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750年的英国，家境殷实，发财心切，“人们都在为了市场销售而努力生产”。他们的逐利本能，指向“廉价与简单”；瓦特改良的蒸汽机很快被抬进纺织厂。他们的利益诉求，直接影响议会；于是政府顺水推舟，沿用旧制度，应付新问题。假如说土地兼并与新教伦理为英国打下工业化的基础，那么“亦商亦战的海上力量”则是其腾飞的重要支柱。可以说：“英国工业经济，是从其与欠发达世界的商业交往中成长起来的”。工业化后的英国，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日益下降；城市人口逐渐超过全国总人口的50%；“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煤烟尘和水蒸气的结合也使伦敦成了世界著名的“雾都”。工业化改变了英国自身面貌，也大幅改写了国际地缘政治。

——摘编自赵一凡《英国现代化奇迹》

材料二   20世纪20年代后期，苏联与各资本主义国家的摩擦、矛盾时有出现，并面临着经济封锁等联合敌对行动。与此同时，新经济政策放宽了出租土地和雇佣劳动的限制，富农阶层和耐普曼阶层(资本主义分子)逐渐崛起，并引发一系列社会冲突。1925年，斯大林指出要“利用现有的资源来全力推进我国工业，从而加速整个经济的发展。”1926 年起，苏联通过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发行“工业化公债”和农业集体化运动，满足工业化的粮食供应和资本积累。工业化开始后，苏联一面加强对经济的计划领导，一面着手在工业管理体制进行调整与改组，最终形成“部——总管理局——企业”的部门管理体制。在13年的工业化期间，苏联重工业在全部工业中的比重从20世纪20年代末的39.5%上升到1940年的61%，其代价则是农业经济和消费品生产长期落后，同时出现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现象。

——摘编自陆南泉《斯大林工业化道路再认识》

材料一   英国资本主义是超越其国界发展的。19世纪上半期，在工业革命的推动，同时也在生产过剩危机的驱策下，英国资产阶级把眼光转向未来的新市场，转向拉丁美洲新独立的国家，转向日趋衰落的土耳其帝国、亚洲殖民地印度、统一封闭的中国，并采取了战争、签订不平等商约、商品倾销和资本输出四种不同的方式。

——摘编自郭曦晓《鸦片战争与英国资本主义经济的扩张》

材料二   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使英国的威胁成为历史的陈迹。苏联成为惟一可与美国抗衡的大国，并展开了对美国石油霸权的核心区域中东的渗透。面对苏联社会主义“新的威胁”和中东民族主义的高潮，此前为各自的石油资本在中东频频斗争的美英两国，迅速联合起来。中东石油支配权之争，是赤裸裸的霸权角逐，是美国进行冷战并最终搞垮苏联的战略工具。阿拉伯人民“石油武器”的使用，石油输出国组织1973年提高油价的决定，引发了第一次“石油危机”，沉重打击了美国的石油霸权，冲击了旧国际经济秩序，从而引爆了战后西方规模最大的经济危机。

——摘编自舒先林《冷战时期美苏博弈中东石油及其现实启示》

材料三   中国在外交领域“已经成为多极世界的伟大构建者”，英国学者马丁·雅克如是评价。“和平学”之父约翰·加尔通认为，“以整体意识、全球思维、人类情怀打量这个世界，正是中国的大国外交提供的新‘世界观’。”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不是权宜之计，更不是外交辞令，而是从历史、现实、未来的客观判断中得出的结论，是思想自信和实践自觉的有机统一。

——人民日报《为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而共同奋斗》

材料一：1405年至1433年间，明朝政府发起了七次大规模的海上探察系列活动，领导这些探察的是宦官郑和，郑和的每一次航行都带着一支令人敬畏的船队，辅以庞大的武装军队，可以镇压探险队所到达的任何港口出现的抵抗。在前三次的航海中，郑和率领他的船队到达了东南亚、印度和锡兰。第四次航行到达波斯湾和阿拉伯半岛，最南到达现在肯尼亚的马林迪。在整个旅行过程中，郑和随意把中国丝绸、瓷器和其他商品作为礼物散发出去。在返航时，他从东道主那里得到大量的、非同寻常的礼品，包括非洲的斑马和长颈鹿。郑和及其同伴尊重他们所遇到的当地神灵和风俗习惯。郑和通常通过外交手段来实现他的目标。……七次探察在印度洋盆地确立了中国人的地位和声誉。在他第四次返航时，郑和带来了30个国家的使节，他们来到中国，对明朝宫廷表示了敬意。

——摘编自【美】杰里·本特利，赫伯特·齐格勒《新全球史》

材料二：2013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提出了“五通”，即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10年来，共建“一带一路”以基础设施的“硬联通”为重要方向，呈现出陆、海、天、网全面推进的态势。2013～2022年，中国与共建国家进出口总额累计19.1万亿美元，年均增长6.4%。自2015年成立以来，亚投行已从57个创始成员发展到来自六大洲的106个成员，成为成员数量仅次于世界银行的全球第二大国际多边开发机构。中国与共建国家在教育合作、文旅交流、媒体智库、民间交往等领域开展广泛地合作，与共建国家议会、政党、民间组织往来不断加强，拉近了共建国家人民的距离，促进民心相通水乳交融，在经济合作的同时实现了文明交流互鉴。

