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世纪早期的西欧，一种自由人（封臣）对另一种自由人（封君）的服从和役务（主要是军役）的义务；贵族居住的城堡和高耸入云的教堂成为典型建筑。贵族都有庄园法庭的司法权，这在西欧是普遍的状况；由地主贵族、俗人或僧侣，男爵或基督教主教在一定的范围内，对那里的居民办理行政、征收赋税的制度，而国王被缩成一个阴影而已。

材料二   古代中国经济的发展，长期以农业发展为主，小农经济一锄、一镰（或者再加上一犁），一个主要劳动力加上一些辅助劳力，一旦和土地结合，就可以到处组织起简单再生产；儒家的圣贤主张经世致用，相信可以把现实世界治理成为一个具有良好秩序的、合理的世界，儒家经学对我们社会的影响之深.力量之韧是罕见的；清代是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的终结时期……伴随着清朝统治的稳定，皇帝作为最高统治者和政府首脑的地位空前加强。

材料一   许倬云在《历史大脉络》中谈到“中国人以为繁荣安定的景观是田畴相接，庄稼丰茂；中国的诗歌中，最常见的是田园，很少有欧洲的牧野和山林.精耕细作的农业，为中国人的饮食开发出不少美味佳肴，可是其中最为丰富的成分是碳水化合物（淀粉）纤维质与素食的蛋白质.”

《剑桥古代史》中描述到：雅典人“不仅可以享受阿提卡的橄榄油和葡萄酒，而且可以食用黑海的谷物和干鱼，品尝腓尼基的椰枣和西西里的干酪.”…“雅典的粮食产量只能满足城邦1/4的消费量，更多的粮食需要用橄榄油、葡萄酒的土特产品与外部交换.”

材料二   北宋东京当时的饮食文化，被视为中国饮食文化史上辉煌的里程碑，在烹饪文化方面，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在市场上有正店（酒楼）、食店、拍户、脚店，分等划类，遍布全城。南食、北食、川饭胡饼，各地风味竞相献艺，坊、市不分，夜禁取消。大型酒楼达72家，规模宏伟，每店均可容千人以上宴饮。设备精良，各正店（酒楼）设施豪华，均以银器待客，成为中国烹饪史乃至世界烹饪史上社会酒楼的独例。在服务方面，博士卖酒，响堂行莱，歌舞伴宴，换汤斟酒；外办宴席，则“四司六局”全套服务。品种、技术各有特色，酒楼菜肴、食店小吃、川饭、分茶、胡饼、素馔，异彩.纷呈，难以尽数。宫廷宴会用酒9盛，佐食品种精美丰盛，每盏酒后有歌舞、杂技、相扑、踢球表演，场面宏伟。

——摘编自刘洋《宋代：中国饮食文化的第三个高峰期》

材料三   当时就出现两个名词，一个是大食堂、一个是小吃店，1956年以后公私合营并店，过去的小企业，二三十人、四五十人的小企业一下变成一个大食堂，一二百人了……公私合营以后由小变大，就是综合起来了。比如我在菜市口这一片，当时卖小吃的挺多，就集中起来一个大店，变成小吃店了，所有小吃都集中起来了，原来你那一个小摊儿、他那一个门脸儿，这样集中起来便于管理。使这些人既有生意，又有营生之道，统一实行工资制。这样这个企业本身，各种风味虽然都在一起，但是实行工资制度，不是你自己经营了，就是合营了。那么一些大的饭馆呢？也是几家合在一起，就变成一个大食堂。

——摘编自杨原《变迁中的北京“勤行”：陈连生口述》

材料       作为东西方文化的主要源头，古希腊与古代中国哲学思想对宇宙自然和社会人伦有着类似的观点和看法，只是在后来的发展中，古希腊在哲学、政治思想体系不断完善的同时发展了自然科学，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数学、泰勒斯的天文学、德谟克利特原子论等这些从哲学中过渡派生出来的科学思想，为构筑一个宏大的科学体系提供了必备的思想要素。而中国的哲学家们却或远或近地疏离了自然科学，他们不像古希腊的哲学家同时是几何学家、天文学家、数学家，而是肩负政治家的角色。他们关心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社会伦理胜过关心自然本身，而且善于从自然的规律反躬自省，寻找社会的和谐之本。

