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839年，林则徐赴任广州主持禁烟，途中便派人“先赴海口代访夷情”。至广州后，他又组织有关人士编译《澳门新闻纸》，借以采访夷情。经过调查，林则徐认为禁烟重点应是杜绝鸦片来源，便要求外国鸦片贩子于三日内缴交所有鸦片，并声明“嗣后来船永不敢夹带鸦片”。同时，他还意识到“内地兴贩已久，囤积之家定必不少”，于是颁布法令规定：“所有内地民人贩鸦片、开烟馆立即正法，吸食者亦议死罪。”鉴于广州官僚机构的腐化，林则徐还倡导民间组织“绅士公局”，以宣传禁烟及收缴鸦片，并规定“倘有客商违例夹带吸食，许该船户前赴沿途地方官密行首禀”。

——摘编自李桂屏《试析林则徐禁烟斗争的特点》

材料二   19世纪80年代，美法诸国逐渐同意禁向中国出口鸦片。1909年，各国在上海召开了万国禁烟大会，揭开了国际联合反毒禁毒的序幕。与此同时，甲午战争后中国部分知识分子提出“不先禁烟，即开矿亦无用也，即练兵亦无裨也”，纷纷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宣传禁烟和批评清政府的鸦片政策。国外华文报刊也指出吸食鸦片是民族衰落的主要原因，呼吁华人同胞禁吸鸦片。在当时社会，不仅舆论要求禁烟，国内外禁烟组织活动也相继开展。如在维新变法期间，徐勤等在多地成立戒鸦片烟总会，不仅配制戒烟药丸，还编写、印刷戒烟歌等传示各地。一些乡约民规中也顺应潮流，加入了自禁鸦片、稽查烟馆等内容。至1910年，由资政院议员及学绅界人士组成的中国国民禁烟会在北京成立，并在各地积极协商设立禁烟分会。至此，清末民间禁烟运动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摘编自于海斌《清末民初时期的民间禁烟运动》

材料一 十月革命后，如何在俄国组织和建设社会主义，摆在了列宁及布尔什维克党面前。列宁对此从理论上和实践上进行了艰苦的探索。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是在战争环境中被迫采取的一项应急措施，却被视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有效途径，这与列宁的直接过渡思想有着密切关系。1921年，苏俄放弃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开始实行新经济政策。这一政策允许局部地恢复资本主义，尤其是在农业和贸易方面。不过，列宁设法使国家控制了土地所有权，控制了他所称的“制高点”（银行业、对外贸易、重工业和运输业）。对列宁来说，新经济政策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在俄国的结束，而是暂时的退却，“后退一步为的是前进两步”。新经济政策的实施，说明了战时共产主义的终结和列宁思想的根本转变，表明建设社会主义不是教条的和一成不变的。

——摘编自宋才发《论列宁从“战时共产主义”到新经济政策思想的历史嬗变》

材料二 列宁主导下实行的新经济政策与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虽相隔数十载，但其实质都是通过市场经济道路建设社会主义，两者路径相似而结果殊异。列宁坦率地承认：“由于我们企图过渡到共产主义，到1921年春天我们就遭到了严重的失败。”无独有偶，中国在“文革”后也面临着严重困难。两国领导人都在困难中敢于实践，列宁写道“现在一切都在于实践……由实践来修正，由实践来检验”。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则始于农村，后来迅速出现了一个经济发展的新高潮。俄共领袖中，多数人并非把新经济政策视为要长期坚持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战略举措。与苏联的情形不同，中国在改革中虽经曲折，但中共几代领导核心坚持改革的方向和决心从不曾动摇过，也得到了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

——摘编自赵大兴《同途殊归——苏联新经济政策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成败原因比较分析》

