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方传统农业结构

材料   衣着原料取之于自然，属于植物的有麻类和棉花等，始于动物的则有毛皮和蚕丝等。由于各地自然条件不同，衣着原料因地而异。东方的中国自新石器时代开始就以蚕丝和大麻为主，丝为富人和老人享用，麻为平民百姓穿戴。到宋元以后，改为以棉花为主，则“地无南北皆宜之，人无贫贱皆赖之”（丘浚《大学衍义补·贡赋之常》）。动物的皮毛虽然也被用作衣着原料，但极不普遍，除给富人充作奢侈品外，普通百姓难以得到。西方，特别是英国则正好相反。史前时代开始就以毛皮和亚麻（特别是羊毛）作为衣着原料。……衣着原料不同，获取的方法也不同。在中国则为养蚕，在英国则为养羊，但在自然经济的条件下养蚕和养羊都不能单独存在，而必须与谷物种植相结合，于是形成了不同的农业结构。在中国，农业结构的主体是农桑结合，在西方则是农牧并举。

——摘编自曾雄生《中西农业结构及其发展问题之比较》

材料一  中国古代海上丝绸贸易起自秦汉，后不断发展繁荣。宋太宗时,东南亚阇婆国进贡的物品中，有“杂色丝绞三十六段，吉贝织杂色绞布五十六段……杂色绣花销金丝绞八段”。 15世纪，意大利丝织作坊以仿造中国丝织图案为时尚。17世纪初，明代科学家宋应星记曰：“凡倭缎制起东夷，漳泉海滨，效法为之。” 到了清代，中国丝绸外销品适应欧洲华丽繁复、精巧柔媚的洛可可风格，将中国文化与西方元素结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定制产品。明清时期，葡萄牙、西班牙为了以中国丝绸、瓷器等物品换取日本与美洲的白银，开辟出从中国东至日本、西至东南亚、印度、欧洲及经东南亚的菲律宾前往拉丁美洲，再转至欧洲等数条重要航线。

——摘编自王兰兰《海上丝绸贸易对古代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影响》

材料二  19世纪70年代后，向西方学习，在近代中国逐渐成为一种强劲的时代潮流。这种潮流由初期试探性的、全盘西化式的学习，逐渐发展到选择性的、批判性的学习。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称谓，始由近代初期的“夷学”，发展到“西学”，及至“新学”。通过向西方学习，经过中西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中国文化完成了自己的时代嬗变，形成了以民主、科学为核心的，同政治、救亡图存密切结合的，以爱国、革命、革新、开放为特征的近代文化。这是一个无奈的、痛苦的过程，也是一个必然的、新生的过程。

——摘编自王介南《近代中外文化交流史》

材料三  在“一带一路”建设国际合作框架内，各方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携手应对世界经济面临的挑战，开创发展新机遇，谋求发展新动力，拓展发展新空间，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不断朝着人类命运共同体方向迈进。这是我提出这一倡议的初衷，也是希望通过这一倡议实现的最高目标。

——习近平《开辟合作新起点谋求发展新动力》（2017年5月）

材料一 “华夷”秩序是在古代世界的社会条件下产生的一个有理念、有原则和有着自身一套完备体制的国家关系体系。由于长期以来，中华帝国乃是古代东方、特别是东亚地区的主要大国，因此这一体系的理念、原则和体制的构建，中国自然起了某种主导作用。明成祖朱棣说：朕君临天下，抚治华夷，一视同仁，无问彼此。推古圣帝明王之道.以合乎天地之心。远邦异域，成使各得其所，闻风向化者，争先恐后也。”“一”与“和”，是“华夷”秩序最本质的东西。这个“一”，就是要“大一统”，“一统华夷”。“和”的内容有三，即：中国不干预各国内部事务；中国对各国交往实施“厚往薄来”原则；中国负责维护各国的国家安全。朱棣派遣郑和出使的敕谕中说：“尔等祗顺天道，恪守朕言语，循理安分，勿得违越，不可欺寡，不可凌弱，庶几共享太平之福。”历史证明，中华帝国处理对外关系方面，确实做到了有“一”就有“和”。

——摘编自何芳川《“华夷”秩序论》

材料二 “光荣革命”后，英国已具备了向外扩张的备件，当时，新的政治制度已经确立，由此而造成的政治冲突也已经结束。重商主义已经为朝野上下所接受，对外贸易越来越成为最重要的民生国计。辉格党长期执政-为发展海外贸易提供了保障，这个党代表着英国最失的土地贵族，但同时也代表以伦敦为基地的海外大商业利益。威廉三世继承王位后，英国就被拖进了旷日持久的对外战争。就威廉的本意而言，他要把英国拖进荷、法之间的长期争执，从而有利于荷兰方面；但就英国而言，这却符合它已经面临的扩张需要，因此受到广泛的支持，尤其受到辉格党的支持。

——钱乘旦等著《英国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