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董仲舒建议汉武帝“立大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渐民以仁，摩民以谊，节民以礼。”汉武帝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在长安设太学。太学之中由博士任教授，初设五经博士专门讲授儒家经典《诗》《书》《礼》《易》《春秋》。武帝还下令天下郡国设立学校官，初步建立起地方教育系统。太学和郡国学主要是培养统治人民的封建官僚，但是在传播文化方面，也起了重要作用。

材料二   朱熹重视教育对于改变人性的重要作用。提出:“今圣贤教人为学，非是使人缀辑言语，造作文辞，但为科名爵之计，须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而推之以至于齐家、治国，可以平治天下，方是正当学问。”认为教人为学首先就是要使学生明义理、会做人，而并非只是为学得杂博知识，做些华丽文章，用以活名钓营，争权夸利。他在《孟子集注》中进一步明确，“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人之大伦也。库、序、学、校，皆以明此而已。”朱熹认为，只有把“明五伦”作为学校教育的目的，才能使“天下国家所以治日常多，而乱日常少也”。

材料三   1898年6月11日，清光绪帝下《明定国是诏》，正式宣布变法，诏书中强调：“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尤应首先举办……以期人才辈出，共济时艰”。7月3日，光绪批准了由梁启超代为起草的《奏拟京师大学堂章程》，这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最早的学制纲要。吏部尚书孙家鼐被任命为管理大学堂事务大臣，曾出任多国公使的许景澄和长期担任京师同文馆总教习的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分别出任中学和西学总教习。

材料四   1952年院系调整，中央有关部门选定在北京西北郊建设“学院区”，统一集中建立了第一批（8所）高等学府，“八大学院”之名就此产生。1999年在北京市教委的大力支持下，在原有的八大学院的基础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科技大学等13所高校联合成立北京学院路地区高校教学共同体，2002年发展到包括北京师范大学的16所高校的教学共同体。学院路共同体以资源共享为途径，加强学生综合素质培养，与其在校专业素质培养相结合，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培养国家急需的高素质创新人才。

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汉武帝诏令郡国每岁向朝廷举荐孝者、廉吏各一人以备擢用，由此形成固定的“察举”之制。后孝者、廉吏合并为孝廉，它是汉代普通士人最主要的入仕途径。孝廉以外，还有一些临时性的察举科目，如茂才（秀才）、贤良方正、文学等。被举者一般都有符合儒家伦理道德标准、通晓儒家经书的共同特点。出身贫寒、40余岁始钻研《春秋》的公孙弘通过察举拜为博士，十年之内升至丞相，封平津侯，开创西汉建立以来以布衣身份拜相封侯的先例。在察举制度形成前后，武帝又在长安设立了太学。太学生由五经（《诗》《书》《礼》《易》《春秋》）博士负责教授，学成后经考试分等第录用，自此博士的主要工作由备顾问转向教学。同时推广蜀郡太守文翁的兴学措施，令郡国皆立学校。太学与郡国学皆以经学为主要教育内容。

——摘编自张帆《中国古代简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