材料一 汉唐时期我国的对外贸易通道主要是陆上丝绸之路，到了两宋时期，海上丝绸之路逐步取代陆上丝绸之路，成为对外交流的主要通道。对于海上丝绸之路在两宋时期兴盛的原因，学界有三种说法比较流行：一是“陆丝”阻断说；二是技术推动说；三是世界格局变动说。上述看法均有道理，并具有相当史实基础。如果放宽视野，经济因素是晚唐以及我国海上丝绸之路物兴的极本动因。

——摘编自柳平生、葛金芳《试析宋代海上丝绸之路勃兴的内在经济动因》

材料二 草原丝绸之路初步形成于公元前5世纪前后，其产生与游牧民族“逐水草迁传”的生活习俗以及都落之间的战争有关。匈奴族的南下与西迁将蒙古草原地带的丝绸之路进行了强有力的连搬与拓展。随着唐朝对漠北草原的统一，草原丝绸之路得到进一步发展。在元朝，驿站制度构筑了连通漠北至西伯利亚，西经中亚达欧洲、东抵东北、南通中原的发达交通网络，草原丝绸之路的发展与繁荣达到顶峰。草原丝绸之路既是政令、军令上传下达的重要通道，也是对外进行商贺往来的主要线路。但随着元朝的覆灭，这条通道走向衰落，这就使生活上高度依赖中原农耕地区的草原游牧民族倍感不适。在这样的背景下，作为新的丝绸之路形态的万里茶道应运而生。

——摘编自倪玉平、崔思朋《万里茶道：清代中俄茶叶贸易与北方草原丝绸之路研究》等

材料三 2017年5月，俄罗斯驻中国大使提出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共建“冰上生绸之路”的设想，同年7月4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会见时任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时表示，中方致力于与俄方共同打造“冰上丝绸之路”，以此来落实好两国的贸易互联问题。“冰上丝绸之路”建设为两国地区合作、航运开发、北极治理等领域带来契机，也可成为两国蓝色伙伴关系建立的开端。蓝色发展理念的丰富与蓝色活动的开展将推动两国在新型大国关系的框架下不断加强合作，继而推动中俄周边海洋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摘编自白佳玉、冯蔚蔚《以深化新型大国关系为目标的中俄合作发展探究一从“冰上丝绸之路”到“蓝色伙伴关系”》

材料一   20世纪50年代后，伴随着新科技革命的浪潮，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化进入深入发展阶段。城市的基础设施高度完善，并呈现出信息化和智能化趋势，大批购物中心和生活配套设施涌现，人们的生活更加舒适和方便。与此同时，在城市中心过度拥挤以及交通运输迅速发展的背景下，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人口从以集中为主转向以分散为主，中心城市人口逐渐向郊区分散，郊区化特征日趋明显。经历了二战后60多年的发展，至2013年，西方发达国家总体的城市化水平已达到79.8%，法国、德国的城市化水平超过了75%，英国与美国则有80%以上，日本更是超过了90%。

材料二   二战以后，面对城市化的压力，西方发达国家普遍加强了对城市化的干预，加大财政投入，兴建和改善基础设施，并逐步形成和完善了福利体制。西方发达国家对城市化加强干预是一个长期性的过程，通过经济、政治、法律手段，充分发挥组织、协调以及再分配的功能，改变城市的空间结构与空间定位，为更好地发挥城市功能创造了条件。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袁帅、孙媛《西方发达国家城市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材料一   墨西哥和美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较（单位：1990年国际元）

——据[英]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统计》

材料二   19世纪20年代墨西哥独立后，社会经济结构与殖民地时期相比没有明显变化。经济发展主要依靠向国际市场出口农矿产品，消费的工业品则依赖进口。采取的自由贸易政策适应了这种发展方式。所有这些都与内战之前美国南方地区非常相似。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发生后，国际市场上初级产品价格暴跌，墨西哥外汇收入骤减，无法进口工业品，只能在本土生产。为发展工业，出台了贸易保护政策，大规模工业化在此独特背景下开始了。