——摘编自黄谊《浅析古希腊和古代中国哲学思想与科学的关系》

材料一   中世纪的英国没有国家税收观念,贵族、富商向英王缴纳包税。“光荣革命”后,议会确立了征税权,并委任中央专门机构集中征税。1690 年,议会通过法案,将政府收入分为王室正常岁入和议会特别拨款两部分。这一时期,关税和消费税逐渐成为政府主要收入的来源。1694年,英国成立中央银行英格兰银行,发行国债以筹措战争经费。1866 年,议会制定《国库与审计部法》,规定所有政府部门财政都要接受议会审计。面对日益严重的贫富差距问题,1909年,向富人开征土地税、遗产税等直接税以扶助贫者的“人民预算案”最终获得通过,被视为“英国税制现代化的标志”。政府因此有更多资金投入到教育、公共卫生等公共事业中。1912年,英国建立了预算委员会,监督议会授权赋税的使用情况。

——摘编自滕淑娜《从赋税来源与用途看英国近代议会与税收》等

材料二   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初期制定了“公私区别对待,繁简不同”的税收政策，对私营、个体经济予以限制。1994年,为适应新体制,新一轮税制改革全面实施:以增值税、消费税和营业税为主,建立了相对规范化的流转税制格局;取消按企业所有制形式设置所得税的做法,实行统一的企业所得税制,统一适用于内外资企业;建立了统一的个人所得税制;扩大了资源税征收,开征土地增值税,对房地产交易中的过高利润进行适当调节;还新设了遗产税和证券交易税。一些原有税种也得到调整与合并,如取消集市交易税,将盐税并入资源税，将屠宰税等征收权下放给省级政府。新调整的农业特产农业税适当降低了部分产品的税率,明确了减免税,规定了扣缴义务人等。

——摘编自曹钦白《判若两人:改革开放四十年的中国税收》

材料一   1935年5月，上海电通影片公司拍摄了《风云儿女》，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广为传唱。丰子恺感叹，“荒山中的三家村里，也有‘起来起来’‘前进前进’的声音出之于村夫牧童之口……长沙的湖南婆婆，汉口的湖北军夫，都能唱‘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1939年前后，《义勇军进行曲》与《保卫黄河》一起在延安地区传唱，国民政府也将该歌曲编入《中国抗战歌曲集》。1940年，美国歌手罗伯逊翻唱《义勇军进行曲》，以《起来》为名录制唱片，宋庆龄为之撰写序言称：“中国已经从新的群众传唱运动中发现了抵抗敌人的力量源泉。”二战结束时，《义勇军进行曲》成为盟军胜利凯旋曲目之一。

材料二   1948年5、6月间，针对美国扶植日本，中国民众掀起抗议运动，为《义勇军进行曲》填写新词，改作《反美帝扶日进行曲》：“我们万众一心，反对出卖人民，前进，争取自由和平”。1948年12月，在中国共产党人编辑的《群众歌曲选》中，《义勇军进行曲》排在首位，一同收录的还有《东方红》《八路军进行曲》等。同月，国民政府出台“禁止广播不良歌曲”清单，《义勇军进行曲》名列其中。

材料三   1949年7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发布《征求国旗国徽图案及国歌辞谱启事》，对国歌歌词要求如下：（1）中国特征；（2）政权特征；（3）新民主主义；（4）新中国之远景；（5）限用语体，不宜过长。该《启事》解释如下：“中国特征（如地理、民族、历史、文化等）”“政权特征（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决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开国大典上，《义勇军进行曲》第一次作为国歌在天安门广场奏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