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科举始于隋唐时期，是通过考试选拔官员的制度。士子自幼习诵儒学经典，皆以科考为目标。到了清代，科举考试内容仍以四书五经为主。19世纪中后期，工矿企业大量出现，铁路、轮船等新式交通事业逐步发展。20世纪初，清政府增设外务部、商部、学部、度支部、法部、邮传部等新机构。1905年，清政府颁布谕令，规定自次年起停止科举取士制度。1915年，民国政府公布了《文官高等考试令》等法令。
19世纪，英国政府除了国防、财政、税收、社会治安等传统事务外，还要管理经济、文化、科技、教育等新事务。当时国王、贵族仍主导着文官的任用，政府部门工作效率低下。曾任驻华领事馆翻译的密迪乐提出，英国应该采用中国科举制公开竞争的原则，面向全体国民，实行考试录用官员的制度。1850一1870年间，许多杂志介绍中国科举制的选官程序和方法。1855年，英国开始实行文官考试制度，确立考试竞争和择优录用原则。1870年，英国完成了文官制度的改革，实现了从直接任命官职到公开竞争、考试录用的重大转变。
19世纪以来，英国借鉴科举考试制度进行文官选拔制度的改革；20世纪初，中国废除科举取士，推行新式教育体制。试评析以上现象。材料一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整个欧洲都笼罩在“没落”“衰败”的悲凉气氛中，许多学人对自身文明的前途怀抱忧患意识，尤以德国哲学家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一书最具代表性……甚至掀起了一股“东方文化救世论”思潮……研究传播中国文化为宗旨的学术组织机构也大量涌现，巴黎大学中国学院、法兰克福大学中国学院、达姆斯塔特的“东方智慧学院”等等……形成了19世纪以来中学西播的一次高潮，对战后西方文明的反省与重建起到一定积极作用。
——摘编自夏舒洋《一战后的中国文化西播热潮述评》
材料二 近代以来，中国学者不断学习西方文明，以求实现民族独立和现代化。然而一战后，梁启超亲身感受到欧洲人的失望和悲观，西方学者对现代西方文明的反思和批评，也使梁启超受到刺激。他考虑如何以中国文明补助西方文明。这不是以中国文化拯救西方文化，而是中西化合，建设一个新文化系统以使人类全体都受益：“我们的国家有个绝大的责任横在前途，什么责任呢？是拿西洋的文明来扩充我们的文明，又拿我们的文明去补充西洋的文明，叫它化合起来，成一种新文明。”从此，梁启超开始了他的文化自觉和中国自觉。
——摘编自单世联《梁启超的“文化自觉”》
阅读材料并结合所学对上述文化现象进行评析。有学者指出：从历史主义的立场来看，由于中世纪尚不存在作为强势主权单位的民族国家，因而，行会扮演了“类政府”或“准公共组织”的角色，实施市场监管，开展社会救助、提供公益服务，关系到那个时代社会治理的根本。
| 自由人的誓约团契 中世纪行会创立的初衷，就是为了补偿城市生活中极为稀缺的东西—亲缘共同体及其保护作用。行会成员自愿宣誓立约：在成员的人身受到伤害或威胁时施以援助；对陷入生活困境的成员给予救济。 |
| 谋求健康而诚实的经济 行会严格限定每个小作坊招收学徒的数量；统一规定本行业使用的生产工具、工艺技术和工作时间；以行会集体购买之类的方式控制原材料的供应和价格；行业内秘密，不可外传。 |
| 在我们的旗帜下 从规模上看，中世纪的手工业行会是一种小型共同体。加入一个行会从而获得兄弟身份的最明显的标志，是穿上由行会统一制式的会服。那些因家境贫寒而不能添置全套会服的会员，至少要买一件衣服罩子，以示自己是本会兄弟。对行会行动来说，会旗具有特殊权威。大多数行会都有自己的会徽，会徽寓意象征着友爱、尊严、快乐、集体幸福等。 |
| 使城市共和国运转 城市共和国的公共职位，例如，具有立法和决策咨询职能的大议事会、小议事会的成员，管理行政事务的执政官、财务官、督察官、公证人等等，都向行会开放。另外，行会还筹集资金兴办公共事业，在居住的市镇建起小教堂、附属礼拜堂、公会会堂及文法学校。 |
| 亲兄弟明算账 大工业生产及其推动的经济交往和社会交往，彻底打破狭小的地域限制，呈现了前所未有的延展性和开放性，由此带来的治理任务之复杂，也就很自然地超出了行会这样的微型职业共同体的规范能力。“亲兄弟明算账”的生意经成为社会流行风气。科学知识创新和职业培训学校兴起，行会和学徒制度声望逐渐下降。 |
