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启蒙时期批判传统伦理的一个重要主题，即以个人主义批判礼教之宗法主义家族伦理。陈独秀倡言“尊重个人独立自主之人格，勿为他人之附属品”。中国伦理变革，应“以个人本位主义，易家族本位主义”。李大钊也将家族制度归为摧折个性的“万恶之源”。新中国成立后，为打破旧伦理束缚和思想观念、建立新型家庭婚姻秩序和伦理秩序，《婚姻法》成为新中国最早颁布的重大法律。20世纪80年代以后，经济、社会得到大发展，家庭结构与功能逐渐“小型化”：其一指家庭结构、规模逐渐由繁变简、由大变小；其二指家庭职能逐渐由多变少。 由此引起了夫妻、亲子等婚姻家庭伦理关系的重大变化。家庭关系的轴心已由亲子关系转移到夫妻关系，家庭的关注重心开始由长者下沉到年轻人和儿童身上。

——摘编自赵庆杰、王利华《近现代中国社会家庭的伦理解读》

材料一   长安城是高度集权的唐帝国的中心和象征。作为横跨中亚陆上商路的东端终点，以及有史以来最大帝国的都城，长安城内挤满了来自亚洲各地的人。长安的整个规划和结构表现出唐朝对社会的严密控制，城市的规模和壮丽体现了唐王朝的力量和财富。……丝绸之路在唐朝进入了全盛时期，它东起长安，中经河西走廊，越过蕙岭，西至地中海以达欧洲。唐高宗至唐玄宗时期，从事国际商贸的昭武九姓，承担着东西方交流的中介使命。

——摘自樊树志《国史十六讲》

材料二   面对世纪之交，要求中国在考虑自己的发展问题时，必须想得大些，想得久远些。想得大些，就是要在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多极化日益发展这种情况下，把中国的问题放在世界全局中来考虑。想得久远些，就是不要只把眼光局限在当前那些问题，同时要站在面向二十一世纪的高度，考虑今后的布局，多想几步，想得更远。

在新的世纪里，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的主题。国际上的较量越来越突出地转向以经济、科学技术为主要内涵的综合国力竞争上。形势逼人，不进则退。科教兴国的发展战略，自主创新的要求，便是在这个时代背景下提出的。

——摘自金冲及《二十世纪中国史纲》

材料一   魏晋南北朝时期南北方流行“袴褶服”，劳动人民将袖口部分逐渐收紧，形成了窄袖衫、小口裤等样式，从此中华民族上衣下裤的服饰形制普遍推广开来。北魏建立政权后十分重视服饰礼仪的作用，从拓跋珪到孝文帝，逐渐将其延伸到日常生活领域，改穿农耕汉服。游牧文化和西域文化的服饰在民族杂处和商旅往来中汇聚，各种文化传播也为这一时期服饰文化的自由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旧唐书·舆服志》记载当时“爰至北齐，有长帽短靴，合袴袄子，朱紫玄黄，各任所好”的现象。这些服饰元素，成为唐代及后世中华集体记忆可视性符号之重要组成部分。

——摘编自江冰《魏晋南北朝服饰文化论略》

材料二   在近代，女式服装的西化比男式早。在鸦片战争前后“上海女界喜效夷装，衣必袒购露臂，裤必长不及膝，袜必长统，履必高底，其形式介于华夷之间。在染欧化之沪人视之固觉时髦然使骤入守旧派目中，其不诧为妖孽也希”。这些追赶新潮的上海女性成了领导近代中国女性时装潮流的先行者。追求新奇的潮流同样反映在男装方面。洋泾浜一隅，五方杂处，服色随时更易，商绅及其子弟、一般市民，乃至仆隶佣人中都不乏追踪时尚者。戴墨镜、口衔洋烟，无论晴雨都带把洋伞，成为官商士庶的特定时装，一时相习成风，恬不为怪。

——张敏《试论晚清上海服饰风尚与社会变迁》

材料三   近代欧洲服装根据不同的特征分为文艺复兴时期、巴洛克时期和洛可可时期。文艺复兴时期的服装，曾以夸张而膨胀的外观来表现人性的复苏；巴洛克时期的服装进一步突出感官效果，将服装引入现实的自由生活；至洛可可时期，以女性为中心，袒胸与夸张的撑裙证明了现世的享乐主义的泛滥。服饰流行的中心不再局限于以意大利为中心，呈现西班牙风、德意志风、法国风、波兰风等，地区风格之间时兴时衰。工业革命后，服饰需求越来越多样化，各个阶层由于自身需要穿着简便、合体的衣服。

——摘编自徐思民《西方服装史》

材料一   张謇是中国近代职业教育的重要开拓者，他认为：“世界今日之竞争，农工商业之竞争也；农工商业之竞争，学问之竞争也”，“有实业而无教育，则业不昌”。他在回顾办学历程时说：“因南通棉产著名，首先创设大生纱厂”，“纺纱需棉，须产棉地，乃创立通海垦牧公司。有棉产地，须讲求改良棉种及种法，又创立农业学校，此校在省立农校之前；纺纱需专门人才，又设立纺织学校，此校为全国仅有”。他还说：“农学校之学生，不能为农夫之所为，是可谓学生，而不能谓农学生”。

