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华文明对于人们在相貌、语言、服饰、习俗等方面的差异，表现出了很强的宽容心态，甚至所谓的“华夷之辨”也仅仅是文化观念的差异，而不是本质性的区隔。在与来自“中华文化圈”之外其他文化的交流过程中，中华文明先后容纳了外部传入的佛教、伊斯兰教、萨满教、基督教等宗教及教派，吸收了外来宗教的许多文化元素，包括哲学思想、话语体系、制度形式和文学艺术。

——摘编自马戎《中华文明独一无二的特质》

材料二   回顾中国传统文化发展历史，清末的鸦片战争成了一个分水岭，在此之前中国传统文化以单向度的输出为主要交流模式。……然而，鸦片战争之后产生了颠覆性的变化，随之而来的西方文化劲风急吹，使得中西文化产生了巨大的碰撞与冲击，因此形成了中西文化的角力，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更新提供了契机。

——摘编自吴雅思《中西方文化的角力与更新：以鸦片战争为切入点》

材料三   在现代东亚世界，新加坡提出了“亚洲价值”，主要是指东亚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价值体现。其被概括为五大原则：一、社会与国家比个人重要；二、国家之本在于家庭；三、国家要尊重个人；四、和谐比冲突有利于维持秩序；五、宗教间应互补、和平共处。

——摘编自吕元礼著《亚洲价值观：新加坡政治的诠释》

材料一   许倬云在《历史大脉络》中谈到“中国人以为繁荣安定的景观是田畴相接，庄稼丰茂；中国的诗歌中，最常见的是田园，很少有欧洲的牧野和山林.精耕细作的农业，为中国人的饮食开发出不少美味佳肴，可是其中最为丰富的成分是碳水化合物（淀粉）纤维质与素食的蛋白质.”

《剑桥古代史》中描述到：雅典人“不仅可以享受阿提卡的橄榄油和葡萄酒，而且可以食用黑海的谷物和干鱼，品尝腓尼基的椰枣和西西里的干酪.”…“雅典的粮食产量只能满足城邦1/4的消费量，更多的粮食需要用橄榄油、葡萄酒的土特产品与外部交换.”

材料二   北宋东京当时的饮食文化，被视为中国饮食文化史上辉煌的里程碑，在烹饪文化方面，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在市场上有正店（酒楼）、食店、拍户、脚店，分等划类，遍布全城。南食、北食、川饭胡饼，各地风味竞相献艺，坊、市不分，夜禁取消。大型酒楼达72家，规模宏伟，每店均可容千人以上宴饮。设备精良，各正店（酒楼）设施豪华，均以银器待客，成为中国烹饪史乃至世界烹饪史上社会酒楼的独例。在服务方面，博士卖酒，响堂行莱，歌舞伴宴，换汤斟酒；外办宴席，则“四司六局”全套服务。品种、技术各有特色，酒楼菜肴、食店小吃、川饭、分茶、胡饼、素馔，异彩.纷呈，难以尽数。宫廷宴会用酒9盛，佐食品种精美丰盛，每盏酒后有歌舞、杂技、相扑、踢球表演，场面宏伟。

——摘编自刘洋《宋代：中国饮食文化的第三个高峰期》

材料三   当时就出现两个名词，一个是大食堂、一个是小吃店，1956年以后公私合营并店，过去的小企业，二三十人、四五十人的小企业一下变成一个大食堂，一二百人了……公私合营以后由小变大，就是综合起来了。比如我在菜市口这一片，当时卖小吃的挺多，就集中起来一个大店，变成小吃店了，所有小吃都集中起来了，原来你那一个小摊儿、他那一个门脸儿，这样集中起来便于管理。使这些人既有生意，又有营生之道，统一实行工资制。这样这个企业本身，各种风味虽然都在一起，但是实行工资制度，不是你自己经营了，就是合营了。那么一些大的饭馆呢？也是几家合在一起，就变成一个大食堂。

——摘编自杨原《变迁中的北京“勤行”：陈连生口述》

材料一 （罗马）凭借强大的由公民组成的军队首先征服了意大利；接着向地中海地区扩张，先后征服了从西班牙到两河流域的整个地中海周边地区，扩张成为一个地跨欧亚非三洲的大帝国……罗马把被征服地区的大量居民卖为奴隶，奴隶制迅速发展起来，各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和贸易往来进一步加强。罗马帝国在各征服地区设置行省，任命官吏，派驻军队，推广罗马法律体系……3世纪之后，官僚体系和职业军队使人民的负担不断加重，边境压力逐渐加大，罗马帝国陷入危机。