——摘编自张风阳《一种特殊类型的共同体——中世纪行会功能的政治社会学分析》
依据材料，结合所学，评析中世纪行会的兴衰。
材料一 西北地域广阔，地形复杂，气候多变，给中原王朝治理西北造成了很大的困难。由于西北与京师长安的唇亡齿寒的关系，故历代中原王朝总是小心翼翼地治理。而隋唐时期，浓厚的胡汉交融的社会和家庭氛围弱化了“夷狄非我族类”的民族观念。……隋唐统治者吸取前代的经验，最终在西北地区推行羁縻政策，如唐高祖在即位后第二年就下诏：“画野分疆，山川限其内外，刑政疏于函夏，怀柔远人，义在羁縻”。
——王红武《隋唐西北羁縻制研究》
材料二 元朝对西南少数民族首领施行“参用其土人”的制度，且“世官、世土、世民”。明朝沿袭并大为拓展，《明史·土司传》记载“分别司郡、州、县，额以赋役，听我驱调”。明政府制定了授职、承袭、升迁、奖惩等法规，完善朝贡、纳赋之制，颁行征调土兵办法。土司制度是建立在奴隶制或农奴制经济基础之上的。明中期以后，封建经济逐渐发展起来。明末一些土司纷争仇杀、抗命朝廷，给人民带来巨大灾难。康熙、雍正两朝进行大规模改土归流，随之展开清查户口、核实赋税等工作。土司势力大大削弱。
——摘编自龚荫编著《中国土司制度简史》
(1)根据材料一指出隋唐时期中央政府在西北地区实行的民族管理政策，并归纳影响该政策制定的相关因素。结合所学，分析该政策产生的效果。(2)阅读材料二并结合所学，评析土司制度的兴衰。
材料
| 起点 | 来源 | |
| 1 | 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 | 苏联科学院主编《世界通史》 |
| 2 | 1914—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 | 【美】斯塔夫里阿诺斯著《全球通史》 |
| 3 | 第一次世界大战及俄国十月革命 | 《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 |
| 4 | 20世纪初的世界整体化发展 | 吴于廑、齐世荣主编《世界史·现代史》 |
为什么要把工农共和国改变为人民共和国呢?我们的政府不但是代表工农的，而且是代表民族的。这个意义，是在工农民主共和国的口号里原来就包括了的，因为工人、农民占了全民族人口的百分之八十至九十。……因为日本侵略的情况变动了中国的阶级关系，不但小资产阶级，而且民族资产阶级，有了参加抗日斗争的可能性。
——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
各位参议员先生，各位同志：今天边区参议会开幕，是有重大意义的。参议会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建设新民主主义的中国，也就是革命的三民主义的中国。……就目前来说，革命的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就是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其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就是要为全国一切抗日的人民谋利益……
——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
阅读材料，结合所学，对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的制度探索进行评析。
18世纪后期，工业成为城市形成和发展的新动力。在英国，棉纺织业、冶金和矿业的发展使许多小镇迅速发展起来，曼彻斯特、伯明翰等新兴工业城市甚至跻身于大城市之列。铁路的发展，也使得沿线出现了许多铁路城镇。19世纪中期，城市人口已占全国总人口的52%。城市化不仅仅是城市人口的聚集，也是发展城市建设、提高城市管理水平、改善城市居民生活和工作条件的进程。城市生活方式大大改变了人们的社会关系和观念。
