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在16世纪—20世纪初的世界近代史历程中，现代化经验大多来自西方，西方化也由此被塑造成人类现代化的代名词，然而，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这种神话正在被打破，人们正在更加全面地认识西方现代化。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固然有其共同特征，同时西方国家内部的现代化进程也存在较大差异。尽管现代化始于西方，但现代化道路绝非西方“专利”。西方现代化建立在对非西方的掠夺和控制基础上，其历史黑暗面永远难以抹去。从原始积累时期通过圈地运动剥削农民，到机器大工业时代剥削工人；从寻找新大陆、建立贸易据点，到大规模殖民、建立跨洋帝国，西方现代化展现出恃强凌弱、泯灭人性的掠夺本质。

——摘编自戴维来《世界现代化道路绝非独尊西方》

材料二   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统一既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形成和发展的重要特征，也是中国式现代化取得成功的重要经验，更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规律和基本逻辑。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现代化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开拓了人类文明发展的新形态，推动世界现代化进程迈向更高台阶；丰富了世界现代化模式的多样性，为其他还在探寻现代化路径的国家提供了更多可能。中国式现代化破除了“现代化=西方化”的思维定式，开辟了世界现代化模式的多元性。

——摘编自任保平任欣怡《中国式现代化：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统一》

李超的“新生"

李超，广西梧州人、先求学于梧州，广州等地，后就读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李超的家庭不支持她求学，因而她生活困难，患肺炎后，无钱治疗，1919年8月病亡。李超死后，其家庭置之不理，指责她“至死不悔，死有余辜"。11月，北京教育界召开追悼大会，有1000多人参加，胡适、陈独秀、梁漱溟等现场作了演说。1920年，杭州女子师范在省女师操场举行了李超追悼会，“各界人士莅会者不下万人，挽歌诗联四五百轴”。

李超的一生，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事迹。……我们研究他的一生，至少可以引起这些问题：一、家长族长的专制。……二、女子教育问题。……三、女子承袭财产的权利。……四、有女不为有后的问题。……

——胡适《李超传》《晨报》1919年12月1日、3日）

涵养与发挥情感是积极的道路。北京的妇女不来吊一吊李女士，却华装丽服坐汽车去满街跑，许多妇女并不要求妇女解放，这都是麻木。麻木就是处于情感的反面。他自己既不要求，你便怎样指点问题，乃至把解决问题的道路都告诉他，他只是不理会！

——梁漱溟《李超女士追悼会之演说词》（《晨报》1919年12月22日）

对于李超女士底事件，我们可以看出社会制度上两大缺点：一是男系制，一是速产制。……

李女士之死，我们可以说：不是个人问题，是社会问题，是社会底重大问题。

——（陈）独秀《男系制与遗产制》（《新青年）1920年1月1日）

材料一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有多元、复合的特征，故人文关怀必须通过多方位多角度的途径来实现，子曰：“克己复礼为仁”，实现“礼之用，和为贵”，构建一种全面的和谐关系体现对人的整体关怀，进而实现对整个社会的人文关怀。以“仁爱”为出发点与核心，将“孝”定为伦理的起点，以“中庸”为方式构建良好人际关系，培养“浩然正气”，提高个人修养，养成高尚道德情操。传统文化还尊重人的自主性，老子认为“道法自然”，在人与自然的相互依存与相辅相成中实现精神自由与灵魂安顿，以“仁民而爱物”之心，实现“天下一家，万物一体”的博爱情怀。

——摘编自杜喆《中国传统文化人文关怀思想研究》

材料二   对个人命运、价值和尊严的关注是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一种最基本的信念。西方人文主义者力图以科学和理性来反对中世纪独断主义的封建神学，以解放神学统治下的人和自然。他们从反对神学对人的统治出发，追求现实的人生幸福，要求恢复人的各种权利，他们把神权与人权对立起来，认为只有推翻封建神权的统治，才能彻底解放人自己。他们强调个体的自由，注重个人的奋斗和个人的权利，私人的权利和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彼得拉克说：“我不想变成上帝，我自己是凡人，我只要求凡人的幸福。”在对待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西方人文主义强调以人的欲望、要求作为出发点，对自然采取征服、掠夺的方式，强调“天人相争”的观念。

——摘编自杨春苑、李春荣《论西方人文主义》

材料一   从16世纪开始，中西文化交流逐渐形成一股潮流。来华传教士将中国的文化典籍、科技工艺等输回欧洲，推动了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的融合和吸收。在18世纪动荡的欧洲面前，中国的道德哲学及开明君主专制更是为渴望改革的欧洲社会提供了实践依据。但是，到晚清时期，西方在华传教士和学者更加热衷于构造儒学与现代化不相容的逻辑。中国文化代表着束缚和停滞，而基督教才能带来一种崭新的生活。这种宣传在生物进化论在中国知识界广为传播的社会背景下，“西方思维方式（在中国）取得控制地位的日子一定会来到”的预言逐步变成了现实。

