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马丁·路德认为，属灵的宗教与属世的生存两者之间并不能混淆。例如：做好事和行善都是属世的事情，与属灵的救赎应当没有关系。此外，对人的救赎是上帝的事情，人并没有能力进行自救。还认为，基督教的崇拜对象是上帝而不是教皇、主教和僧侣，后者不具有神性，更不具有凭着自我神化来为世人赎罪的权力。对人类进行救赎的不是教皇和教会，而只能是耶稣基督，从而把教会和宗教的事务置于政府的管理之下，避免了教会通过教权干涉政治的弊病。

——摘编自朱孝远《德国宗教改革与马丁·路德的贡献》

材料二   社会秩序是为其他一切权利提供了基础的一项神圣权利。然而这项权利决不是出于自然，而是建立在约定之上的……它是共同意志的体现，代表所有人的权利与自由。它是至高无上的人民主权，不可侵犯，不得转让，不受限制，不准分割。

——卢梭

自由是按法律的要求做任何想做的事情。如果一个人做法律禁止的事，那他就不再自由了，因为其他人都拥有这个权利。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

材料三   （美国）《联邦宪法》的制定者们在热切希望建立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的同时，一刻也没有放松对于一切形式的专制政治的警惕……现代民主政治的一些行之有效的制度性要素应运而生。这些制度性要素主要就是一套“地域和体制的双向平衡机制”，亦即通过各州与联邦政府的分权……来实现各种政治权力之间的全面制衡，以防止任何一个政治势力单独控制全国的政治生活。

——马克垚《世界文明史》

材料一   当时许多领导人都把实施新经济政策看作是一种退却，以拯救苏维埃政权。正如列宁所强调，我们向作为商人的农民作了让步，即向私人买卖的原则作了让步。就整体而言，新经济政策确实是由军事共产主义向后退却，用当时的说法，由直接进攻改为迂回。但是，这样理解是不够的。对当时的苏俄来说，首要的任务应当是全力抓经济，为落后的俄国创造社会主义所必须的物质条件。

——摘编自郑异凡《对新经济政策的不同诠释及其命运》

材料二   凯恩斯认为，在自由资本主义下，仅靠私人经济是不能达到经济最大化的，期间需要国家出面来弥补和干预，以使国民收入全部用来生活消费和生产投资，以实现充分就业和经济的最大化。一般而论，国家的干预和弥补，必须是在不损害个人的自由基础上进行的人性管理，因而大体上限于以财政货币手段刺激有效需求。

——何正斌《经济学300年》

材料三   1979年撒切尔夫人率先在西方国家中摒弃凯恩斯主义进而推行以现代货币主义为中心的新经济政策，人们通常称这副药方为撒切尔主义。它首先对付以滞胀经济为特征的结构性经济危机，重新倡导资本主义自由经营和私人首创精神，减少国家的过度干预，发挥市场机制的.调节职能，缩小工会组织对经济事务的影响，减轻公司和私人的税收负担，削减政府过于庞大的公共开支。

——摘编自黄安年《评撒切尔夫人治理“英国病”》

材料一   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宪法性文件，分为正文“君上大权”（十四条）和附录“臣民权利义务”（九条）两部分，它采取的是对君主权力作具体规定、对议会权力作明确限制的做法。规定“君上神圣尊严，不可侵犯”，“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凡一切军事，皆非议院所得干预”等。皇帝拥有颁行法律、设官制禄、黜陟百官、总揽司法、召集和解散议院、统帅军队、宣战媾和、赏罚、恩赦和发布命令等大权。

——《钦定宪法大纲》（1908年8月27日颁布）

材料二   约法指出：“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约法由总统制向内阁制转变，它规定“国务员于临时大总统提出法律案，公布法律，及发布命令时，须副暑之。”约法规定：参议院拥有立法权，同时拥有对总统决定重大事件的同意权；在临时大总统对参议院议决事件有咨询复议权时，规定有三分之二参议员仍坚持原议，大总统必须公布施行；参议院在认为大总统有谋叛行为时，得依法行使弹劾权。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1912年3月11日公布）

材料三   宪法规定，“全国各州实行共和政体”，“合众国不得授予贵族爵位”。规定美国实行联邦制，13个州成为统一的国家，强调联邦的最高地位，中央与州取得某种权力平衡，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相结合。宪法规定按三权分立原则组成政府机构，分别规定了立法、行政和司法三大部门的权力。立法权归国会，行政权归总统，司法权归最高法院及其下属法院。三权分立原则使行政、立法、司法三个权力机构互相制衡，以防止专制的出现。宪法保留了奴隶制，不承认妇女、黑人和印第安人具有和白人男子相等的权利。

——美国1787年宪法（1787年9月完成拟定工作）

材料一   在波兰遭受危难的时候，一位苏联外交家曾对记者说：“要是没有《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我们现在就会受到德、意、日同盟从欧洲和亚洲两面夹攻。英法会据守马奇诺防线并且资助希特勒。美国会成为日本的兵工厂来反对我们。签订了条约后，我们将不需要对整个世界作战了。”丘吉尔说：“斯大林同希特勒做交易，是高度的现实主义。斯大林的首要考虑……是他自己国家的安全。”斯大林曾说，他在1939年夏天深信，希特勒就要打仗了。如果同西方结不成靠得住的联盟，那为什么不联合希特勒呢？他不是已突然来敲门了吗？

——摘编自解力夫《纵横捭阖斯大林》

材料二   1940年5月，德国进攻西欧，法国败降，英国危急，为日本南进提供了最后时机。而此时的中国战场，八路军正发动百团大战，歼灭日军2万余人，正面战场日伪军伤亡达273000余人。这一年日本陆军共有51个师，其中陷于侵华战争就有39个师，占其陆军总兵力的76%。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虽然决心把战争扩大到太平洋和东南亚，但它始终不敢把更多的兵力从中国战场调至太平洋区域作战。1941年年底，日本的总兵力已达到210万人，但仍有140万在中国战场上，太平洋战场上的陆军兵力仅为40万人，这就是说，日本陆军总兵力的三分之二以上被死死地“钉”在中国战场。

——摘编自谭幼平《十年来小国抗战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研究综述》

材料三   1947年7月2日，波兰议会通过法案，把奥斯威辛集中营改为殉难者纪念馆，在馆内耸立着奥斯维辛纪念碑，并在周围划定了一个默哀区，以示对死难者的深深哀悼。馆内陈列着绞死集中营头目赫斯的绞架以及法西斯潜逃时来不及运走的2吨头发和一些饰物、用具乃至儿童靴鞋等遗物，这一切都是为了向世界上所有的国家表示，希望这种丧失人性的卑劣行径以后永远不要再重演。

——胡德坤主编《世界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