐诸器，并通货易"。宋朝还颁布了世界贸易史上第一部进出口贸易法规《市舶法》。元明时期在沿海设市舶提举司，任命提举官，经管与外商互市事宜，查出入海港的船舶，征收商税.收购政府专卖品和管理外商。清初实行海禁，康熙二十四年（1685）后开禁，并规定漳州、云台山、宁波、广州四处作为互市通商之地，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又限在广州一地。

——摘编自熊辉《互市——我国古代对外贸易》

材料二   上海开埠后，"洋布大行，价才当梭布（土布）三分之一。吾村专以纺织为业，近闻已无纱可纺。松、太布市，消减大半”。从19世纪40年代开始，中国丝、茶的出口额不断增长。茶的出口由1843年的1300多万斤增加到1855年的8400万斤；丝的出口从1843年的1000多包增加到1855年的56000多包。由于丝、茶的大量出口，一些地区的农民放弃粮食生产而转而种桑植茶。中国对外贸易经数十年的发展，进出口贸易已在世界贸易中占据重要的地位。但中国的对外贸易"进口货多为制造品，出白货多为原料品"，"现时入超之数又复有年年增巨之势"，而且尤为重要的是"现时中国对外贸易大权，完全操于外人之手"。

——摘编自武堉干《中国国际贸易概论》（1930年）

材料       在开埠通商问题上，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规定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和上海五处为通商口岸，开启了中国近代约开商埠模式。这些商埠作为不平等条约的产物，严重损害中国主权、利益，成为列强侵略中国的桥头堡或“国中之国”。为改变约开商埠的不平等模式，同时为增加财政收入，开辟饷源，1898年3月24.26日，总理衙门先后两次上奏朝廷，宣布将在湖南岳州、福建三都澳和直隶秦皇岛三地“开设通商口岸”，当即获旨允准。百日维新开始后，清廷就自开商埠问题于8月10日再次颁布谕旨，号召各省将军督抚积极响应，在全国范围内加以推广，称：“欧洲通例，凡通商口岸，各国均不得侵占。现当海禁洞开，强邻环伺，欲图商务流通，隐杜觊觎，惟有广开口岸之一法。三月间，业经准如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王大臣奏，将湖南岳州、福建三都澳、直隶秦王岛开作口岸。嗣据该衙门议复中充[允]黄思永条陈，谓各省察看地方情形、广设口岸，现在尚无成议。著沿江沿边各将军督抚迅就各省地方悉心筹度，如有形势扼要商贾辐辏之区，可以推广口岸展拓商埠者，即行咨商总理衙门办理。惟须详定节目，不准划作租界，以均利益而保事权。该将军督抚等筹定办法，即著迅速具奏。”由此开启了晚清自开商埠与约开商埠的两条道路之争。

——摘编自崔志海《清末中美自开商埠与约开商埠之争》

材料   鸦片 战争前，清政府一直没有设置专管外事的机构，凡有“藩属”朝贡事务，或遇有外交往来和交涉事宜，均交由礼部和理藩院兼管。如有重大交涉事件发生，则由皇帝派钦差大臣负责办理。鸦片战争后，五口通商的开辟使外交事务日益频繁，清政府遂于道光二十四年(1844 年)设置五口通商大臣，由两广总督兼领，负责外交事务。咸丰九年(1859 年)，改由两江总督兼领，负责办理与各国通商事宜。五口通商大臣仍是钦差大臣的身份。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外国公使驻京，西方诸国相继在北京建立了使馆，并强烈要求各国政府和外交使节直接与内阁和军机处交往，而不再通过礼部及沿海督抚进行间接交往。咸丰十年，清政府宣布在北京正式建立专掌外交事务的专门机构一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摘编自张岂之《中国历史.晚清民国卷》

材料 晚清中国近代海关设关地点与年代一览表

——摘编自陈诗启《中国近代海关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