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华”一词始见于记载两晋南北朝史实的史籍中。在当时东晋、南朝士人中,“强胡陵暴,中华荡覆”、“中华覆败,沉没戎虏”是一个很普遍的说法。将原西晋统治下中原地域的朝臣、士人统称作“中华人士”“中华之士”。从当时对“中华”一词的使用来看,可以发现如下事实:第一,“中华”用以指原西晋统治下的中原地域;第二,“中华”一词主要用以称谓原西晋的朝臣和中原士人。第三,使用“中华”一词的人主要是南迁的原西晋的朝臣和中原士人,他们对胡族大举入据而“湮没”和“荡覆”的中原政治及文化传统无限感伤与眷念。“中华”一词对胡族这一“他者”的排斥显而易见。
材料二 晋室南迁后,“北方世家大族未获南迁者,率与胡人合作”则是当时极普遍的现象。北魏、北齐、北周,均有相当数量中华士人参与权力中枢,他们是为北方民族政权塑造“中华”身份并推动其一步步融入“中华”的关键力量。北魏、北周等少数民族政权在主观上对“中华”不抵触、不排斥。孝文帝时大臣韩显宗上疏,斥南朝“欲擅中华之称”,说明北魏心目中已经以中华自居。北周闵帝时还在关中地区设置了“中华郡”(今陕西省富平县)。
入唐以后,“中华”不但成为唐朝的别称,在与外国或周边政权交往时大多使用“中华”一词,标志着“中华”实已成为中国的名号,“赤县神州,即有唐中华之国也”。李唐统治集团是北魏、北周以来深受中原文化影响的北方少数民族上层集团代表,其竭力以“中华”自诩,最终使“中华”成为新的胡、汉融合体的统称。
——摘选自石硕《胡入中华:“中华”一词的产生及开放性特点》
(1)依据材料一,结合所学,指出“中华”一词产生的时代背景。(2)依据以上材料,概述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中华”一词内涵扩大的过程及意义。
A.巴格达是当时世界最繁华的城市 | B.阿拉伯人垄断东西方商业贸易 |
C.阿拉伯商人的贸易范围非常广泛 | D.奴隶制是阿拉伯人扩张的基础 |
记载 | 出处 |
有事请也,必以书,毋口请,毋羁请(让人代为请示) | 《睡虎地秦墓竹简·内史杂》 |
行命书及书署急者,辄行之;不急者,日毕,勿敢留。留者以律论之 | 《睡虎地秦墓竹简·行书》 |
A.行政管理制度严密 | B.法律实行轻罪重罚 |
C.地方官员权力较小 | D.政府行政效率低下 |
国家 | 立法情况 |
日本 | 《大宝律令》,分12篇,其篇目、次序与《唐律》一模一样,是日本古代划时代法典。 |
朝鲜 | 《高丽史·刑法志》记载“高丽一代之制,大抵皆仿乎唐,至于刑法,亦采唐律,参酌时宜而用之”。 |
越南 | 越南古代的《刑书》。《国朝刑律》等都是源于《唐律》。 |
A.日本、朝鲜和越南皆照搬中国《唐律》 |
B.唐朝统治者都非常重视法律的编纂和修订 |
C.《唐律》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成文法 |
D.《唐律》体系完备,在东亚国家广为传播 |
①制糖业有雇佣劳动 ②资本主义经济已经形成
③已经出现手工工场 ④多种经营增加经济收入
A.①②③ | B.①②④ | C.①③④ | D.②③④ |
A.盐铁官营 | B.统一货币 | C.休养生息 | D.征收财产税 |
记载 | 史料来源 |
十八日与倭接仗,昌上望台(舰桥)督战,为倭船排炮将“定远”望台打坏,昌左脚夹于铁木之中,身不能动,随被炮火将衣烧,虽经水手将衣撕去,而右边头面以及颈项皆被烧伤 | 丁汝昌向李鸿章递交的海战报告 |
“立于飞桥之前方者为提督……彼等不能在此久立,因桥非稳固之建筑。桥下之大炮开火时,桥将毁碎。”“盖刘(步蟾)已令发炮”,而丁等正“立于飞桥,正在炮上之部分也”,舰桥塌落,“丁提督则堕压创甚” | 发表于1929年的定远号参战人员英国人泰莱的回忆录《甲午中日海战见闻记》 |
A.史料本身是复杂的,必须加以审慎甄别与实地考证 |
B.丁汝昌意在渲染个人的抗敌精神,其报告不足为信 |
C.泰莱回忆录的发表晚于丁汝昌的海战报告,其可信度相对较低 |
D.史料出入较大,均不能作为研究丁汝昌负伤问题的第一手史料 |
A.恩泽诸侯贵族 | B.增加国家税收 | C.实现民族交融 | D.削弱王国势力 |
A.阻断了埃及文化在希腊化世界里的传承 | B.避免了各个族群间的矛盾 |
C.埋下了希腊军队征服托勒密王朝的隐患 | D.扩大了希腊文化的影响力 |
材料一 西北地域广阔,地形复杂,气候多变,给中原王朝治理西北造成了很大的困难。由于西北与京师长安的唇亡齿寒的关系,故历代中原王朝总是小心翼翼地治理。而隋唐时期,浓厚的胡汉交融的社会和家庭氛围弱化了“夷狄非我族类”的民族观念。……隋唐统治者吸取前代的经验,最终在西北地区推行羁縻政策,如唐高祖在即位后第二年就下诏:“画野分疆,山川限其内外,刑政疏于函夏,怀柔远人,义在羁縻”。
——王红武《隋唐西北羁縻制研究》
材料二 元朝对西南少数民族首领施行“参用其土人”的制度,且“世官、世土、世民”。明朝沿袭并大为拓展,《明史·土司传》记载“分别司郡、州、县,额以赋役,听我驱调”。明政府制定了授职、承袭、升迁、奖惩等法规,完善朝贡、纳赋之制,颁行征调土兵办法。土司制度是建立在奴隶制或农奴制经济基础之上的。明中期以后,封建经济逐渐发展起来。明末一些土司纷争仇杀、抗命朝廷,给人民带来巨大灾难。康熙、雍正两朝进行大规模改土归流,随之展开清查户口、核实赋税等工作。土司势力大大削弱。
——摘编自龚荫编著《中国土司制度简史》
(1)根据材料一指出隋唐时期中央政府在西北地区实行的民族管理政策,并归纳影响该政策制定的相关因素。结合所学,分析该政策产生的效果。(2)阅读材料二并结合所学,评析土司制度的兴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