在19世纪的城市化过程中，英国出现了一系列严重的问题。城市病从地理空间上凸显了社会不公。工人住宅区是大城市和工业区的贫民窟，成为贫穷、疾病和犯罪的渊薮。工业和生活垃圾造成了整个城市、整片地区的环境污染。恶劣的卫生条件导致流行病频频爆发。过度的劳动和恶劣的生活条件使工人及其子女的健康受到了严重摧残。工人的寿命大大低于其他阶层。
在有识之士和专业人士的推动下，英国的城市病引起重视，并逐步得到有效的治理。1848年，议会通过了《公共卫生法》。1876年，政府通过《河流防污法》。1890年，议会还通过法律，责成地方政府改善穷人的居住条件。到19世纪末，英国人（包括工人）的生活普遍变得文明体面。
——摘编自武寅主编《简明世界历史读本》
阅读材料，结合所学，评析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的英国城市化进程。法国三级会议中古时期，法国市民阶层力量逐渐壮大，他们渴望统一、为寻求王权的保护，以金钱和武力支持王权。1302年，法国国王腓力四世召集了有市民代表参加的“三级会议”，商议与罗马教廷对抗事宜。这次会议有高级教士、贵族和市民上层（各城市有两名代表）三个等级的代表参加，各等级均持有一票表决权，但实际上市民阶层总是处于少数地位，农民和城市平民更是被排斥在等级机构之外。三级会议支持国王，反对教皇，确立了国王有权征税的原则。三级会议由国王召开，也由国王决定解散。百年战争期间，王权出现危机，三级会议频频召开。此时第三等级力量壮大，提出了一系列争取权利的条件，比如允许会议代表参加御前会议和行政管理，三级会议有权每三个月自行召开一次会议等等。到18世纪时，三级会议的代表向国王发难，逐步演变成国民会议和制宪会议。
——摘编自武寅主编《简明世界历史读本》
依据材料，结合所学，评析法国三级会议的产生与发展。
中世纪晚期的欧洲，教皇地位的衰落与国家世俗化发展要求打破原有的政治结构，换言之，主权国家的建构是一个历史的必然。《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开启了基于领土的主权国家，国家的政治权限被划定在特定的领土范围以内，领土成为主权国家一个不可或缺的元素。英法百年战争，英国战败退守英格兰等岛屿，客观上为英国民族国家的建构提供了有利的空间条件。战争也使英国民众普遍感到“法语是敌人的语言”；“使英格兰人意识到他们的特性、统一性和共同的传统和历史”。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结构的变迁，国家的权力从贵族的手中转移到君主手中，最后再转移到代表人民的议会手中，人民从徘徊于政治体系之外到能够平等地享有政治权力，伴随这个过程，普通国民的国家意识、民族意识逐渐巩固。
——摘编自黄其松《民族国家形成的历史叙事——以英国为例的阐释》
依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近代英国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
材料一 对于孔子的哲学，法国启蒙思想家认为它不同于欧洲盛行的“神示宗教”，而是一种具有崇高理性的“理性宗教”。中国政府在伏尔泰心中是：“有一个开明的君主，奉行完善的法律，并以纯洁的道德来团结全体人民。”不管是伏尔泰对中国的赞扬，又或者是孟德斯鸠对中国态度的有褒有贬，启蒙思想家都把与自身文化相异但魅力无穷的中国文化。
材料二 20世纪初，孙中山、章太炎等革命派，先后发表《法国游记》《法国大革命史》，国内至少有六家书局、出版社翻译出版了有关法国大革命史的专著。同时，《人权宣言》、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万法精理》等译文介绍也竞相出现。文艺界还创作大量有关法国大革命题材的小说、杂剧、诗歌。1906年，有人称之“易若使中国为亚洲之法兰西哉！……法人风潮能及全欧，中国风潮之及全球也必矣”。
依据材料，结合所学，评析中法两国在思想文化领域的交流互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