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从周朝的翻译活动算起直至五四运动前为止的近3000年间，我国翻译活动经历了3次高潮。

第一次翻译高潮是东汉至唐宋的佛经翻译。东汉到唐宋时期大量印度梵文佛经被翻译成中文，使印度的佛教和文化开始大规模地传入中国，对哲学、文学、艺术和民间风俗等产生深刻影响。

明末清初，许多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他们不仅带来了西方的宗教，还带来了西方的科学，由此引发了中国翻译史上的第二次翻译高潮，即明末清初的以科技翻译为主的翻译活动。

第三次翻译高潮是鸦片战争后至五四运动前的西方科学、政治思想和文学作品翻译。这个阶段李鸿章设立了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翻译了大量的自然科学书籍。严复、梁启超、林纾等翻译家译介了西方政治思想、科学方法的著作和西方文学著作。

——摘编自张永中《论中国历史上翻译高潮产生的成果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材料二   1978—1990年，全国年均出版翻译作品2192种；1995—2003年，年均出版翻译作品超过1万种；2003年至今，出版翻译作品已超过数十万种。在积极介绍西方文化的同时，中国的翻译家也将中国的优秀作品译成外文。2011年中译外第一次在比重上超过了外译中，使中国翻译市场从输入型为主转变为输出型为主。国外受众对中国信息的需求是多样化的，增加比较快的一个突出领域是中国的时政类信息，包括领导人著作。《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中文版刚一面世，就有16个国家的出版机构签约翻译出版非通用语种版本。

——摘编自黄友义《服务改革开放40年，翻译实践与翻译教育迎来转型发展的新时代》等

材料一 公元前5世纪至1世纪希腊世界与中国部分大事简表

——摘编自崔连仲《世界通史》

材料二 从文化上来说，希腊是西方文化的发源地，而我们中国是东方文明的发源地，两个国家都是历史悠久的古国，从文化底蕴上来说二者有着同样的经历。在进入国家文明之后的第一时期中，两国的历史脚步所表现出的国家文明特质，却有着很大的不同。古希腊国家文明的突然中断性，与古印度文明的突然中断性极其相似，都是强势异族入侵，都是原生文明毁灭，都是陷入黑暗与深渊。早期中国的国家文明的发展脉络清晰、轮次分明、记载翔实，国家行为非常有力而活跃，国家制度的体系化已经形成了坚实的独立文明根基。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国家文明的发展，表现出了鲜明的主体传承性与连续性递进的发展性。

——摘编自孙皓晖《早期中国与古希腊文明的比较》

材料一在人类历史长河中，人类社会创造了形态各异的、璀璨夺目的文化样式，各种文化都以各自的独特方式为人类进步做出了贡献。“站在人类文明发展的高度上，我们应该把和平放在第一位。不同文明的国家之间有没有可能和平相处？答案是肯定的。我们生活的这个星球上，有60多亿人口，200多个国家，2500多个民族，6000多种语言，有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和道教等多种宗教。正是这些不同文明的相互依存、相互交流、相互借鉴、相映生辉，才构成今天这个丰富多彩的世界。”

—摘编自秦治来《尊重、维护和推进世界文化多样性》

材料二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美国，凭借自己在世界贸易体系的强势地位和科技优势，将自身的文化产品销往世界各地，美国“三片”（“薯片”、“芯片”和“大片”）在世界各地大行其道。他们在获取巨额利润的同时，也积极推动海外文化传播。与此相对照，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传统文化则受到强烈冲击。以语言为例，每一种语言都蕴藏着一个民族独特的文化智慧，任何一种语言的消亡都可能导致语言使用者对原属种群的文化认同的消失。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预计，到21世纪末，在全世界大部分地区，约90%的语言可能被强势语言所取代。

——摘编自周文华《世界文化多样性的形成、意义及困境》

材料一   中国古代重视监察机构的设置，将之置于与行政机构并列的位置。在历史演进中，监察机构的体系越来越严密，相对于行政机构的独立性也越来越强。历代政府重视监察法规建设，坚持依法监察，监察法规逐步完善。监察机构职权涉及察德、察政、察能。同时，为防止地方分离，整肃吏治，历代统治者都重视中央对地方的监察。监察以常驻为主要形式，并辅以不定期的或定期的巡按制。此外，监察御史作为风纪之官，品秩虽低，权势却十分显赫，甚至享有“便宜从事”和“风闻奏事”的特权。但是，监察机关的独立是相对的，其监察功能的发挥受到皇权的极大制约。

——摘编自林志强、张旭日《中国古代行政监察制度特征研究》

材料二   监察官是罗马共和国时期比较特殊的官职，其产生、职权伴随着平民和贵族的长期斗争。随着共和国历史的发展，监察官基于实践的需要，其权力不断扩大，从最初的人口和财产调查权，到后来的公民道德监督权，再发展到元老遴选权，监察官的地位日益神圣和显赫。由此看出，监察官的权力扩张恰好对其他官员起着很大的制衡作用，从而推动着古罗马共和宪政的平衡与发展。

——摘编自连佳《浅议古罗马共和宪政下监察官制度及其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