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从国际环境来讲，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中国在两次鸦片战争中的失败，迫使统治阶级内部一部分人要求“自强”。从国内环境来说，农民起义的冲击，迫使清朝最高统治者允许洋务派兴办近代军事工业。于是洋务运动就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兴起。
——摘编自《论洋务运动对中国近代化的深刻影响》
材料二洋务派“借法”30多年，共兴办了60个使用机器的近代企业，总计投入经费约5300万两。其中军事工业21个，创办及历年增添设备经费约1500万两，其他近代企业39个，投资3700万两。以30年计算，平均每年2个，投资170余万两。如果再加上在洋务派影响和特别批准下，以官督商办名义兴办的民族资本主义近代企业，也不过共有120余个，合计投资约5800万两，平均每年4个，投资不及200万两，这样的数字不仅根本无法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比较。即使起步差不多同时的日本，截止1892年的25年中，最后共建成了5600多个公司，总计资本2.89亿余日元，平均每年设立225个公司，资本1100余万日元，约合中国银两700多万两。
——摘编自樊百川《清季的洋务新政》
(1)根据材料一，分析洋务运动兴起的背景。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洋务运动失败的原因。
材料一 （中国）犹未能遂其发展之自由者，则苦于国际障碍之多也。⋯⋯案（美国）威尔逊总统十四要点所含公道、平等、尊重主权诸原则，业经联盟及共事诸国共同承认，今和平会议方欲借此为基础，而建设新世界。……中国代表爰提出说帖，罗列诸问题，冀依主权国所不可少之土地完整、政治独立、经济自由诸原则，而加以纠正。……下分舍弃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军队警察、裁撤外国邮局及有线无线电报机关、撤销领事裁判权、归还租借地、归还租界、关税自主权等七项。
——摘编自《中国希望条件说帖》（1919年·巴黎和会）
材料二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
——摘编自《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1949年）》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诉求的特点，以及中国在巴黎和会上外交失败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新中国与世界交往方式发生变化的背景。
材料一 唐代的译经、抄经已达到超越前代的新境地。宗教的发达，必然引起对宗教经典的大量需求，只靠抄写显然已不能解决问题。无论是经济文化的发展，还是宗教传播和对外文化交流，都突出地要求供应大量的复本图书。传统的传抄方法再也不能适应社会的要求了。人们迫切需要一种新型的、高效率的图书复制技术。唐代不仅有了对印刷的迫切需要，而且也具备了印刷术应用与发展的纸、墨、石刻、捶拓等物质基础和技术条件……在社会迫切需要和已具备的物质条件的历史背景之下，雕版印刷在唐代得到应用，并且有了初步的发展。
——摘自《中华印刷通史》
材料二 古代雕版印刷技术的发明，曾经改变了中国社会的文化传播模式，柳诒微在《中国文化史》中曾深刻指出：“雕版印刷之术之勃兴，尤于文化有大关系，故自唐室中晚以降，为吾国中世纪变化最大之时期。前此犹多古风，后则别成一种社会。”书籍出版数量的增加，改变了文人的阅读习惯和藏书方式，张舜徽曾分析道：“自印刷之术日新，致用之途益广，便民垂远，为效甚宏。然其影响后世，有利有弊。由于得书甚便，学者多置之不观，苏东坡为《李氏山房藏书记》，即尝慨乎言之。故印刷愈便，而记诵日衰，似故创物造器者之所不任咎也。”
——摘自于翠玲《媒介演变与文化传播的独特景观——中国编辑出版史的认识价值》
(1)根据材料一，概括雕版印刷技术在唐代兴起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指出雕版印刷技术的使用对中国文化发展的影响。
材料 唐代后期，一批理财型官员密集出现。安史之乱以后，内外战争不断，政府开支大增。鉴于“寇盗未戢，关东漕运，宜有倚办”，朝廷以户部侍郎刘晏为度支盐铁转运使，“盐铁兼漕运，自晏始也”。刘晏主持理财工作近20年，不额外征发丁男，不过分劳扰郡县，借助商人活动和市场作用，革除国家财政工作的积弊，效果显著。盐铁使第五琦负责理财时，因“国用未足”而铸钱，并创立盐法，取得“人不加赋，所入仍旧”的成效。及杨炎当政，视财赋为国家的根本、民生的关键，遂推行两税法，在“赋不加敛”的前提下，保证了财政收入，稳定了政治局面，巩固了政权基础。这一系列举措为后世所借鉴，影响深远。此后直至晚清，唐代理财型官员仍常为后人所称道。
——摘编自自王仲荦《隋唐五代史》等
(1)根据材料，概括唐代理财型官员密集出现的背景。
(2)根据材料并结合王安石变法的宗旨，分析唐代理财型官员为后人称道的原因。
材料一 由于受限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工业生产能力，中国出口商品一直以初级产品为主，到1957年初级产品出口额占中国总出口的比重仍高达63．6%，工业制成品出口额占比仅为36．4%，而且其中将近3/4是轻纺工业产品。中国进口商品则以成套机械设备和工业生产原料等生产资料为主，“一五”期间其进口额占中国总进口的比重始终处于91．6%以上。据统计，1950年，私营企业承担的进出口额在中国进出口总额中占33．5%，之后随着对私营企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非国营企业逐渐在中国对外贸易活动中退出，到1957年中国进出口贸易全部由国营外贸公司垄断经营。由于冷战背景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新中国实施敌对、孤立甚至封锁禁运政策，我国内地贸易的市场主要是中国港澳地区、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同时与部分西欧国家（英国、法国、瑞士等）也有小规模的贸易往来。
——摘编自盛斌、魏方《新中国对外贸易发展70年：回顾与展望》
材料二
——据《中国统计年鉴（2018）》整理
(1)根据材料一，概括1950～1957年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特点。(2)根据材料二，指出1958～1977年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趋势，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原因。
