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东方学是一个内涵与外延极其宽泛的概念，以亚洲和非洲为主要研究对象，在19世纪有了重要发展。1873年，首届国际东方学学者会议在巴黎召开，并逐渐成为颇具影响力的国际学术组织。在其影响下，德、法、俄等国相继成立了专门的东方学研究机构，而英国政府在一战形势危急、财政困顿的1917年，也筹建起耗资不菲的东方研究学院。一战前后，欧洲主要大国的东方学都进入黄金时期。
二战后，东方学的发展出现新变化。1960年，苏联在莫斯科举办了第25届国际东方学学者会议，尽可能多地邀请“东方”学者参会，又额外申请了10万卢比，用于邀请来自亚非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会议快结束时，美国曾申请下一届会议的主办权，由于苏联的干预并未如愿。双方妥协的结果是由印度承办。1964年，第26届国际东方学学者会议在印度新德里召开，主题为“人的尊严、人类友好和世界团结”，试图代表“东方”国家发声。1967年，美国如愿在安娜堡举办了第27届国际东方学学者会议。由于官方以及私人机构的强大财力投入，与会人数达到历史最高。该会议使美国的区域研究范式逐渐占领主要学术场域，并在很大程度上掌控了“东方”研究的学术话语。新范式强调跨学科研究，更加关注目标地区的“当下”问题。
1973年，第29届国际东方学学者会议决定放弃这个备受争议的名字，正式更名为“亚洲和北非人类科学国际大会”。
——摘编自张扬《冷战背景下的知识权力博弈》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二战后东方学的新变化。(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东方学出现新变化的原因。
材料一：从国际环境来讲，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中国在两次鸦片战争中的失败，迫使统治阶级内部一部分人要求“自强”。从国内环境来说，农民起义的冲击，迫使清朝最高统治者允许洋务派兴办近代军事工业。于是洋务运动就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兴起。
——摘编自《论洋务运动对中国近代化的深刻影响》
材料二洋务派“借法”30多年，共兴办了60个使用机器的近代企业，总计投入经费约5300万两。其中军事工业21个，创办及历年增添设备经费约1500万两，其他近代企业39个，投资3700万两。以30年计算，平均每年2个，投资170余万两。如果再加上在洋务派影响和特别批准下，以官督商办名义兴办的民族资本主义近代企业，也不过共有120余个，合计投资约5800万两，平均每年4个，投资不及200万两，这样的数字不仅根本无法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比较。即使起步差不多同时的日本，截止1892年的25年中，最后共建成了5600多个公司，总计资本2.89亿余日元，平均每年设立225个公司，资本1100余万日元，约合中国银两700多万两。
——摘编自樊百川《清季的洋务新政》
(1)根据材料一，分析洋务运动兴起的背景。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洋务运动失败的原因。
材料一 19世纪中后期，法国无产阶级的权利经常受到威胁，他们的一切正当愿望遭到断然否认，祖国的山河已经破碎，人们的希望已成泡影，面对这种情况，无产阶级认识到：夺取政权，以掌握自己的命运，胜利完成自己的使命，是他们义不容辞的职责和绝对的权利。这就是无产阶级为什么要用革命来回答一个昏庸腐败的政府的罪恶（发动普法战争、镇压工人运动）的原因。政府满以为可以调军队来镇压人民，但军队却不仅拒绝对人民开枪，而且还向人民伸出友爱之手，与人民站在一起。
——摘编自【法】维克多·布奈尔《巴黎公社公报集》
材料二 巴黎公社的领导者只利用了当时法国国内人民群众对旧政府的不满情绪，而没有考虑当时巴黎的无产阶级一方面要使法国摆脱德国的侵扰，求得国家的解放，同时又要使工人摆脱资本主义制度，求得社会主义的解放。从当时巴黎起义的人员组成来看，参加运动的有希望恢复对德战争的爱国者，还有小资产者以及资产阶级共和派，但是其中只有工人自始至终是忠于公社的。并且工人阶级自己一方面还没有在资本主义社会本身的发展进程中得到足够的锻炼并被充分地组织起来，就仓促上阵。对德战争的失利，被围困时期的痛苦，无产阶级的失业和小资产阶级的破产等因素交织起来，推动了革命的爆发。而公社组织这样大的行动，只是凭借一时的感情冲动，后果是可想而知的。
——摘编自李妲《巴黎公社的民主试验及其当代意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巴黎公社运动发生的背景。(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巴黎公社运动失败的原因。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巴黎公社运动的意义。
