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优先股制度起源于19世纪前期的英国。由于当时英国铁路和运河建设对资金的巨量需求，以及政府对公司债券融资的比例限制，许多大型工程由于资金匮乏不得不中途停顿，优先股便在铁路公司中应运而生了。当时的优先股既享有事先约定的固定收益、又可同普通股一起参与股息分配。19世纪30年代，美国几家在马里兰修建铁路和运河的公司因为资金短缺不得不向当地政府求助。马里兰州政府考虑到铁路建成的巨大利润，在1836年通过的法案中同意向其注资，但要求在三年后保证每年6%的股息，且股息支付顺序位于普通股之前。此后美国优先股制度不仅在基础设施领域，而且在采掘、冶金、纺织等行业亦被广泛采用。当时的优先股一般享有议决权，但1870年俄亥俄州颁布法律规定优先股不得享有议决权之后，优先股的议决权逐步被舍弃，现代意义上的优先股逐步成型。

——摘编自郭岩伟《近代中国中外企业制度对比研究》

材料二 清政府以新式企业从国家政府手中得到了经济上的实惠为依据，要求企业向其提供各种形式的报效。这种情况在洋务时期官督商办股份制企业中比较普遍，报效成为这类企业盈余分配的一个重要方面。有的企业直接在章程中写明报效的条款，有的则奉命提供无偿服务，有的则被要求承担一部分社会职能。如1882年电报局转为官督商办，议定从当年五月起，缴还官本银六万两，以后在五年内分期续缴银二万两，免计利息，其余垫款约九万八千余两，则以军机处、总理衙门、各省督抚及出使大臣的洋务、军务电报作为头等官报，将其应收的电报费陆续抵缴，此项抵缴完毕后，头等官报也不收电报费，作为电报局对清政府的报效。

——摘编自严亚明《晚清企业制度思想与实践的历史考察》

材料三   外商在华企业（至少在特种股票发行方面），直接承袭了西方近代数百年来形成的成熟企业制度。而华商企业的企业制度则借鉴西方并融合了传统的投融资理念，且只有数十年的发展历程。同时在近代中国的大部分时期内，外商在华企业在税收（如厘金）、融资（如股票溢价）、法律（如租界）等方面拥有诸多特权，而这种地位上的不平等又进一步迟滞了华商企业制度演进的进程。

——摘编自郭岩伟《近代中国中外企业制度对比研究》

2023年9月15日，中国考古博物馆正式面向社会公众开放。该博物馆以“历史中国，鼎铸文明”为主题，基本陈列包括“文明起源”“宅兹中国”“大国一统”“和融万方”“民族觉醒”五个专题。其中“文明起源”涵盖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肇始文明曙光的进程，“宅兹中国”主要涵盖夏商周三代的历史，“大国一统”讲述自秦统一全国后的历史，“和融万方”聚焦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民族觉醒”则是鸦片战争后中国人的救亡图存历史。从远古发现到仰韶文化，从二里头遗址到《湘江评论》，中国考古博物馆以立体方式，讲述中华民族披荆斩棘、发展壮大的历程。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从封建社会到近代，中国考古博物馆以全景方式，呈现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轨迹。从文明起源到民族复兴，中国考古博物馆以宏大叙事方式，展现中华民族矢志不渝、接续奋斗的历程。

材料   梁启超先生的政治思想可以分为数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06年发表《开明专制论》前，此间梁启超积极推进维新，宣传维新思想，培养维新人才，追随康有为，坚持改良立场。第二阶段是1906年到武昌起义之间，梁启超先生发表《开明专制论》，明确提出了“今日之中国，与其共和，不如君主立宪；与其君主立宪，又不如开明专制”的论断。认为当时的中国，既不具备民主共和的条件，也不具备君主立宪的条件，故只能实行开明专制。第三阶段是武昌起义后到民国建立前，他明确提出“虚君共和”思想，并反对美国共和制在中国推行。第四阶段为民国建立初期，其思想由君主立宪转变为民主共和。第五阶段为晚年时期（1917年后）。梁启超先生赴欧，亲身了解到西方社会的许多问题和弊端。回国之后，即宣扬西方文明已经破产，主张光大传统文化，用东方的“固有文明”来“拯救世界。”其政治思想于晚年居于保守。