——摘编自 《中外历史纲要》下册

材料二 汉武帝统治时期， 对内强化皇权、财权和中央集权。对外，汉武帝在稳固边疆的基础上积极开拓疆域。汉初，匈奴多次袭击汉朝边境，汉武帝任用卫青、霍去病为将，经过三次战争……在河西走廊设立酒泉、武威、张掖、敦煌4郡。为配合对匈奴的战争，汉武帝遣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开辟了中西交通道路，大大促进了西域与中原政治经济文化联系，这就是著名的丝绸之路。汉对东南沿海和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控制也比以前更加稳定。经过汉武帝的经营，西汉大一统国家得以巩固加强，统治盛极一时。

——摘编自《中国古代史》

材料一 中西方重要传统节日（部分）

材料二 中西传统文化的差异性使世界绚丽多姿，中西节日作为民族文化的载体，都发挥着传承文化的积极作用。近年来，中国人，尤其是年青一代越来越重视“洋节”，圣诞节、母亲节、父亲节、情人节、愚人节成为年青人的时尚，他们热衷于那种自由、无拘无束、充满个性色彩的氛围。在中国年青人逐步淡化春节的同时，国外对春节的好感和兴趣却日益浓厚。现在世界各地正越来越接纳中国的春节。在美国，总统每年都要向全美华人表示节日祝福。在纽约州甚至把春节（正月初一）定为全州的法定节日。

——摘编自石琳《中西传统节日文化的差异与空间拓展》冯建民、许丽红《从传统节日看中西文化差异与交融》

材料一   17世纪中期以后，英国国内经济活动日趋活跃，对道路的要求有了迅速的提高，道路管理问题日益成为难题。英国从中世纪晚期开始重视道路的维护和管理工作，根据法律，由教区的住户每年义务工作6天，或提供代理人服务。1663年议会通过了第一个收费公路法案，即在某些道路上征收通行税的法令，此项税收款必须专用于道路工程。进入18世纪以后，道路管理方式逐渐按商业化的方式运作，由信托公司负责道路的经营管理和维修养护。在1760—1774年间，议会通过了不下于452项有关道路建筑及其保养的法令。道路系统的完善对于商品运输能力、商品流通速度以及商业效率和扩张力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

——摘编自张卫良《工业革命前英国交通运输业的发展》

材料二   在1949年前后，以毛泽东为首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就对交通工作的重要性有着清醒的认识。1950年至1957年间，铁道部在苏联专家帮助下建立了相应的管理体制。全国交通业的统筹发展初步实现了合理的产业布局，交通业超额完成了“一五”计划规定的运输任务，投资回报率较高。新中国成立初期交通发展战略取得显著效果，初步改善了我国交通业的结构与布局，基本满足了国民经济的发展需求，并留下了许多成功的经验。

——肜新春《新中国成立初期交通发展战略的演进与绩效》

材料一   我国古代自大一统专制统治形成以后，历朝都实行“重农抑商”政策。古代思想家一般都认为，发展商业将会动摇“农本”，因为商业不生产物质财富，反而会导致财政收入的流失。再者，商业发展也可能破坏小农经济的稳定性，威胁国本。与之同时，商业发达也可能使道德倒退，因为工商之民善于欺诈，形成社会上的重利风气和拜金风尚。史家王家范认为，以上未见得是朝廷“抑商”的真实动机。在列国纷争的先秦，商人也曾风光无限，出现了范蠡、计然、白圭等大商人。但到秦汉以后，史书上难再找到有名有姓的大商人。这种思想形成的深层原因，主要是为了防止任何有可能构成对专制集权统治具威胁的集团性社会势力形成。

材料二   在中世纪的欧洲也有重农抑商主张，这种思想主要来自基督教会。他们宣扬物质财富将危害精神幸福，因此竭力反对以盈利为本的商业行为。基督教的重农抑商思想，除了精神层面的因素，再有，就是商人以末致富，甚至达到权倾王侯、富可敌国的地步，显然威胁到了教会权威。教皇具有超越一切世俗政权的权力，但欧洲大大小小的封建政权却常面临内外双重威胁。由于特殊地理环境，欧洲长期小国林立，相互征伐，教皇与世俗封建主之间明争暗斗，大小君主必须通过发展工商业壮大力量。一些日常用品、奢侈品及战略物资须借助于国际贸易才能互通有无。各个王国内部的封建贵族也得仰赖商业发展壮大自身力量。看看中世纪以来各类集市在领主们保护下遍布欧洲大陆，就可知世俗政权对待商业的态度。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丁骋骋《重农抑商：何以东西方结局大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