——摘编自刘新成、刘北成主编《世界史·近代卷》

材料三   墨西哥的贸易保护本来是为了应对大萧条而采取的应急措施，后因世界大战造成的世界市场混乱得以延续。二战后贸易保护成为有意追求的长期政策目标，不仅是因为它确实带来了巨大的工业化成就，更因为保护状态下发展起来的工业不愿面对外国产品的竞争。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是墨西哥历史上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的时期，但到80年代出现严重的经济危机，保护主义带来的弊端充分暴露出来。

——摘编自[美]加里·杰里菲等编《制造奇迹》

材料一   北宋初期，在川蜀地区施行了一项特殊的掠夺性经济政策，铜钱和白银被大量上交给开封，民间交易绢帛被禁止，由此逐渐形成了川蜀铁钱区。小铁钱自身价值低，运输成本高，携带不便，存在明显缺陷。川蜀地区经济基础好，民间积累了丰富的商业资本，盛产茶叶、丝绸和糖等重要物资，交易浩繁，有大量货币需求。益州（今成都）有发达的商业信用基础，民间自谋出路选择使用铁钱券进行贸易，当地造纸和印刷业发达也为纸币的流通提供了技术可能，于是交子得以诞生。

——摘编自姜锡东、李金闯《北宋初期四川地区的货币供应与交子诞生原因再探》

材料二   明朝初期实行钱钞并用的货币体系。但后来，因为纸钞贬值，民间货币结算大量采用白银。明英宗时，政府不得不承认白银的合法货币地位，中国由此确立了银本位制度的货币体系。隆庆开关后，西方国家向中国购买了大量茶叶、大黄、瓷器、丝绸等物品，均是用白银进行结算的，一条鞭法的赋税政策中所征收的货币税金也是以白银进行结算的。但大量白银涌入国内，造成了一定程度的通货膨胀。

——摘编自晁中辰《明后期白银的大量内流及其影响》

材料一   秦之短寿使得匈奴一时坐大，匈奴趁秦末动乱之际再次侵占河南地，成为新统一中国的汉朝的一大威胁。故此刘邦欲趁统一江山的战胜之锐一举解决匈奴问题，亲率三十万大军与匈奴交战，但却由于轻敌导致自己反被匈奴包围，遗下汉之国耻。无奈之下，刘邦只得采取和亲之计，但匈奴并不因此而满足，反而时常入侵汉边郡掠夺人民财物。汉初经过秦末大乱之后，名都空城，人口锐减。汉文帝开籍田以劝导天下，景帝时又将田租确立为三十而税一，故而到汉武帝时经济繁荣到顶峰，诸侯势力也遭到打击，也就放开了手脚去施展他的雄才大略。到元狩四年时，汉发动漠北之战取胜之后，国家已无力颁赐厚赏，就连战士的俸禄也因为财匮而发不出去，因而在西域实行屯田就理所当然了。

——摘编自张建文《汉代屯田研究》

材料二   新中国确定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为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之一，为实现政治安边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新中国成立之初组建了“劳武结合”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赓续了汉唐治理西北边疆注重实用、认可多元、与时俱进的传统。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是党和国家赋予重任，并长期驻守于边疆、服务于边疆的特殊准军事组织，维护国家利益、造福于新疆各族人民是兵团的最高利益所在。兵团作为一支生产队，经过几代兵团人的不懈奋斗，新疆的现代化农业得到长足发展，一大批工矿企业从无到有，逐渐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新疆也是多民族聚集区，兵团重视少数民族社会事业的发展，提高少数民族整体素质，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兵团就注意培养和使用本地成长起来的少数民族干部。为促进少数民族发展生产，在农业资料上实行优惠价格，同时积极改善少数民族中小学的办学条件。自组建时起，兵团就以形势发展为依据，以屯垦戍边为使命，在西北边疆起到了无法替代的作用。

——摘编自李东泽《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历史演进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