梁启超先生在近代每次政治运动中，都躬身入局，致力于建设。其政治思想虽因时而异，不断变化，前后矛盾，以致难以令人信服。但其置身于乱局之中也难免会随波逐流，不过这种随波逐流某种程度上并不是不好，恰恰反映了梁启超先生与时俱进的特点，忽略晚年保守时期不谈，他的思想可说是随着时代的进步而不停地进步的，这一点比他的师父康有为要优的多。

——容成《梁启超先生生平评述》

材料   姚崇（650年-721年），本名元崇，字元之，陕州硖石（今河南省陕州区）人。唐朝名相、著名政治家，曾任武后、睿宗、玄宗三朝宰相。

唐玄宗即位后，任姚崇为相，姚崇趁机提出向玄宗提出国家治理的十条意见即《十事要说》，主要包括：一、武后执政以来，以严刑峻法治天下，能否施行仁政；二、青海边界已没有反复被扰的灾祸，你能否不再贪图边功；三、能否对宠爱的亲信的不法行为严加制裁；四、能否不让宦官参政；五、能否在租赋之外不收大臣公卿的礼物；六、能否不任命亲属出任公职；七、能否以严肃的态度和应有的礼节对待大臣；八、能否允许大臣们“批逆鳞，犯忌讳”；九、能否禁止营造佛寺道观；十、能否接受汉朝王莽等乱天下的经验教训而禁止外戚内宠专权。

姚崇的十条意见，是针对他所经历的武则天、中宗和睿宗当政以来的政治弊端而提出，言简意赅，字字珠玑。唐玄宗以一句“朕能行之”而悉数采纳，并委以大权，由此奠定了“开元盛世”的重要基础。毛泽东称称赞姚崇“大政治家、唯物论者姚崇，如此简单明了的十条政治纲领，古今少见”。

——参考《新唐书·姚崇传》《百度百科·姚崇》

材料一   英国是率先发生工业革命的国家，也是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化国家，它开创了通过自由竞争和自由贸易、以市场机制自发推进工业发展的市场化内生发展模式，走出了一条通过纺织业走向全面机械化、工业化的道路……。在其工业化过程中，英国先后制定了一系列有关保护财产和合同的法律，如《人身保护法》《货物买卖法》等，建立起保护消费者的商品检验制度和价格控制制度，制定保护投资者的《取缔证券投机法》，建立起保护劳动者的评定工资制度、工厂法和济贫法。与英国的“圈地运动”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是，美国依靠让农民广占耕地，以不断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来为工业化积累资本。在两次工业革命期间，美国农业的全面机械化推动了美国农业的迅速发展，这既为工业提供了市场，也促使农产品加工业一度成为美国的第一大制造业，而农业剩余劳动力大量转移到工业部门，又为美国工业化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人力资源。经过两次工业革命，美国日渐成为以重工业为主导的工业化强国……当然，英美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化也一度产生了社会及生态环境等突出问题，为世界工业化留下了沉重的历史教训。

——摘编自周宇《论欧美发达国家在工业化道路上的经验教训及其借鉴意义》

材料二   1949年6月，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指出：“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帝国主义者算定我们办不好经济，他们站在一旁看，等待我们的失败。……苏联……在列宁和斯大林领导之下，他们不但会革命，也会建设。他们已经建设起来了一个伟大的光辉灿烂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共产党就是我们最好的先生，我们必须向他们学习。”直到1957年2月，尽管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暴露出了一些缺点和错误，毛泽东在讲到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时仍然强调向苏联学习。他说：“为了使我国变为工业国，我们必须认真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苏联建设社会主义已经有四十年了，它的经验对于我们是十分宝贵的。”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人民选择的苏联模式的工业化道路，在短时期内对新中国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产生了积极作用，但从长远来看也给中国经济社会带来了一些消极影响。

——摘编自公茂虹《向苏联学习工业化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