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中国的官营手工业有着悠久的历史,从奴隶社会的殷商时代就一直继承下来。作为中央集权的国家,有必要通过官营手工业来控制经济命脉。从中央到地方都设有专门的手工业机构。从春秋战国起,官用手工业就在手工业生产中居于绝对的优势,如楚国的官营手工业就几乎控制了所有的重要生产行业和部门,而民间手工业只是它的补充。英法没有从古代继承下来的官营手工业。古罗马奴隶制官营手工业在蛮族入侵者铁蹄的践踏下,随着封建制的建立而衰落了。在封建社会初期很长一段时间,由于土地等级分封制,使王权衰微,国王处于无权地位。既无庞大的官僚机器,也无常备军,这就没有建立庞大的官营手工业的需要和可能。作为封建政权的基层组织是庄园,它既生产城市需要的各种食物,也生产供自己消费的生活用品和少量手工业商品。近代以来,英法都将扶植和控制新兴工业视为国策,其中专利权是一项重要措施。政府对手工业的控制力度是不强的,措施也比较简单,致使许多新兴工业在社会经济转型时期逃脱了政府的控制。

———摘编自王素琴《试论中国与英法封建官营手工业的不同地位和影响》

材料一:北宋汴京和南宋临安,既是当时全国的政治、军事中心，又是全国性的商业经济中心。像汴京“八荒争凑，万国成通，集四海之珍奇,皆归市易”，当时汴京城里有不少大型定期交易场所,.而临安城中的行业组织就有414个,这些行业或相对集中在一定区域,或分布在各个街市。宋代以前，太湖流域的县城大多只是小规模的政治据点,至宋代，它们逐新发展成为具有一定规模的经济和社会中心，宋代因工商业发展而出现的地区性经济中心城市更是遍及全国，如京兆（今西安）、西京（今洛阳）、福州、广州等，宋代城市格局由封闭转向开放，经济职能增强，城市经济空前繁荣。

——摘编自郭学信《论宋代城市发展的时代特征》

材料二:中世纪西欧城市的出现主要是经济自然发展的结果。城市最早的手工业是为满足城镇及周边乡村居民日常需要的，如铁器制作、皮革珠制和皮具是其基本行业,城市是农产品与城镇手工业产品相交换的场所，乡村的部分农产品也通过城布运往外地市场，农村居民所需的外地商品,也主要从城市市场上取得。如，瑞士莱因菲尔登城的外来商品中,有来自阿尔萨斯的葡萄酒，萨尔茨堡和洛林的盐，在城市工商亚发展基上形成的商品货币关系，以极强的渗透力,对农村经济形成了前所未有的侵蚀和瓦解，引起了农奴制和庄因制的解体和崩溃。同时,还从法律道德、社会意识、大众心态等社会生活各个层面对乡村施加着深刻影响。

——摘编自刘景华《中世纪西欧城市与城乡关系的转型》

材料一   为了加强对全国的控制，实行有效的行政管理，公元前220年，秦始皇下令修建了以咸阳为中心的驰道。这些驰道宽22米，路基高厚，以铁锤夯筑得坚实平稳，还在道旁栽种了树木。公元前212年，命令蒙恬主持修建了一条由咸阳向北的“直道”，经云阳、上郡直达九原，全长900余公里。后在云贵地区修“五尺道”，在湖南、广东等地修筑了攀越五岭的“新道”。这样，一个以咸阳为中心的交通网把全国各地联系在一起。西汉时，汉武帝继续了秦朝的政策，修建公路以方便各地间的商业和交通。为了发展同中亚、西亚、南亚各国的交往，修筑了令居（今甘肃永登）以西的道路，设置亭驿，便利商旅。

——摘编自朱绍侯张海鹏齐涛主编《中国古代史》等

材料二   同中国一样，罗马人也是通过建设运输和交通网络完成帝国一体化的。罗马的道路有很深的路基，路旁有围护、排水渠，路面铺设了大块平坦的筑路石，主路宽6—8米，可供双向车辆同时行驶，蜿蜒的山路也有2—3米宽。沿路设置了驿站。公路连接了帝国的各个部分，其中，最著名的公路全长2500公里，沿东北边境从黑海一直通向北海，与多瑙河和莱茵河平行。一条长4800公里的路与北非海岸线平行，许多支线直插南方，商人、士兵通过这些支线可深入撒哈拉沙漠。在地中海地区，罗马人新建了一些道路，方便了这一地区的旅游和贸易。还有一些公路从地中海东部的城镇和港口一直通到帕尔米拉——这是亚洲中心通往西部的最主要的商站。据估计，罗马道路的总里程超过了8万公里。

——摘编自【美】杰里·本特利赫伯特·齐格勒著《新全球史》

——据郑师渠《近代中国的文化民族主义》整理

——《中外历史大事年表》（部分）。

材料一   北宋哲宗颁布诏令，在淮东路设官房，居养鳏寡孤独、贫困不能自存者，月给口粮.病者给医药。宋徽宗时，赐名为“居养院”，并推广到全国各州府。居养人的口粮、日用钱、冬季柴炭钱政府也都有具体规定。据统计，当时全国每年所需费用约五百万贯左右，全由中央财政承担。大约占国家财政收入的5%。南宋时期，各州府基本上都设立一处的居养院。居养院大多依靠地方官府拨款、绅商捐款筹备基金。收养设施的兴废与地方官的热情有着直接的关系，当对穷民收养设施具有热情的官员离任的时候，其财源则迅速地被侵占或掠夺。

——摘编自《宋史》等

材料二   中世纪以来，英国教区济贫多实行给予居家的穷人以院外救济的形式。1601年，英国通过《济贫法》，确立了各教区依法负责照顾教区内的穷人，并设立济贫院，其资金来源于地方的济贫税。1802-1803年，14611个教区有3765个济贫院，每个济贫院平均有22人。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济贫税从1802-1803年的年均530万镑增加到1817-1818年的年均930万镑。19世纪70年代，当局对济贫院制度进行改革，把院内贫民划分为值得救济者和不值得救济者，对于不值得救济的贫民实行强制劳动制度。同时，改善济贫院的环境，增加济贫院的设施，改善济贫院的伙食等。院内救济的贫民由1870年的15万人增加到1912年28万人。20世纪，济贫院在许多地区成为当地最大和最重要的建筑，最大的济贫院为1000多人提供食宿。

——摘编自郭家宏、唐艳《l9世纪英国的济贫院制度初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