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明末清初时期，大量的西方耶稣会教士来中国传教，他们与中国的一些知识分子合作，将西方的宗教和自然科学典籍翻译成中文，并将中国一些优秀的作品介绍到国外，在当时形成了“西学东渐”和“东学西渐”双向的文化交流之风。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中引入的西方自然科学著作指导了中国自然科学的发展，西方传教士严谨的学术精神为中国学术的发展做出了良好的典范。然而，这一时期的翻译活动却因缺少社会动力而未能得到应有的发展。

材料二   晚清时期社会背景的特殊性使翻译的社会性功能得以凸显。由于特定的社会需求，科技书籍的翻译活动在晚清时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为此，清政府专门建立了一批翻译出版机构，改变了以往只有西方教会翻译出版西学图书的局面。随着维新运动的深入开展，晚清翻译活动开始承担起启蒙国人思想的重任，翻译的内容也由单纯的科技翻译扩展到社会科学翻译和文学翻译，政治小说的社会功能被推到了思想启蒙的前沿。维新派创立的《清议报》和《新民丛报》相继刊载了《卢梭学案》等文章，留日学生也通过创办刊物翻译宣传革命主张，使得资产阶级的革命思想深入人心，为推动社会改革和进步提供了必要的理论支持和思想依据。

——以上材料均摘自王军平《晚清翻译社会功能实现的渐进过程探析》

材料一   16~18世纪，土地贵族守旧的地产经营管理方式导致其经济地位、政治特权、爵位等级和社会荣誉地位急剧衰落，他们的文学形象也随之发生变化。如莎士比亚的历史剧《李尔王》展示了一幅上流社会道德沦丧、社会崩溃的图景；托马斯•莫尔在《乌托邦》一书中对于“羊吃人”的惨剧有过逼真的描述，“他们（贵族）拉倒房屋，毁坏城镇，佃农们姣走......”.

——摘编自肖先明《中世纪至近代早期英国贵族社会地位的变化及其文学形象的嬪变研究》

材料二   19世纪英国小说家特罗洛普的《如今世道》，深入探讨了维多利亚时代英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与基督教道德之间产生的矛盾，成为对社会变革的忠实记录。小说中的贵族朗杰斯塔夫仅仅靠继承土地来获得收益，但其开销并未减少，这使得他入不敷出，穷苦潦倒。他的贵族绅士身份，其实就是空壳。他竞选代表本郡的国会议员，却多次失败。他对以中产阶级为主的下议院的排斥，正是对贵族绅士权力失势的无力反抗。

——摘编自曾妍《19世纪英国小说中的绅士形象》

材料一   从“江南瘴疠地，九州之隅角”到“苏湖熟，天下足”，乃至江南“富甲天下”“衣被天下”，江南农业经济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段。大体而言，以西晋永嘉南渡为起始，江南人口开始加速集聚，并以丰富多彩的组织形式开展农业生产；经唐安史之乱和宋靖康之变后，江南逐渐完成了这一历史形象转变。

——摘编自樊良树《永嘉南渡后江南农业开发概论》

材料二   明代，江南棉、桑种植逐渐广泛，可谓“乡间隙地，无不栽桑”“尺寸之堤，必树之桑”，部分地区甚至出现“地宜稻者十之六七，皆弃稻栽（棉）花”。以致曾经“苏湖熟，天下足”的江南，至明代“半仰食于江楚庐安之粟”，即使是产米之都的苏州，也多依赖湖广之粮。江南地区种植烟草、竹木、花卉之人日广，扬州、杭州等地甚至形成了专门的供应市场。经济作物的大量种植，推动了农业雇佣的发展，形成了长工、短工、月工、忙工、伴工等雇佣形式。他们多接受雇主的工钱，同雇主的生产相结合，为雇主生产，增殖其价值。此外，江南农民或迫于生计，或欲发财致富，弃本逐末现象也日益增多。