材料 宋元时期，茶叶“出于闽中者，尤天下之所嗜”。以北苑为代表的建安茶园被列为官茶园。北苑茶品种繁多，《东溪试茶录》中记：“茶之名有七，一曰白叶茶、次曰甘叶茶、三曰早茶、四曰细叶茶、五曰稽茶、六曰晚茶、七曰丛茶。”制作贡茶的茶叶取用早茶以上的茶种，其制作过程十分讲究，也特别奢靡。据《宋史·食货志》记载，北宋大观年后，建茶岁贡20余万斤。除上贡朝廷外，还有大量销售。南宋以后，建茶产量更是剧增。鸦片战争后，福建茶叶生产在商品经济大潮下迅猛发展。1853年，朝廷准许闽江上游茶叶改由福州海运出口。洋行买办内地收购茶叶制度的实行，直接将内地茶叶经济与沿海茶叶贸易对接起来。1858年，外商到中国内地购货出洋只要缴纳一次2.5%的子口税，极大降低了从武夷山运茶出洋的成本。19世纪70年代晚期，福州茶叶输出居全国之首，走向茶叶贸易的鼎盛时期。
——摘编自刘锡涛《试探福建茶叶生产及近代茶叶外贸鼎盛的原因》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宋元时期福建茶叶“尤天下之所嗜”的原因。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近代以来福建茶叶贸易发展的背景。
材料 唐代后期，一批理财型官员密集出现。安史之乱以后，内外战争不断，政府开支大增。鉴于“寇盗未戢，关东漕运，宜有倚办”，朝廷以户部侍郎刘晏为度支盐铁转运使，“盐铁兼漕运，自晏始也”。刘晏主持理财工作近20年，不额外征发丁男，不过分劳扰郡县，借助商人活动和市场作用，革除国家财政工作的积弊，效果显著。盐铁使第五琦负责理财时，因“国用未足”而铸钱，并创立盐法，取得“人不加赋，所入仍旧”的成效。及杨炎当政，视财赋为国家的根本、民生的关键，遂推行两税法，在“赋不加敛”的前提下，保证了财政收入，稳定了政治局面，巩固了政权基础。这一系列举措为后世所借鉴，影响深远。此后直至晚清，唐代理财型官员仍常为后人所称道。
——摘编自自王仲荦《隋唐五代史》等
(1)根据材料，概括唐代理财型官员密集出现的背景。
(2)根据材料并结合王安石变法的宗旨，分析唐代理财型官员为后人称道的原因。
材料一 唐代的译经、抄经已达到超越前代的新境地。宗教的发达，必然引起对宗教经典的大量需求，只靠抄写显然已不能解决问题。无论是经济文化的发展，还是宗教传播和对外文化交流，都突出地要求供应大量的复本图书。传统的传抄方法再也不能适应社会的要求了。人们迫切需要一种新型的、高效率的图书复制技术。唐代不仅有了对印刷的迫切需要，而且也具备了印刷术应用与发展的纸、墨、石刻、捶拓等物质基础和技术条件……在社会迫切需要和已具备的物质条件的历史背景之下，雕版印刷在唐代得到应用，并且有了初步的发展。
——摘自《中华印刷通史》
材料二 古代雕版印刷技术的发明，曾经改变了中国社会的文化传播模式，柳诒微在《中国文化史》中曾深刻指出：“雕版印刷之术之勃兴，尤于文化有大关系，故自唐室中晚以降，为吾国中世纪变化最大之时期。前此犹多古风，后则别成一种社会。”书籍出版数量的增加，改变了文人的阅读习惯和藏书方式，张舜徽曾分析道：“自印刷之术日新，致用之途益广，便民垂远，为效甚宏。然其影响后世，有利有弊。由于得书甚便，学者多置之不观，苏东坡为《李氏山房藏书记》，即尝慨乎言之。故印刷愈便，而记诵日衰，似故创物造器者之所不任咎也。”
——摘自于翠玲《媒介演变与文化传播的独特景观——中国编辑出版史的认识价值》
(1)根据材料一，概括雕版印刷技术在唐代兴起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指出雕版印刷技术的使用对中国文化发展的影响。
材料 国际法的起源可追溯到16、17世纪，和民族国家的兴起同时产生.1648年缔结的《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确认了国家主权、主权平等的根本原则，确立了主权国家在国际法中的核心地位。伴随着殖民扩张，国际法中所包括的思想和价值被欧洲列强带到世界的其他地方。但中国等亚非国家非但没有成为国际法体系中正常的平等一员，反而随着主权被侵害不断沦为殖民地或者半殖民地。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以《联合国宪章》为核心的一整套国际规则体系，逐渐成为整个国际社会的行为规则，构成了当代国际法.20世纪，尤其是1945年以来，许多具有不同政治、文化、社会和法律背景的新兴国家进入国际法律制度领域。它们对一些以欧洲为核心的概念和国际法原则、规则的效力提出挑战。由于国际经济关系的变化，广大发展中国家要求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同时国际法还出现了新的分支学科一国际人道主义法、国际人权法和国际发展法，环境保护法、海洋法、国际航空法、外层空间法等。
——摘编自周忠海《国际法史与国际法的发展》等资料
(1)根据材料，概括近现代国际法发展变化的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20世纪中期以来国际法发的原因。
