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明清之际耶稣会士传入中国的西方文化，自然科学是其主要部分。这些西洋学术对于中国来说都是新鲜的：欧几里得几何及其演绎推论给中国思想界带来了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世界舆图使中国人获得了新的世界概念。对此，徐光启、李之藻、方以智等明代科学文化界的先进人士，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徐光启在其著述中多次谈到，传教士带来的西方科学技术，“多所未闻”；从其学习与钻研中，他感到有一种“得所未有”的“心悦意满”；在驳斥反对派的诘难时，他更鲜明地指出，外来文化“苟利于中国，远近何论焉”。李之藻也说，利玛窦等传教士带来的物理、几何等科学，“有中国累世发明未晰者”。方以智在《考古通论》中指出，西洋学术能“补开辟所未有”。这种对外域学术的开明态度，反映了中国早期启蒙学者的宽阔胸怀。

——摘编自张明《中外文化交流史》

材料二   西学中源说最初是明清之际的黄宗羲、方以智、王锡阐等人提出的，依据孔子的“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可说明晚明传入中国的西方科学技术是中国古代学术流传到西方后，由他们（西方人）发扬光大了的。康熙帝在《御制三角形》中提出，“古人历法流传西土，彼土之人习而加精焉”。康熙帝的说法立即被士人所理解，天文学家梅文鼎也积极响应，御制“《三角形》言西学贯源中法，大哉王言，著撰家皆所未及”。于是，西学中源说成为清代文化思想中对待西学态度的主流。

——摘编自张西平《明清之际西学东渐的历史反思》

史料一   一般通史的写法偏重于政治史，但文明包括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因为文明所包括的范围很广，文明的各种要素的发展不平衡，在综合考察的同时还必须有重点，重点就是不同时期不同的标志性文明成果。

——摘编自袁行霈等主编《中华文明史》

史料二   董仲舒从天出发来论“仁”，认为天是万物的本原，天生人并养育人，而上天要治理宇宙万物，就不能只靠刑罚，而是主要靠仁德，因此宇宙万物才如此有秩序，所以天是具有仁义精神的。他在强调“仁者爱人”的基础上，提出仁爱的对象不能是“我”、自己，而必须是他人，并由此推衍出“质于爱民，以下至于鸟兽昆虫莫不爱”。

——摘编自孟维《董仲舒对先秦儒家“仁”的继承与发展》

史料三   前三代，吾无论矣；后三代，汉、唐、宋是也。中间千百余年而独无是非者，岂其人无是非哉？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故未尝有是非耳。

——摘编自李贽《藏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