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德川幕府于1811年成立了“荷兰书籍和解御用”译书机构，1862年更名为“洋书调所”兼具外语教育培训的职能。日本人把在经济结构，政治思想，以至于生活方式等方面向英国学习看作是一种需要甚至是潮流。即使是在明治维新运动之后，西方世界对日本的社会变革和转型仍然有着较大的影响。在中国，1862年京师同文馆成立，培养“译员”、“通事”，翻译印刷西方科技、历史、法律等方面的书籍。除同文馆以外，影响最大的翻译印刷机构还有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中国在西学运动的过程中，逐步从重视代表西方物质文化的设施与技术，转向重视代表精神文化的思想与学术”对中国而言，19世纪末的日本成了一个成功的范例。

——摘编自卿崧《中日近代文献翻译活动比较》

材料二   新中国对外翻译出版事业是我党国际传播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1980—2009年间，中国文化外译图书总品种达9763种，出现了以“熊猫丛书”、“大中华文库”、“中国文化与文明”系列丛书等为代表的系统对外译介中华文化的精品工程。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为代表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系列丛书已出版33个语种，发行覆盖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翻译出版语种最多、发行量最大、发行覆盖最广的领袖著作。

——摘编自《党领导下的新中国对外翻译出版事业发展回顾——以中国外文局为例》

材料一   中国古代书院产生于唐末五代，兴盛于宋代。书院强调学习方法的传授，教师只择其一二进行精讲，主要由学生自修思考。学生通过学、问、思、辩，依靠自身的观察和思考来增进学识。书院师生关系融洽，感情深厚。名师们以自己渊博的学识教育学生，也以自身高尚的品德气节感染学生。书院还聘请一些德高望重和精通学术的宿学鸿儒，讲授自己的研究成果，其中书院举办的“讲会”活动，允许不同学派开展争辩。

材料二   11世纪左右，大学在西欧各地先后兴起。大学作为一种行业公会，是一种独立自主的机构，完全实行自治。大学教授可以同时在几个大学任教，学生没有入学方面的国籍限制。在大学论辩教学中学生与老师、学生与学生通过辩论的方式，相互交流学术，通过交流与辩论的方式来深入了解并吸收不同的观点。大学作为科学研究的阵地，学者们质疑权威，反对宗教思想束缚，尊崇理性，反对封建。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试论中国古代书院与西方中世纪大学的异同》

材料一 “华夷”秩序是在古代世界的社会条件下产生的一个有理念、有原则和有着自身一套完备体制的国家关系体系。由于长期以来，中华帝国乃是古代东方、特别是东亚地区的主要大国，因此这一体系的理念、原则和体制的构建，中国自然起了某种主导作用。明成祖朱棣说：朕君临天下，抚治华夷，一视同仁，无问彼此。推古圣帝明王之道.以合乎天地之心。远邦异域，成使各得其所，闻风向化者，争先恐后也。”“一”与“和”，是“华夷”秩序最本质的东西。这个“一”，就是要“大一统”，“一统华夷”。“和”的内容有三，即：中国不干预各国内部事务；中国对各国交往实施“厚往薄来”原则；中国负责维护各国的国家安全。朱棣派遣郑和出使的敕谕中说：“尔等祗顺天道，恪守朕言语，循理安分，勿得违越，不可欺寡，不可凌弱，庶几共享太平之福。”历史证明，中华帝国处理对外关系方面，确实做到了有“一”就有“和”。

——摘编自何芳川《“华夷”秩序论》

材料二 “光荣革命”后，英国已具备了向外扩张的备件，当时，新的政治制度已经确立，由此而造成的政治冲突也已经结束。重商主义已经为朝野上下所接受，对外贸易越来越成为最重要的民生国计。辉格党长期执政-为发展海外贸易提供了保障，这个党代表着英国最失的土地贵族，但同时也代表以伦敦为基地的海外大商业利益。威廉三世继承王位后，英国就被拖进了旷日持久的对外战争。就威廉的本意而言，他要把英国拖进荷、法之间的长期争执，从而有利于荷兰方面；但就英国而言，这却符合它已经面临的扩张需要，因此受到广泛的支持，尤其受到辉格党的支持。

——钱乘旦等著《英国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