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在中国历史上，自秦汉以来，就一直维持着一个以编户齐民为基本单位的市场经济。人们可以自由占取土地，但只能占取本户现有劳动力可能耕种的面积，也因为地多人少，无地之民可以占领荒地耕种，无须以其他方式出卖其劳动力，所以此时绝大多数的农户都是自耕农，所据有的耕地面积也是相对平均。然而这种平均分配的状况不会维持太久。一旦荒地被占取尽净，土地又恢复为稀有生产要素，企图扩充农场之人只能从他人手中购入土地，于是分化过程便开始了。历史上每一次大的战乱和改朝换代，都会出现大量荒地，供人自由开垦，便形成一次地权的再分配，也就是农村分化的新起点。对于农村中的分化过程，有些人曾经强烈地表示不满，主张实行限田政策，但是在大部分时间政府都不曾认真实行平均地权的办法，一切听其自然。
——摘编自赵冈《传统农村社会的土地分配》
材料二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日本社会在进入高速发展的同时，人地矛盾逐渐凸显。一方面，地主们占有大量的未开发土地（拥地自重），而另一方面，相当一部分农民因为没有土地而破产。因此日本政府决定实施土地改革，地主的土地都被分给自耕农，此后的农田买卖都有新立法的限制，农村中土地投资的大门从此被关闭……由于土地政策的挑战，农村中富有企业精神的人士被迫转移到城市的工商业中去，这些原来的地主摇身一变而为成功的城市新兴工业的企业家。直到20世纪60年代，这十来年表现的成果几乎全部导源于农民工作积极性之提高。换言之，全生产要素的生产力大幅升高。
——摘编自赵冈《传统农村社会的土地分配》
(1)据材料一及所学知识，指出材料一中反映的是什么土地现象。并概括其形成原因。
(2)据材料二，分析日本战后土地改革的背景并分析其意义。
材料一 唐人陆贽论及租庸调制时说：“丁男一人，投田百亩，但岁纳租税二石而已。言以公田假人，而收其租入，故谓之租”。租庸调征缴只以丁身为依据，而不计其余，并不考虑农户的实际占有土地情况，其弊端是十分明显的。而且租庸调的征收颜由唐朝统一确定，长期以来一直保持不变，虽然有其稳定性，但其不能依据社会经济发展形势的变化而做出调整，有其不能根据土地实际占有状况的变化而主动调整，存有明显的僵化缺陷。唐制规定贵族、官僚户和其他特殊身份之人可以免除租调徭役，而一些人庇荫在这些特权户之下，逃税、避税，使国家征税额也随之减少。公元780年，租庸调制因为实际上的完全“废坏”而被两税法所取代。
——到阳《试论唐代租庸调制的制度缺陷和执行弊端》
材料二 唐代租庸调税制的特点是“有田则有租，有家则有调，有身则有庸＂。在这种税制下，皇空贵戚、官僚贵族、孝子顺孙、义夫节妇、逃户流民为了生存投靠地主豪强做荫户，不承担国家的租税徭役。由此，只有30%至50%的户和14%的人口承担国家的全部租税，租税负担处于极不合理状态。建中元年（780年），德宗下令：“令黜陟观察使及州县长官，据旧征税数，及人户土客，定等第钱数多少，为夏、秋两税＂。两税法在预算上实行“量出为入”的原则。每年财政经费先计算数颤，然后按照各地的土地、人口、条件等实际情况进行分配，分配时坚持贫富有差，税负均等。这一原则防止了地方官吏强取豪夺，多收多征，加重民众的负担。
——张帆《中国古代经济简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唐代租庸调制推行的基础，并分析租庸调制“废坏”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唐代两税法实施的的背景，并说明其引发的赋税变化。
材料一
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在中华大地上恣意妄为，封建统治者孱弱无能……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孙中山先生大声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领”……率先发出“振兴中华”的呐喊。在孙中山先生领导和影响下，大批革命党人和无数爱国志士集聚在振兴中华旗帜之下……推动了革命大势的形成。1911年10月10日，武昌城头枪声一响，拉开了中国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的序幕。辛亥革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探索了道路。
——习近平2021年在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材料二
1912年在中国建立起美国共和政体的仿制品，真是荒唐可笑。……那一种共和政体是一个大失败，因为它在中国的历史、传统、政治经历、制度、天性、信仰、观念或习惯中毫无根基。……这种共和政体悲惨地结束了，即悲惨地失败了。然而，失败的并不是共和政体……而是一代人。