——摘编自程绍珍《张謇与中国近代职业教育》

材料二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苏区职业教育在人民期盼中、社会诉求中发展而来。需要宣传反封建的文艺人员，就设立高尔基戏剧学校；需要救死扶伤的医护人员，就设立红军卫生学校；需要持筹握算的会计人员，就设立财经学校。办学经费来源主要有工会承担、合资入股、个人捐助等方式。党与人民同甘共苦，想方设法为教学创造条件。红军大学就地取材，自来水是从高处用竹筒把水引过来，住房是利用大树的树杈建造；医学学校门板当黑板，沙盘和木笔作为纸和笔，学校还借用民间桌凳做课桌，学生使用的教材均由教师利用课余时间自己动手编写油印。

——摘编自孟京奥、雷前虎《中国共产党发展职业教育的苏区探索》

材料三   改革开放后，我国高职教育迎来发展的春天。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要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高等职业技术教育正式纳入国民教育体系。199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的颁布标志高等职业教育建设迈上法制化轨道。进入21世纪，我国高等职业教育迅猛发展，从2000—2018年，高职学校数从442所增加至1418所；全日制高职在校学生数从100．9万人增长到1133．7万人；高职院校专任教师从8．7万人激增到49．8万人，我国已经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职业教育体系。

——摘编自宋乃庆、郑智勇《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发展探析》

材料一   《共产党宣言》刚出版，欧洲就爆发了一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革命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欧洲无产阶级革命形势作出了新评估。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只是提出无产阶级将用暴力去推翻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还未讲到如何对待旧国家机器的问题。在总结法国六月革命的教训中，他们提出“打碎”的思想。通过1848年革命的实践，马克思和恩格斯看到，农民在大陆所有国家中占着人口的多数，于是他们提出工农联盟的思想。

——摘编自丁云本《马克思恩格斯理论的历史发展》

材料二   当世界进入帝国主义时代后，时代的变化引起了社会主义革命爆发条件的重大变化，革命形势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转移到了处在帝国主义总链条薄弱环节的国家。列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科学地分析了帝国主义时代新的历史特点——更加突出的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发展不平衡，并提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以列宁为核心的布尔什维克党在工人、农民、士兵中做了大量工作，提高了他们的觉悟，使他们成为革命的重要力量。列宁以其坚强的意志，带领布尔什维克党走出各种困境，排除各种干扰，最终取得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摘编自邬春红《论十月革命胜利的原因》

材料三   苏联的改革对东欧各国产生了重大影响，戈尔巴乔夫否定“斯大林模式”基本体制的言论和政策措施极大地鼓舞了东欧各国原本就存在的试图从根本上突破苏联模式的改革力量，戈尔巴乔夫的外交“新思维”则给东欧各国提供了自主改革的外部条件，于是，一场酝酿已久的政治变革风暴在20世纪80年代末于东欧兴起，最终引起剧变。

——摘编自王斯德主编《世界通史：现代文明的选择与发展——20世纪的世界史》（第三编）

材料一   秦朝最初为三十六郡，县总数在一千左右。到西汉，郡级政区（郡与国）比秦代大幅增加，西汉末有郡国一百零三。东汉末年，朝廷派中央的高级官员出任州牧镇压农民起义，授与兵权、财权和行政权，以与农民军对抗。此后，州演变成了郡以上的一级行政区划。魏晋南北朝时期州郡数膨胀，平均每州只辖二个多郡，每郡只辖二个多县。隋炀帝大举并省州县，同时又改州为郡。并省之后全国有一百九十郡，一千二百五十五县。唐承隋制，但郡被改为州。唐太宗时，按山川形势分全国为十道监察区，以观察使监察地方。为了扑灭安史之乱，唐玄宗时不得不在全国普遍设置方镇，任命一大批上马管军下马管民的节度使。唐后期，经常以观察使兼任节度使。这样，观察使的监察范围——道与节度使的军管区域——方镇也就合二为一了，州县以上新的一级政区道（方镇）就渐渐成形了。

材料二   宋初取消方镇。后来，宋代依据天下土地形势，分路而治，于是在州以上又出现了路一级的新型行政区划。各路设有负责转输地方财赋的转运使，负责监察、司法之职的提刑按察使，负责治安边防的安抚使，负责储备粮食平抑物价的提举常平使等。这些官员的衙门通称诸监司，“监”是指以诸使兼理“监察”州县之职的意思。这些监司的行政管辖地域都称为路，但各监司的路并不尽一致，即使有两司的路一致，治所（行政中心）有时也不在一地。

——摘编自周振鹤《中央地方关系史的一个侧面（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