材料一 鸦片战争前夕，广州是对外通商的唯一口岸。五口通商以后的最初几年，广州仍然是对外贸易的最大中心。从对外贸易上占有最大份额的中英贸易看，在整个40年代，由广州输往英国的货值，仍居于五口的首位。但是，即使在这个时候，广州对外贸易的绝对值，已经出现下降的趋势。进入50年代以后，贸易重心之由广州北移上海，就更加引人注目了。曾经被西方商人幻想为“永远是对外贸易的主要港口”的广州，在五口通商之后不到10年的光阴，便已趋于衰落。
——摘编自严中平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
材料二 中共中央于1979年7月15日批转了广东、福建两省的报告，指出：对两省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给地方以更多的主动权，使之发挥优越条件，抓紧当前有利的国际形势，先走一步，把经济尽快搞上去。这是一个重要的决策，对加强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建设，有重要的意义。1980年5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文件，正式将“出口特区”命名为“经济特区”，要求将深圳特区建成兼营工业、商业、农牧业、住宅、旅游等项事业的综合性的经济特区。经济特区的建立和发展为确立中国对外开放的格局和实施沿海地区发展外向型经济的战略，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摘编自郑有贵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鸦片战争前后广州贸易地位的变化及其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深圳特区建成的历史背景及其影响。
材料一 西周的明堂是朝堂及太庙的美称。《礼记》等典籍记载，周公曾于明堂“朝诸侯”祀文王”。《周礼》记载，西周明堂“东西九筵，南北七筵”，即长方形布局。春秋战国的阴阳五行家则将明堂设想为独立于朝堂、太庙之外的建筑，将其描绘为“亚”形布局。
材料二 汉武帝根据儒生的建议，尝试复原儒家经典中记载的明堂。汉代儒生提出，明堂为“亚”形布局，符合阴阳五行之数。东汉《白虎通义》载：“天子立明堂者，所以通神灵，感天地，正四时，出教化。”汉代明堂都是独立建筑。目前发掘的汉长安城明堂遗址中心建筑即呈“亚”形。
材料三 汉代以后，明堂一直是皇帝祭祀与布政的重要建筑。北魏孝文帝曾下诏“起明堂”，模仿汉制在平城南郊建立明堂，并亲赴明堂祭先祖、“布政事”。北魏迁都后，宣武帝再修洛阳明堂。
(1)阅读材料一、二，指出汉代复原的明堂与西周明堂的差异，并结合汉代思想背景，说明产生差异的原因。(2)阅读材料三，结合所学，分析北魏为何重视修建明堂。
材料一 汉武帝时，广开献书之路。河间献王好儒学，从民间收集经过秦火保留下来的《尚书》《礼记》等古文先秦旧书，经考辩将正本献给朝廷。《汉书》评价献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唐代颜师古作注解释为：“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淮南王亦好书，但“所招致率多浮辩”，故颜师古说他“言无实用耳”。
——摘编自《汉书》等
材料二 清代学者阮元批评宋明理学家“自通于虚而争是非于不可究诘之境”，而清儒“束身修行，好古敏求，不立门户，不涉二氏（即佛、道），似有合于‘实事求是’之教”。阮元进一步评论道，“实者，实事也。圣贤讲学，不在空言，实而已矣”。近人梁启超也认为清儒“以实事求是为学鹄，颇饶有科学的精神”。梁启超笔下的科学精神，是指“善怀疑，善寻间，不肯妄徇古人之成说与一己之臆见，而必力求真是真非之所存”等。
——摘编自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等
（1）结合材料一和所学知识，概括汉武帝“广开献书之路”的背景，并简析河间献王被评价为“实事求是”的原因。（2）结合材料一、二和所学知识，概括阮元批评宋明理学家的原因，并指出梁启超所述“实事求是”的新内涵。
材料一 西汉武帝时，如何强化社会的管理成为统治者急需，董仲舒在战国后期儒学的基础上综合了法、道、阴阳等各派思想，建设了功利化的新儒学，成为社会正统思想，……在五代乱世背景下建立的宋王朝，面临着巩固政权与和谐社会的双重任务，而此时的儒学可以治国却难以治人，佛道可以治人心却缺乏规范人伦道德思想，由此理学应运而生，明清之际黄宗羲等试图从先秦儒家中寻找智慧改造儒学，正是儒学经历危机的反映。
——摘编自朱汉国《普通高中历史课程分析与实施策略》
材料二 欧洲启蒙运动时期，正当法国进步思想家们从旧的神人关系向新的人人关系过渡，而急切寻求新的思想、新的视野的时候，中国文化恰恰被传教士们介绍过来，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文化开始了对法国的传播，为启蒙思想家们在政治上反对专制和特权，在思想上反对宗教神学，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料和极其有力的思想武器。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中通过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中便引用过孔子的格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摘编自吴星杰《中法文化交流与儒学在法国的传播》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儒家思想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主流思想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儒学传入欧洲的原因及其对近代欧洲产生的影响。
材料 近代以来，欧洲与中国间文化交流打破了平等均衡、长短互补的格局，文化交流变成了作为落后一方的中国向作为先进一方的欧洲学习的进程。从一开始就是在欧洲列强对中国侵略和中国反侵略这样尖锐的政治背景下进行的。就中国方面而言，就不简单是一般意义上的落后向先进学习，而是为着寻求解决中国政治危机、救亡图存而向对手学习。随着对于救国方案探讨的深入，中国的仁人志士们对于欧洲文化的注意力，渐渐便转移到了探讨如何对中国的政治体制、社会制度、经济构成进行改造上。
——摘编自林延清、丁伟志《近代中国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特点》
根据材料概括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