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862年林肯政府颁布了《宅地法》，确立了无偿分配西部土地的原则。《宅地法》规定：年满21岁的公民，只需交纳10美元的申请费，可免费获得未垦种土地160英亩，连续耕种5年后就可拥有对该块土地的最终拥有权。1868-1900年依该法向农民分配的土地达8000多万英亩，对西部农业开发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但它并没有按照美国人民的要求把国有土地全部划为宅地分给劳动人民，只有一小部分土地分配给了移民，而且位置偏远、土质贫瘠、限制在已堪定的地段内，其实是经过拍卖、先占、赠予等分配方式后的残留地段。大部分土地则通过各种渠道转到了土地投机商及大公司手中，它远远没有满足人民的土地要求。

——兰建英《美国近代西部开发时期的土地政策探析》

材料二   在1992年以后的新一轮经济加速发展中，曾一度出现农村大量资金、人力、物力流向工业领域的现象，致使1992年至1994年农业发展相对滞后，粮食出现连年减产，粮价上涨，对此，中共中央立即采取措施。从1995年起开始实行“米袋子”省长负责制和“菜篮子”市长负责制。同时，制定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一是稳定和完善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延长土地承包期30年不变；二是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三是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四是改革农村税费制度，以减轻农民负担。至2000年，中国实现了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由长期短缺到总量基本平衡、丰年有余的历史性转变。

——摘编自郑有贵《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49一2019）》

材料一   英国是率先发生工业革命的国家，也是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化国家，它开创了通过自由竞争和自由贸易、以市场机制自发推进工业发展的市场化内生发展模式，走出了一条通过纺织业走向全面机械化、工业化的道路……。在其工业化过程中，英国先后制定了一系列有关保护财产和合同的法律，如《人身保护法》《货物买卖法》等，建立起保护消费者的商品检验制度和价格控制制度，制定保护投资者的《取缔证券投机法》，建立起保护劳动者的评定工资制度、工厂法和济贫法。与英国的“圈地运动”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是，美国依靠让农民广占耕地，以不断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来为工业化积累资本。在两次工业革命期间，美国农业的全面机械化推动了美国农业的迅速发展，这既为工业提供了市场，也促使农产品加工业一度成为美国的第一大制造业，而农业剩余劳动力大量转移到工业部门，又为美国工业化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人力资源。经过两次工业革命，美国日渐成为以重工业为主导的工业化强国……当然，英美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化也一度产生了社会及生态环境等突出问题，为世界工业化留下了沉重的历史教训。

——摘编自周宇《论欧美发达国家在工业化道路上的经验教训及其借鉴意义》

材料二   1949年6月，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指出：“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帝国主义者算定我们办不好经济，他们站在一旁看，等待我们的失败。……苏联……在列宁和斯大林领导之下，他们不但会革命，也会建设。他们已经建设起来了一个伟大的光辉灿烂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共产党就是我们最好的先生，我们必须向他们学习。”直到1957年2月，尽管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暴露出了一些缺点和错误，毛泽东在讲到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时仍然强调向苏联学习。他说：“为了使我国变为工业国，我们必须认真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苏联建设社会主义已经有四十年了，它的经验对于我们是十分宝贵的。”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人民选择的苏联模式的工业化道路，在短时期内对新中国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产生了积极作用，但从长远来看也给中国经济社会带来了一些消极影响。

——摘编自公茂虹《向苏联学习工业化建设》

材料一   欧洲的民族主义是在封建社会的母胎中孕育而生的，它的产生在于社会产生方式发生了深刻变化，资本主义因素萌芽、壮大，进而民族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也孕育而生。物质的生产打破了地域的限制，精神的生产也将如影随形。随着西欧社会的发展，逐渐产生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最初代表市民阶级，这个阶级反对封建割据和教会控制，和加强中央集权的王权势力结盟。16～17世纪，在西欧建立了以王权为中心的君主专制国家，如英吉利、法兰西和西班牙等国。近代民族主义是在构建民族国家的过程中产生的，也是人民对祖国热爱与效忠的表达。

法国大革命不仅把民族主义的表达推向了高潮，在具体的革命进程中把民主主义与民族主义紧密结合，充分展示了近代民族主义的深刻内涵。就此意义而言，法国大革命则标志着近代民族主义的形成。

——摘编自宋新伟《民族主义在近代西方的缘起和蜕变》

材料二   自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西方列强就从没停止过对中国的侵袭和掠夺，到19世纪末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梁启超等人将西方的近代民族主义理论引入中国，期望以此为武器对抗西方的帝国主义，改变中国的被动局面。虽然在鸦片战争之后，传统的“夷夏之辨”和华夏中心观受到了异常严重的挑战，但其作为已根植于国人心中的传统思想，仍然构成了近代民族主义形成必不可少的因素之一。自兴中会成立后，革命党人的宣传鼓动也极大促进了近代民族主义的生成与蓬勃发展。尤其在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和共产党对于民族认同的宣传，在实践中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全民族团结抗战的新局面，都使得近代民族主义观念更加深入人心，并使其发展到最高潮。

——郭倩倩、秦龙《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生成理路与价值意蕴》

材料一   自秦朝至明清，中国传统治理形成了“双轨政治”架构，包含“自上而下的中央集权专制体制”和“自下而上的自治民主体制”。所谓“皇权不下县，县下皆自治”。县以下更多的是“无为政治”和“长老政治”。而连接县以上的以皇权为中心的“官制”秩序与县以下以家族（宗族）为中心的“乡土秩序”的，是乡绅阶层。

——摘编自秦晖《传统十论》、费孝通《乡土中国与乡土重建》等

材料二   民国年间，南京临时政府、北洋军阀政府和国民党政府等各种政权都先后推行了各种类型的乡村自治运动，都企图将乡村治权纳入国家管控中。因此，各种政府推行的乡村自治运动，尽管披上了一层现代民主政治的外衣，但有自治之名却无自治之实，名为自治实则官治，其目的不是为民众造福、维系乡村秩序，而是最大限度地从乡村索取资源。民间社会所认可的保护型乡村精英被官府安排的赢利型乡村恶棍取代。这些运动，破坏了传统社会的“双轨治理”之道，使乡村治理陷入“专政劣治”的困境。

——摘编自肖如平《民国时期的保甲与乡村社会治理》

材料三   1957年，毛泽东同志《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成为社会治理的基本方针。在政治思想领域，实行“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在经济领域，实行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在科学文化领域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政党制度方面，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在民族之间，实行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主张“把衣、食、住、用、行五个字安排好，这是六亿五千万人民安定不安定的问题”。

——摘编自《毛泽东文集》第8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