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胜利的征途中，在面临革命局势的转变和重大问题的决策时，召开了以下一些重要会议：重要会议：

材料一   科举是中国文明的最好方面，它的突出特征令人钦佩，这一制度在成千年中缓慢演进；但它需要（就如它将要的那样）移植一些西方的理念以使之适应变化了的现代生存环境。当今在英国、法国和美国正在取得进展的文官考试制度，是从中国的经验中借鉴而来的。

——美国传教士丁韪良1896著《中国环行记》

材料二   英国实行文官考试制度初期军校学员考试科目及分值表

官员的选拔与考核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材料一：《唐六典》规定：“考功郎中之职，掌内外文武官吏之考课。”除此之外，还有 40余位职官参与考课分工事宜。唐代对流内官员和流外吏员按照不同标准实行分类考课。其中针对流内官员的考课标准可以概括为“四善二十七最”。“四善”是政府着眼于官德品行。“二十七最”则是根据官员职位职能特点的不同而提出的具体要求。各地各部门先行考课并将考课结果编制成册形成“考簿”，然后逐级检勘、汇总，最后上报至尚书省考功司以待会考。最后由皇帝确认后生效，作为官吏俸禄增减、品阶升降甚至职务变动的重要依据。

——摘编自殷文明《唐代官吏考核与监察制度的互洽逆转及启示》

材料二：“癸卯学制”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初等教育，包括蒙养院、初等小学堂和高等小学堂。初等小学堂属普及教育性质，其课程有读经讲经、历史、地理、格致、体操等。第二阶段为中等教育，中学堂属普通教育性质，课程有物理、化学、法制、理财、图画、体操等。第三阶段为高等教育，设高等学堂和大学堂，高等学堂“以教大学预备为宗旨”，大学堂分为政法科大学、工科大学、商科大学等。与上述各级学校并行的，还设有高级师范教育和实业教育两类。

——摘编自朱有瓛《中国近代学制史料》

材料一   古人往往通过家训把自己及前辈的社会生活经验传授给子孙后代。有些家训在后世流传甚广，如周公、孔子留下的口头家训，北齐颜之推撰写的《颜氏家训》，还有唐太宗的《帝范》等。古代家训的内容主要有修身、治家、睦亲、处世、教学、婚姻、择业和仕宦八大类。其中，修身部分所占比重较大。家训实施的主要方法是对家庭成员进行规劝、诱导，但有时对违反家训者也会采取相应的处罚，如张榜公布其不良行为，宣布其为不孝、不贞，或者罚跪、鞭笤、禁食等。

——摘编自徐秀丽《中国古代家训通论》

材料二   延安时期，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成为红色家风建设的实践主体。朱德在给家人的信中写道：“我对革命尽责，对家庭感情较薄亦是常情，望你谅之。”毛泽东也曾向其表兄说明：“我们的党专为国家民族劳苦民众做事，牺牲个人私利，故人人平等，并无薪水。”在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一封封家书家信中，无产阶级革命党人的革命信念、生活信仰、道德情操体现得淋漓尽致。

——摘编自魏继昆、崔保峰《延安时期中共领袖红色家风建设研究》等

材料一   汉唐的外事体制，乃是一套以贯彻大一统秩序为基本目标，以羁縻式控取为主要手段，以礼法规范为具体框架的体制。因两对集中代表了中外经济交往的互市，在以严密控制下的市坊制度对之约束的同时，朝廷看中的是其赐恩报义的政治意义而非互通有无的经济价值。故或大施恩息，成加设禁条，并不把互市当作目的而只视之为维护四类宾服局面的手段。对中外各种交通出入，除按既定关津制度加以控制外，边境防范很严，往往必须以国公的名义在官方往来的外衣下方许出入。而外人在境内的居留、婚姻等，除非降附归化，入籍为民，一般也总是处于重重限制之下。中外之间的文化交流同样受到大一统原则的影响和制约。对外来文化中的细梢末叶，朝廷乐于采取大而化之的包容态度，但对系统的意识形态，如宗教，则以防范、限制和细底的控制为基本方针。

——摘编自楼助《汉唐对丝路上一般中外交往的管理》

材料二   刘坤一（1830-1902），湘军宿将，随曾国藩之后，投身洋务外交活动，与李鸿章、张之洞一起成为晚清地方权臣，对晚清洋务外交活动产生过重大影响。1875年9月，授两广总管，次年任南洋通商大臣。1891年，受命“帮办海军事务”，并任两江总督。刘坤一在总督地方过程中，通过与西洋各国的接触以及对时局的综合分析，提出了自己的外交主张：坚持开放，反时闭关，力求主动，讲究实效。在他意来“中西通好通商，将与天地相始终，即有圣神文武之主起，而内修外攘亦不能闭关绝市”。刘坤一所主张的这种通好，并不是无条件的，而是以中外和约为基础的。“对外交中的拖延作法是极为不满，认为“中外交涉之件，应办便办，不可推卸。刘坤一办理中外交涉事务，在“恪守和约，以和约为凭”基础上，特别注重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大义。例如他在办理教唆防范民教冲突过程中，不是一味弹压，而是注重打击外国侵略者的气焰。通晓教案，从建议结，绝不容洋人把持。刘坤一“借夷制夷，合众夷以制夷”的外交思想来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合纵联横外交现念，也源于他对国际国内形势的充分认识。在他看来，晚清中国国贫民穷，无力与西方各国对抗：但另一方面，西方列强在侵略中国既有合作也存在着较大的利益冲突和矛盾，因而最现实的外交策略就是，运用高明的外交手段，操纵合宜，借夷制夷，才能使中国的利益和主权得以最大限度的保全。所以他主张“不但邻国宜结，即使敌国可结亦结。能结邻国，即多一助我之邻；能结敌国，即少一图我之敌”。

——陆霞《论刘坤一的洋务外交思想》

材料一：郑和七下西洋盛况空前，但是他下西洋的大量原始资料，如皇帝敕书、郑和船队的编制、名单、航海日志、账目等，本应存于兵部档案，如今却已荡然无存。据称有大臣因郑和下西洋劳民伤财，国家财政难以负担，生恐皇帝再有此举，故私自藏匿并销毁。郑和之后的明清时期，政府转向放升领先世界的航海技术，关上了通往海洋的大门，直到四自多年后被西方国家用枪炮打开中国大门。

——摘编自苏纪兰《郑和下西洋的回顾与思考》

材料二：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林则徐认为海洋经略“实为海疆久远之谋”；魏源不仅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海防思想，而且提出了大力发展工业和航运业推动海洋贸易生产发展，“以商贾为本计”的海洋经略思想……从第二次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之间，李鸿章发出了“御外之道莫重于海防，海防之要莫重于水师”的呐喊；张之洞提出了“整顿海军实为经国要图”……辛亥革命爆发后，孙中山指出：“海权操之在我则存，操之在人则亡”“海军实为富强之基”。

——摘编自杨文鹤《海洋与近代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