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 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   新文化运动一开始带有全盘西化的倾向，胡适就说过：“我们必须承认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机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上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知识不如人，文学不如人，音乐不如人，艺术不如人，身体不如人。”“要拯救我们这个民族”,唯一的出路就是学习“西洋的近代文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又激起了一片对传统文化的眷恋，形成一股传统文化“复归”的浪潮。梁启超大叫“科学破产”,建立在资产阶级物质文明基础上的西方精神文明，在他心目中也一齐崩塌。他决心要以“孔、老、墨三位大圣”和“东方文明”去“调剂”西洋文明

材料二   瞿秋白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作解制刀，精粹地分析了所谓“东西文化论战”。他指,现代资产阶级的文明，无论在科学技术或者思想学术方面，都比封建宗法时代的文明进步。中国文化的出路决不是“向后转”,而是“向前进”,“逐步前进，颠覆宗法社会、封建制、世界的资本主义，以完成世界革命的伟业—如此，方是行向新文化的道路。”李大钊期待着无产阶级新文化的崛起，“我们主张以人道主义改造人类精神，同时以社会主义改进经济组织。不改进经济组织，单求改造人类精神，必定没有效果。不改造人类精神，单求改造经济组织，也怕不能成功。”

——材料一、二摘编自李华兴《近代中西文化冲突交融的历史考察）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中国学者对西方文明及传统文化所持的不同态度，并分析其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谈一谈马克思主义对中华文化复兴的重要意义。

5 .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   西周是由姬姓诸侯与异姓诸侯组成的政治共同体，周王是这一政治共同体的统治者。周王室直接控制的王畿（包括丰镐和洛邑）被称为“中国”。西周文献中的“中国”也被比作“夏”，大多指向周王族，故“夏”均为单数；这时的“蛮夷”既有受封为异姓诸侯者，也有游离于西周之外者。春秋时期，“夏”逐渐扩展为“诸夏”“华夏”。“中国”不再是周王室独享的领地和权力中心。《左传》记载，东夷诸国与鲁国朝贡多达数十次；齐鲁“夹谷之会”时，齐景公曾奏“夷狄之乐”。战国时期，随着周王影响力的式微，政治共同体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华夏共同体。诸侯兼并大大拓展了华夏间的深度同质化和对异质文化的排斥，华夏文化认同日趋强劲。战国时，诸侯追求的是变法图强，以中央集权制度实现“中国”境内华夏文化共同体的一统，即“以中国一统”。战国诸子津津乐道于对华夏共祖的探究，对“夷夏”是否一体则鲜有关注。

——摘编自武沐等《大一统视域下的司马迁炎黄共同体理论》

材料二   亚里士多德曾将古希腊城邦定义为“一个政体之下的公民共同体”。这里的“政体”一词的希腊文本义即为“城邦制度”。公元前8世纪起，希腊城邦制度确立的一个至关重要的环节是立法。著名的例子有斯巴达的莱库古立法和雅典的梭伦立法，此外还有米提林的皮塔科斯“制定了法律，但却未建立政体”等记载。有的“立法者”不仅为自己的城邦立法，甚至还为其他城邦立法。古代希腊城邦共同体的政体各不相同，但都是以“宪法”或者“法律”的形式确立下来的。现代西方社会高度分化，人们的民主生活和希腊城邦公民共同体生活全然不同。古代希腊人并未完全发展出为了保障个人自由而必须限制国家权力的观念。即使在雅典民主政治之下，公民个体言论和行为的自由实际上置于公民集体的监督之下。尽管苏格拉底并不认同民主政治，但他最终还是遵从一个公民应尽的义务，不愿逃避城邦对他的判决。

——摘编自黄洋《希腊城邦政治与西方法治传统的建立》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先秦时期华夏共同体形成的背景和意义。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古希腊城邦共同体与华夏共同体的不同点，并说明古希腊城邦政治与现代西方民主制度的关系。
(3)综合以上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先秦时期的中国和古代希腊政治形态差异的认识。

6 .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   魏晋时期，玄学兴起，佛道二教迅速发展，儒学已经远不如两汉时期兴盛。……唐初，太宗李世民立孔庙为国学，尊孔子为“先圣”，在全国范围内兴办教授儒家经典的学校，大力推行儒学。唐太宗令颜师古撰写《五经定本》，领行全国，成为官定统一课本。又令孔颖达等人撰写《五经正义》，此书在高宗朝撰成，完成了五经内容上的统一。此后注释儒经必须以此为标准，科举考试依此答卷。

