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516世纪以来，整个世界逐渐融为一体，海洋实力的提升、海洋利益的争夺和海洋秩序的塑造也日渐成为西方强国的主要战略指向。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海洋战略实质都是以开辟新航路和新土地为先导，通过对海外资源和财富进行暴力掠夺以及对海外领土实施殖民统治，实现了其成为世界性海洋强国的远景规划。英国作为一个纯粹的海洋国家，将海权视为国家兴衰的核心，在战略上既合理地发挥了其环境的优势，又充分与自身的国内基础相契合，从而在海洋时代成为世界体系的霸主。同时，作为陆地文明居于主导的国家，法国与俄国也将海洋崛起视作国家战略的关键目标，并长期拥有着强大的地区影响力。

——摘编自刘笑阳《海洋强国战略研究》

材料二   中国虽然是陆海复合国家，但政治中心在元朝以前，长期滞留于黄河中上游地区，元代以后，才移到东部（南京—北京）。独特的地缘政治环境，加上中国传统的塞防思想，造成历代统治者对海防的重要性缺乏认识。两次鸦片战争后，李鸿章根据西方海洋战略理论，提出了海疆自守策略：“唯有分别缓急，择尤为紧要之处，如直隶之大沽、北塘、山海关一带，系京畿门户，是为最要。江苏吴淞至江阴一带，系长江门户，是为次要。盖京畿为天下根本，长江为财赋奥区，但能守此最要、次要地方，其余各省海口边境略为布置，即有挫失，于大局尚无甚碍。”这标志着清政府开始了由原来单一“坚船利器”海防观念向全方位的海防观念转变，由原来被动的防御战略向主动的海防战略转变。从1880年起的十余年里，在李鸿章筹划下先后兴建了大沽、旅顺、威海等海军基地。中法战争后，各地督抚亦纷纷陈奏，掀起了海疆防御的大讨论。张之洞提出要设立北洋、南洋、闽洋、粤洋四大海军；李鸿章认为“选将储才之法，尤为至要至急”，为此要多办学堂来鼓励有识之士学习海军，并提倡去国外留学。自此以后，清政府开始明确将加强海防确立为国家安全体系的重中之重。

——摘编自郭渊《海疆危机与近代中国的国家构建》

材料一   “国际法”一词最早是18世纪末英国法学家边沁提出来的，他所指的“国际法”是一种源于欧洲国际社会的国际法律规则体系，这一规则体系最初出现于17世纪的欧洲，如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就确认了国家主权和主权平等原则。在殖民时代，欧洲列强不仅对所谓的未开化地区实行直接殖民统治，否认其国家与欧洲圈的“文明”国家之间存在着平等关系，无视或贬低其主权，甚至以“欧洲中心论”否认非欧洲文明和国家权利、如印度这样的古代文明，欧洲就实行完全剥夺其主权的做法。

——摘编自何力《人类命运共同体视角下的国际法史与文明互融》

材料二   同治三年（公元1864年），普鲁士公使李福斯乘坐军舰“羚羊号”停泊于大沽口，逗留期间发现了大沽口拦沙江外的三艘丹麦商船（时值普丹战争爆发），李福斯立即指示军舰追赶并扣押了三艘商船。按照国际法一般原则，交战国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缉拿敌国商船的，但无论是当时还是现代国际法都规定：不得在中立国领海行使这项权利。总理衙门大臣奕䜣以《万国公法》的相关条规为依据，照会李福斯“在中国洋面，扣留别国之船，乃显系夺国之权”，李福斯最初以扣留商船之地属于公海范围、自己无全权处理此事为由，拒绝解决此事，但都被奕䜣一一照例驳回，同时奕䜣要求“另请真正有权之员前来”处理此事，最终迫使李福斯承认“咎在我国”，释放商船并赔偿1500元银洋。

——摘自况落华《大沽口船舶事件：晚清外交运用国际法的成功个案》

材料三   1945年以来，国际法由原来的欧洲集团扩大至遍及七大洲的180多个国家，以欧洲为核心概念的国际法原则受到了巨大的挑战。国际法的范围扩大了，出现了新兴的分支——国际经济法。许多国家要求修改调整外国投资开发和其他部分的国际法内容，使得传统国际法的一些原则进行了实质性的修改或采取了新的概念。随着科技进步，传统国际法的内容扩大，产生如外层空间法和环境保护法等新分支。

——摘编自周忠海《国际法史与国际法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