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耳语者：斯大林时代苏联的私人生活》是英国历史学家奥兰多·费吉斯深入探索斯大林时期个人和家庭生活的口述历史著作。但也有学者批评“书中俯拾即是的史实错误比瓦隆布罗萨秋天的落叶还要多”。以下为该著作中的部分史料内容：

历史的真伪与史料的价值

材料一   1899年1月，康有为在回忆“公车上书”时说：“再命大学士李鸿章求和，议定割辽、台，并偿款二万万两。三月二十一日电到北京，吾先知消息，即令卓如（梁启超）鼓动各省，并先鼓动粤中公车，上折拒和议，湖南人和之……时以士气可用，乃合十八省举人于松筠庵会议，与名者千二百人，以一昼二夜草万言书，请拒和、迁都、变法三者……并日缮写……遍传都下，士气愤涌，联轨察院（都察院）前里许，至四月八日投递，则察院以既已用宝（光绪帝批准和约），无法挽回，却不收。”许多论著据此认为康有为发起和组织了“公车上书”，并将之视为资产阶级改良派走上政治舞台的标志。

——摘编自《康南海自编年谱》等

材料二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史学界对康有为的说法提出了诸多质疑。茅海建详细查阅清朝军机处《随手档》《早事档》《上谕档》《电报档》《洋务档》《收电》《交发档》《宫中电报电旨》等档案，提出：“从二月二十七日至四月二十一日，在不到两个月的日子里，上奏、代奏或电奏的次数达154次，加入的人数超过2464人次……在各省，封疆大吏电奏反对者（反对签订和约）已过其半数；在京城，翰林院、总理衙门、国子监、内阁、吏部官员皆有大规模的联名上书；举人们的单独上书也达到了31次，加入的人数达到了1555人次；举人们参加官员领衔的上书为7次，加入人数为135人次。”“四月初八日（5月2日），即康有为所称‘不收’其上书的当日，都察院代奏了官员举人的上书共计十五件。”“由此可以证明，康有为组织的十八行省公车联名上书，并非都察院不收，而是康有为根本没有去送。”

——摘编自茅海建《戊戌变法史事考二集》

材料一史诗是一种庄严的文学体裁，内容为民间传说或歌颂英雄功绩的长篇叙事诗，它涉及的主题可以包括历史事件、民族、宗教或传说。

材料二毗湿摩说：婆罗门可以娶三个妻子。刹帝利可以娶两个妻子。吠舍只可以从本种姓内娶一个妻子。无论几个妻子，她们生下的儿子地位都是平等的。在婆罗门家庭中，出生于婆罗门种姓的妻子地位是最高的。在刹帝利家庭中，出生于刹帝利种姓的妻子地位是最高的。首陀罗女为前三个种姓的人所生的孩子，有道行的人是鄙视的。一个婆罗门让首陀罗女为他生了孩子，这个婆罗门应该为此赎罪。

——摘自史诗《摩诃婆罗多》

材料一   国家定两税，本意在忧人。厥初防其淫，明敕内外臣。 税外加一物，皆以枉法论。奈何岁月久，贪吏得因循。 浚我以求宠，敛索无冬春。织绢未成匹，缫丝未盈斤。里胥迫我纳，不许暂逡巡……

―《白居易集》卷2《重赋》

材料二   两税法推行后，有人评价道：“每州各取大历（唐代宗年号）中一年科率钱谷数 最多者，使为两税定额，此乃采非法之权令以为经制，总无名之暴赋以立恒规”。

——（唐）陆贽《翰苑集》

材料三   （两税法施行后）天下便之，人不土断而地著，赋不加敛而增入，版籍不造而得 其虚实，贪吏不诫而奸无所取，自是轻重之权始归于朝廷。

——（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