——摘编自朱绍侯主编《中国古代史（上）》

材料二   陈寅恪指出：“唐代之史可分前后两期，前期结束南北朝相承之旧局面，后期开启赵宋以降之新局面。”这种前后两期的划分及其特点不仅体现在社会政治领域，也同时体现在文化学术方面。

——摘编自陈寅恪《论韩愈》

材料三   陈寅恪先生说过：吾国历史上，“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

——摘编自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唐初儒学发展的原因。
(2)根据材料一、二，从文化学术的视角说明唐代两个阶段特征的内涵。结合唐宋相关史实，谈谈你对材料三中观点的理解。

7 .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   西方的协商民主是对代议制民主的修补，很大程度上还是一种“应然”而不是“实然”，是一种政治理想而不是一种解释性的框架，它侧重于民主“应当如何”但并不是“实际怎样”的问题。公共理性是协商民主中的一个重要支柱，但事实上往往只有与宏观政策相联系并在远离个人利益和直接利益的条件下才能产生不约而同的“共谋”而起作用。在微观层面，公共理性受到直接利益和现实利益的纠葛往往容易丧失公共的意蕴而处于一种碎片化和无序化状态。西方协商民主的制度形式普遍存在于实行多党制或者两党制的国家中，它是协调政党与政党之间以及政党内部利益与矛盾的重要方式。多元一致是协商民主的最大理想、愿望和目标，然而多元化利益与多元化主体存在诸多“可通约性”，也必然存在诸多“不可通约性”，“异质性”的分歧有可能通过协商达成妥协和一致，或者是暂时的“悬而未决”，也可能根本就不能达成一致。

——摘编自许忠明《西方协商民主的背景、演变与缺陷》

材料二   中国的协商民主，经历了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的形成以及《新民主主义论》对民主政治制度的设计，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协商建国，再到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政权机关、党派团体和基层治理中各种协商民主的实行。参与协商的主体囊括了来自各社会阶层、各类政治主体的力量。有执政党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社会团体等在人民政协的协商；有重要决策之前执政党与政协、人大等方面的协商；有民主恳谈会、参与式预算等协商实践。中国的协商民主既尊重了多数人的意愿，又照顾了少数人的合理要求。同时，通过具体的制度设计、体制机制建设和程序设计，将协商民主以法律、规章和制度等形式确立下来，并在实践中得到稳定持续实施的民主形式。

——摘编自陈家刚《当代中国的协商民主：比较的视野》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西方协商民主的缺陷。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突出特征。综合上述材料，谈谈你对中西方协商民主的认识。

9 . [历史一选修4：中外历史人物评说]

材料   正考父是孔子的远祖，博学多才，文武兼备，曾辅佐过宋戴公、宋武公、宋宣公，官至上卿，德高望重。在他任上，宋国崇德法、尚礼义、倡廉俭、戒奢靡、重农桑、修水利，国力日益强盛。但官位越高，正考父修身愈严，律己愈苛，越是谦恭低调，平和有加，俭朴至极。为了惕厉自儆并教育子孙，正考父特意在家庙的鼎上铸下铭训：“（在接受权位的册命时）一命而偻，再命而伛，三命而俯。循墙而走，亦莫余敢侮。饘（音zhān）于是，鬻（音yù）于是，以糊余口。”最早记录这段话的文献是《左传·昭公七年》，后来司马迁写《史记》为孔子立传作《孔子世家》时，也引用了这段文字，这是因为铭文与孔子的祖先正考父有关，刻有铭文的鼎，就是放在正考父的庙里的。

2013年6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敢于担当，是为了党和人民事业，而不是个人风头主义，飞扬跋扈、唯我独尊并不是敢于担当。春秋时期宋国大夫正考父是几朝元老，但他对自己要求很严，他在家庙的鼎上铸下铭训……意思是说，每逢有任命提拔时都越来越谨慎，一次提拔要低着头，再次提拔要曲背，三次提拔要弯腰，连走路都靠墙走。生活中只要有这只鼎煮粥糊口就可以了。我看了这个故事之后，很有感触。我们的干部都是党的干部，权力都是党和人民赋予的，更应该在工作中敢作敢为、锐意进取，在做人上谦虚谨慎、戒骄戒躁。”

（备注：古代任命官员要举行册命仪式，也就是材料鼎铭中的“一命”“二命”“三命”。经过“三命”，在诸侯国，其地位已经是“上卿”之尊了。）

——依据2017年3月5日《光明日报》李山文《一命而偻，再命而伛，三命而俯》等资料综合摘编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正考父的美名和故事被广为记载传颂的原因。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正考父良吏形象对于党政干部清正履职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