——摘编自蔡彤娟《“一带一路”十年成就与展望》

材料一   17世纪的西欧由于气候变化，饥荒横行，引起了粮食供应危机。当时传统的两轮或三轮耕作制被不同程度废止，广为人们接受的是农牧轮作制。从法国加来海峡到夏朗德的所有地区都增加了适应气候而且产量颇高的荞麦和斯佩尔特小麦的种植。伊比利亚半岛早在16世纪末就引入玉米，16世纪末17世纪初，玉米种植已普及整个意大利半岛。而雨水丰沛则使来自亚洲的稻米种植面积不断增加。英国的东部“大水平”工程，30余年造田30.7万英亩。荷兰工程师发明的排水方法每年可增6~7平方英里可耕地。英法等国建立了济贫院、养济院等救济机构实施救济，多次颁布法令要求乡绅带头赈灾。城镇和教区也提供一些日常救济和临时救济。17世纪上半叶，年均14万吨谷物通过荷兰松得海峡向西流动以满足西北欧及地中海国家和城市的粮食需求。法国柯尔伯时期则禁止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的出口而鼓励外国同类产品的输入。

——摘编自孙义飞   尹璐《17世纪西欧气候变迁与粮食供应危机》

材料二   1960年代以来全球共发生七次粮食危机。对此，俄罗斯通过2007年《农业发展法》、2010年《俄罗斯联邦粮食安全学说》等建立起相对完备的农业发展法律制度，农业发展进入新阶段。德国通过1955年《农业法》和后续的《土地整治法》将分散的耕地进行整合。韩国则通过对从事农业的继承人给予资金奖励的方式，提升农业生产者特别是年轻人参与农业生产的积极性。美国在市场价格高于支持价格时，生产者可以按照市场价格出售，如果价格低于支持价格，政府通过贷款、补贴或者收购的办法维持支持价格。日本从世界各地进口大量的大豆、玉米以满足国内肉类和蛋白质生产的需要，发展国外种植。

——摘编自丁兴安《世界各国的粮食安全政策对中国的启示》

材料一   从“江南瘴疠地，九州之隅角”到“苏湖熟，天下足”，乃至江南“富甲天下”“衣被天下”，江南农业经济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段。大体而言，以西晋永嘉南渡为起始，江南人口开始加速集聚，并以丰富多彩的组织形式开展农业生产；经唐安史之乱和宋靖康之变后，江南逐渐完成了这一历史形象转变。

——摘编自樊良树《永嘉南渡后江南农业开发概论》

材料二   明代，江南棉、桑种植逐渐广泛，可谓“乡间隙地，无不栽桑”“尺寸之堤，必树之桑”，部分地区甚至出现“地宜稻者十之六七，皆弃稻栽（棉）花”。以致曾经“苏湖熟，天下足”的江南，至明代“半仰食于江楚庐安之粟”，即使是产米之都的苏州，也多依赖湖广之粮。江南地区种植烟草、竹木、花卉之人日广，扬州、杭州等地甚至形成了专门的供应市场。经济作物的大量种植，推动了农业雇佣的发展，形成了长工、短工、月工、忙工、伴工等雇佣形式。他们多接受雇主的工钱，同雇主的生产相结合，为雇主生产，增殖其价值。此外，江南农民或迫于生计，或欲发财致富，弃本逐末现象也日益增多。

——摘编自朱子彦《论明代江南农业与商品经济》

材料   在中国历史书中，宋朝可算是画上过浓重一笔的王朝。正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同学者，对宋朝的评价大相径庭。朱熹认为“国朝文明之盛，前世莫及”。今人陈寅恪先生在《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中也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两宋之世。”历史学家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中则认为“宋朝内政最腐朽，外患最强烈，成为历史上怯弱可耻的一个朝代。”

材料一   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美国国会不断出台对华科技遏制法案，如第116届、117届国会出台了多项法案防止美国高新技术进入中国，美国通过拉长“实体清单”对中国高新技术企业精准打击与制裁，阻碍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并购。2018年，在美国应对外部技术威胁为由的“中国行动计划”推动下，司法部发起至少68项相关科研人员司法诉讼，针对的是大部分美国高校中的中国籍专家学者。美国政府在多个场合公开宣称“中国科技威胁论”。奥巴马政府时期的“沃尔夫条款”限制中美航天技术的科技交流。特朗普政府修改中国留学生签证的发放政策，中止学术交流项目，限制相关机构在美国的科研活动，均阻碍了中美科技与人才交流。

——摘编自郭永虎于艳文《美国对华科技遏制：演进、影响与中国应对》

材料二   随着中国科技实力的不断提升以及对外科技合作的不断拓展，西方科技压制有效性不断削弱。一方面，面对美国的科技竞争和“卡脖子”威胁，中国始终把坚持科技自强作为追求目标，致力于通过自主创新引领发展。在此原则指导下，中国的整体科技实力跃上新台阶。在5G领域，以华为、中兴为代表的中国企业在技术研发和标准制定方面持续发力，正在从追随者成为引领者。另一方面，相比于美国拉帮结派以阻断科技正常交往的行为，中国始终秉持正确的义利观和亲诚惠容等理念，积极参与多层次科技合作，致力于通过推动全球科技创新合作完善科技治理、促进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

——摘编自秦渝斌   江天骄《拜登政府对华技术地缘政治竞争——限度与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