——摘编自朱子彦《论明代江南农业与商品经济》

材料一   公元前1500年左右，摧毁印度河流域文明的“雅利安”入侵者最初是游牧的牧民。这一阶段的雅利安人信奉吠陀教（一般认为，吠陀教是古婆罗门教的前身），这种信仰反映出他们的生活方式。吠陀崇拜仪式以动物牺牲为中心环节，包括以家畜为牺牲；婆罗门僧侣讲述着口口相传的远古传奇，这些神话传说同时也佐证了如下信条；社会巨额剩余价值应当纳入武士统治阶层及婆罗门僧侣阶层的腰包，因为他们是“再生的”神明，生来就超越社会上其他阶层群体。大约公元前1000年左右，冶铁技术的缓慢传播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与此同时，统治阶层以武力达成所需，并以宗教种姓制度为理论支撑，将雅利安普通平民归入低级的吠舍阶层（即耕种者），被征服的族群则是种姓制度中最底层的首陀罗。延续千年的种姓制度就此在印度扎根

——摘编自克里斯·哈曼《世界人民的历史：从石器时代到新千年（1999）》

材料二   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在“蛮族”的入侵下灭亡。当时的“蛮族”日耳曼人较之罗马而言是一个落后民族。在蛮族入侵过程中，帝国的大批土地、城市、建筑、文物被毁。而基督教教会在西罗马帝国的废墟上，保持着教区为基本单位划分的组织系统，为日耳曼诸王国汲取罗马行政区划体制提供了蓝图。基督教的教阶制也为世俗封建制度的形成提供了理论依据和规范。中世纪时期，西方文化具有鲜明的特质和机制，这就是宗教文化占主导地位，基督教渗透到西方社会文化的每一个层面，各个阶层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都打上了宗教的烙印。哲学是神学的奴仆，教育是宗教的工具，文学和艺术也是教义的衍生物。

——摘编自刘文华《基督教对欧洲中世纪的历史作用》

材料一 汉唐时期我国的对外贸易通道主要是陆上丝绸之路，到了两宋时期，海上丝绸之路逐步取代陆上丝绸之路，成为对外交流的主要通道。对于海上丝绸之路在两宋时期兴盛的原因，学界有三种说法比较流行：一是“陆丝”阻断说；二是技术推动说；三是世界格局变动说。上述看法均有道理，并具有相当史实基础。如果放宽视野，经济因素是晚唐以及我国海上丝绸之路物兴的极本动因。

——摘编自柳平生、葛金芳《试析宋代海上丝绸之路勃兴的内在经济动因》

材料二 草原丝绸之路初步形成于公元前5世纪前后，其产生与游牧民族“逐水草迁传”的生活习俗以及都落之间的战争有关。匈奴族的南下与西迁将蒙古草原地带的丝绸之路进行了强有力的连搬与拓展。随着唐朝对漠北草原的统一，草原丝绸之路得到进一步发展。在元朝，驿站制度构筑了连通漠北至西伯利亚，西经中亚达欧洲、东抵东北、南通中原的发达交通网络，草原丝绸之路的发展与繁荣达到顶峰。草原丝绸之路既是政令、军令上传下达的重要通道，也是对外进行商贺往来的主要线路。但随着元朝的覆灭，这条通道走向衰落，这就使生活上高度依赖中原农耕地区的草原游牧民族倍感不适。在这样的背景下，作为新的丝绸之路形态的万里茶道应运而生。

——摘编自倪玉平、崔思朋《万里茶道：清代中俄茶叶贸易与北方草原丝绸之路研究》等

材料三 2017年5月，俄罗斯驻中国大使提出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共建“冰上生绸之路”的设想，同年7月4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会见时任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时表示，中方致力于与俄方共同打造“冰上丝绸之路”，以此来落实好两国的贸易互联问题。“冰上丝绸之路”建设为两国地区合作、航运开发、北极治理等领域带来契机，也可成为两国蓝色伙伴关系建立的开端。蓝色发展理念的丰富与蓝色活动的开展将推动两国在新型大国关系的框架下不断加强合作，继而推动中俄周边海洋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摘编自白佳玉、冯蔚蔚《以深化新型大国关系为目标的中俄合作发展探究一从“冰上丝绸之路”到“蓝色伙伴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