——摘编自吴礼明《17-19世纪中西文化的融合与分裂》

材料二   鸦片战争前后，国人对西学无统一称呼，多以“夷学”字称之。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一批有识之士对西方有了比较切实的了解，改变了对西方的偏见，加之有关条约明文禁止称西洋为“夷”，时人对西方文化比较广泛的称呼是“西学”。戊戌变法时期，西学之名日日见诸报刊，但也有人用“新学”概括西方文化，西学、新学之名并行不悖。庚子以后，越来越多的人乐于使用“新学”之名，新学与旧学被赋予了明显的价值判断色彩。

——摘编自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

民族观与历史观、国家观、文化观息息相关，树立正确的民族观，对国家发展、民族复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材料一   美国建国初期，为了整合社会、巩固新生政权，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白人文化成为民族同质化的建构基础。19世纪中期以后，随着西进运动步伐的加快，东南亚百万移民冲击了美国的白人文化，美国的熔炉（民族同化）政策应运而生。随着工业化的推进，维护移民的权利也成为美国吸引和稳定外来移民、发展经济的一项重要政策，主张不同价值观的共存、把少数族裔的生活方式看成是合法的多元文化主义也由此产生。现今美国的印第安人虽有保留地制度，但其自治权仍得不到有效保障，贫困率也是全国平均水平的两倍。美国主流社会对印第安文化的压制和同化思想根深蒂固，少数族裔在经济上不能同工同酬，政治上待遇不平等，在工作、移民、教育及居住等方面的歧视比比皆是。虽然美国在一定程度上进行了“族群归类”和“种族识别”，但是宪法不承认民族的群体权利，仍是以公民权代之。

——摘编自雷振扬，裴圣愚《如何看待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民族政策和民族关系》

材料二   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结合中国国情，逐渐探索出具有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新中国建立后，相当一部分少数民族还处于奴隶社会甚至原始社会时期，党的民族政策迅速改善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形势和群众的生活。1954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国家保障各少数民族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各民族自治地方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1978年中组部专门发文要求尽快配备少数民族干部担任民族自治机关一把手。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是先人留给我们的丰厚遗产，并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民族不能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个民族也不能少”。

——摘编自左岫仙《新中国民族政策优势的理论与实践基础-以民族平等为视角》

材料一   《本草纲目》是明朝医药学家李时珍为修改古代医书中的错误而编。他以毕生精力，亲历实践，广收博采，先后到湖广、安徽、河南、河北等地收集药物标本和处方，并拜樵夫、农民、车夫、药工、捕蛇者为师，参考历代医药方面书籍925种，撰著《本草纲目》（纲日本来是史书之一体）。《本草纲目》共有52卷，载有药物1892种，其中新药374种，约190万字。书中关于“疟疾寒热，用青蒿一握，水二升，捣汁服之”的记述，曾助力中国科学家屠呦呦成功研制“青蒿素”并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本草纲目》先后被译成日、法、德、英、拉丁、俄、朝鲜等十余种文字在国外出版，获得“中国古代百科全书”的称誉。

——摘编自王家葵《李时珍和＜本草纲目＞》

材料二   《心血运动论》是英国生理学家威廉哈维于1628年公开发表的。在前辈研究的基础上，哈维设想“通过血液循环运动在人体内进行，这是完全有可能的”。之后，哈维对动物体作了更进一步的观察和实验，经过几十年不懈地努力研究和大量事实为依据，最终完成了《心血运动论》。从根本上推翻了统治人们上千年的关于心脏运动和血液运动的经典观点，提出血液是循环运行的，心脏有节律地持续搏动，是促使血液在全身循环流动的动力源泉，彻底打破了统治西方医学界长达1500年之久的“盖仑血液潮汐理论”。该书的出版震惊了当时的医学界和生理学界，奠定了近代生理学的基础。

——摘编自郭继宏《哈维“心血运动论”》

材料一   从战国时代开始，“本”“末”成为泛指农业和工商业的专用术语。各学派无不认为农业是“本”业，手工业和商业是“末”业，但在如何对待“末”业的问题上，各家则存在较大差别。从总的倾向看，儒家对“末”业采取了比较宽容的态度，不但不反对私商的货殖行为，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允许奢侈品的生产和流通，但对“末”业中有悖于礼义规范的行为表示反对。墨家对“末”业的看法与儒家接近，只是极力反对“末”业中奢侈品的生产和流通。道家和法家不仅极力否定“末”业本身存在的合理性，而且还有把“末”业扩大到“本”业以外所有行业而一概加以拒斥的倾向。

材料二   古希腊虽然没有产生与中国类似的“本”“末”的概念，但从古风时代晚期起，也出现了许多关于农业和工商业及其相互关系的思考。思想家和改革家们无不认为农业是国家的“本”业，手工业和商业是“末”业，但他们在对待“末”业的问题上也存在不小的分歧。其中，梭伦和色诺芬注意到了“末”业对“本”业的补充和促进作用，二者对“末”业的批评仅限于道德层面。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在肯定“末”业中具有自足性质的部分的同时，极力反对“末”业中具.有营利性质的部分。来库古则通过立法几乎取消了一切“末”业。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刘家和主编《中西古代历史、史学与理论比较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