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自公元前219年始，秦始皇数次东巡，“群臣诵功，请刻于石”，遂在泰山等地刻石勒铭。这些铭文叙述了秦始皇因六国“贪戾无厌，虐杀不已”，于是“禽灭六王”“平一宇内”，实行了“器械一量，同书文字”等政策；秦始皇“作制明法”“不懈于治”“专隆教诲”“忧恤黔首”，官员“各知所行，事无嫌疑”；“六合之内”出现了“黔首安宁”“不用兵革”“男女礼顺”“莫不受德”“承顺圣意”的景象。

——据《史记》等

材料二   公元14年罗马帝国首位皇帝奥古斯都去世，其生前自述被铭刻于陵墓入口处，主要内容为：奥古斯都“恢复了为派系势力主宰的共和国的自由”，平定高卢、西班牙等地战乱；多次为罗马平民发放金钱和粮食，“举办角斗表演”；复兴罗马传统，“修复了八十二座诸神之庙宇”；“解除了海上的海盗威胁”，“将罗马人民的所有行省”的边界扩大了。铭文强调奥古斯都的最高权力源于元老院和罗马公民的授予。该铭文后被诸行省传抄。

——摘编自张楠、张强《＜奥古斯都功德碑＞译注》

材料   名帖亦称名刺（类似今之名片），古已有之，在明朝士大夫的人际交往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明朝正德年间（1506—1521年），宦官刘瑾受宠用事，“走其门者倾朝，名刺必红纸”，以致“京师红纸价顿长十倍”。郎瑛（1487—1566年）在其著述中写道：“予少年见公卿刺纸，不过今之白录纸二寸……今之用纸，非表白录罗纹笺，则大红销金纸，长有五尺，阔过五寸，更用一绵纸封袋递送，上下通行，否则谓之不敬……可谓暴殄天物，奢亦极矣！”

明朝前期，名帖多自署“门生”等，“必兼亲者，方加‘眷’字。至于‘通家’‘年家’，非实有可据，断断不轻用也”。明朝中期以后，士大夫交际活动日益活跃，“视其爵、齿及交谊以为斟酌”的风气日盛，衍生出“晚生”“侍生”，甚至出现“渺渺小学生”“通家治下牛马走”“门下沐恩小的”等自称，原本亲戚间使用的“眷”字亦开始滥用。

——摘编自（日）岸本美绪《风俗与历史观：明清时代的中国与世界》等

材料   距今五十年前，西洋来华传道的教会机关里的医师，组织了一个“博医会”，由外人主持全中国的医学事宜，如促进医学教育，改良医学设施，灌输卫生知识等等，替吾国奠下了新医的基石。有识之士，便纷纷研究西洋新医学术，民众也渐知延请西医诊治疾病；于是西洋医术便在吾国萌起了嫩芽。当时从外国学成归国的医界先进，认为中国的医学事业由外国人主持，他们的精力和功绩，固然值得感佩，但究非妥善办法，国人应有自己的医学团体，中国的医学事业，应由中国人来主持，于是便组织了中国医学会，到现在已有将近三十年的历史了。自从中国医学会成立后，外人组织的博医会即形解散，外国医学家仍极力赞助中国医学会的长成。到现在已有三千会员，其中有六百个外国会员。这是全国的医学学术机关，在政府极力赞助之下，对于吾国医学事业贡献良多。

——《申报》1941年4月24日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