材料 大部分行省的辖区包括今天的二到三个省，远远超过以前王朝的一级地方行政区。这种情况适应了元朝疆域辽阔的特点，避免了中央与地方空档过大状况的出现，做到上下结合、浑然一体。行省于地方事务，凡军、政、财权无所不统，与宋朝分割地方权力的制度明显有异。这种情况很大程度上渊源于元朝特殊的民族征服背景。中央只有加重行省权力，才能够及时并有效地镇压反抗行动，同时也能对分封在边疆地区的诸王贵族进行节制。行省官员中仅有主要长官能掌握军权，而这类职务通常不授予汉人，因此地方权重之弊可以通过民族防范、民族控制得到部分弥补。
——张岂之《中国历史·元明清卷》
(1)据材料，概括指出元代行省的特点以及它形成的原因。
(2)结合所学知识简析行省制度形成的积极影响。
材料一 由于受限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工业生产能力，中国出口商品一直以初级产品为主，到1957年初级产品出口额占中国总出口的比重仍高达63．6%，工业制成品出口额占比仅为36．4%，而且其中将近3/4是轻纺工业产品。中国进口商品则以成套机械设备和工业生产原料等生产资料为主，“一五”期间其进口额占中国总进口的比重始终处于91．6%以上。据统计，1950年，私营企业承担的进出口额在中国进出口总额中占33．5%，之后随着对私营企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非国营企业逐渐在中国对外贸易活动中退出，到1957年中国进出口贸易全部由国营外贸公司垄断经营。由于冷战背景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新中国实施敌对、孤立甚至封锁禁运政策，我国内地贸易的市场主要是中国港澳地区、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同时与部分西欧国家（英国、法国、瑞士等）也有小规模的贸易往来。
——摘编自盛斌、魏方《新中国对外贸易发展70年：回顾与展望》
材料二
——据《中国统计年鉴（2018）》整理
(1)根据材料一，概括1950～1957年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特点。(2)根据材料二，指出1958～1977年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趋势，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原因。
材料一 春秋战国是一个群雄并起、逐鹿中原的特殊时代，各种力量此起彼落，在这个需要知识、智谋的时代，社会的变革促成了贵族与庶民之间的变动与流动，这样处于两者之间的“士”阶层便由此出现了；春秋战国大量的兼并战争，使得人才的重要性凸显出来，各诸侯国都希望通过依仗那些出谋划策的人才，发展自己，使得自己能够在激烈的竞争中生存；夏商周时，学在官府，到了春秋时期，王权败落，官办的学校难以为继。私学的兴起开创了教育的新天地，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为时代所呼唤的智士，适应了社会变革对人才的需求。
材料二 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的动荡、国家的分裂、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削弱以及地方割据势力的混战，是士族制度形成和发展的最基本的历史背景。士族制度的政治、经济特点，决定了魏晋南北朝时期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往往特别尖锐，导致南北长期分裂割据的政治局面。
士族田庄经济强化了封闭的自然经济，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士族是地主阶级中的腐朽集团，越到后期愈发腐朽。同时，在经济上，士族占有大量劳动力，强化了封建依附关系，在魏晋动荡的政治局势下，编户农民依附于世家大族，这对封建经济的发展显然有利;而东晋南朝时期，南方相对安定，作为北方移民核心的士族地主，他们对江南荒丘山泽地区的开发起了推动作用。民族关系上，士族士大夫在推动北方各少数民族封建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思想、科技文化上，士族生活优裕，有条件从事文化事业，部分士族蔑视礼法，倡导个性自由，思想上富有想象和浪漫色彩，因而东晋南朝时期在哲学、文学、书法、绘画、科学上有较多的成就，并且富有特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春秋战国时期“士”阶层迅速崛起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士族制度的利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