——摘编自[美]费正清《评中国和日本近代化》
材料三
为什么民国初年的军队不尽忠于民国，不拥护民国的宪法呢？我们老百姓的国民程度是很低的，他们当兵原来不是要保御国家，而是要解决个人生计问题。如不加以训练，他们不知道大忠就是忠于国家和忠于主义，只知道小忠，忠于给他们衣食的官长和忠于他们同乡或同族的领袖。野心家知道我国人民乡族观念很深，从而利用之以达到他们的割据企图。
——摘编自蒋廷黻《中国近代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辛亥革命爆发的社会背景。(2)概括材料二、三中费正清、蒋廷黻的观点、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民国初年共和政体失败的原因。
唐代乡族势力与地方治理
材料一唐代许多村落是因姓氏得名。绝大多数的村落聚族而居。村落中的乡族势力，是乡村社会的领袖。乡族势力大致可以分为这样几类：一是具有文化背景的士人，二是具有仕宦背景的退职官吏。三是乡县胥吏。四是乡豪。唐代前期乡村社会中具有文化和仕宦背景的群体以士族为主体；唐代后期，逐渐由以科举为背景的乡村知识分子构成。……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乡里组织与宗族组织两者对乡村社会的影响力与控制力不尽相同。在唐前期，乡里组织控制社会的力量更强大一些。唐代后期。乡里组织对乡村社会的控制力有下降的趋势。以村落为背景的乡族势力亦在加强。此时的村落领袖一般为乡村富户，实力更强。
——李浩《论唐代乡族势力与乡村社会控制》
材料二
图1
图2
——图1、2据杜文玉《唐代乡族势力对地方政治的参与》等绘制
(1)根据材料一，指出唐代前后两个时期乡村治理发生的变化，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评唐代乡族势力对乡村治理的参与。
材料一 辛亥革命后的十余年间，南北对峙，府院纷争，尤其适值军阀混战，统治更迭。出于对职位不稳的忧惧，政府的官员们为财做官的思想更甚，其结果只能是官场贪污腐败愈演愈烈。到1927年，“吾国政治恶劣，强半由于官吏贪墨，贿赂公行”。有鉴于此，南京国民政府为达到维护其行政秩序的长期稳定，解决政府的吏治腐败问题，为政府选用优秀人才，全面提高政府行政管理水平和工作效率等目的，在其实现了全国统一后，试图用考试录用和有效的管理方式澄清吏治。因此，建立公务员制度必然成为其当时亟须进行的事务，正如胡汉民在国民党中央党部纪念周的报告辞中指出的那样，“至于我们今后实行总理所定的考试制度，当然是为的选拔党国的人才而考试，为的澄清全国吏制而考试，为的实现总理的三民主义而考试”，这为中国近代公务员制度的建立和推行创造了良好的政治环境。
——摘编自张玲《南京国民政府公务员制度建立的背景》
材料二 我国特定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环境是我国公务员制度生存与发展的“土壤”，它决定着我国公务员制度的性质、发展水平和状况。我国公务员制度符合现代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的基本规律，在管理内容上体系健全。为更好地适应现代化发展，促进自身的现代国家进程，我国借鉴了其他国家公务员制度建设和改革经验，因此我国公务员制度最初的构架设计规范性较强。
——摘编自苏立宁、江余《中国公务员制度的变迁历程、演进特征与动因》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公务员制度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现代中国公务员制度的特征。
材料 恩格斯曾指出“一切存在的基本形式是时间和空间”。在具体的历史教学语境下，时序意识的表现之一就是在时间的背景下把握历史的变迁与延续、原因与结果。
下表所示为世界近代史上的若干关键词。
| “全球航路的开辟”“文艺复兴”“近代科学的兴起”“启蒙运动”“资产阶级革命”“工业革命”“资本主义制度在全球确立”“马克思主义的诞生”“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形成”“第一次世界大战”“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十月革命的胜利”“亚非拉独立运动”“第二次世界大战”“雅尔塔体系的形成” |
——据郭梦羽《历史时空观念素养提升路径研究》等整理
从材料中任选三个或三个以上相互关联的关键词，自拟一个具体的论题，并结合所学知识予以阐述。（要求：写明论题，前后关联，史论结合）
材料一 对于郑和下西洋，明人评价说：“自永乐改元，遣使四出，招谕海番，贡献迭至，奇货重宝，前代所希，充溢府库，贫民承令博买或多致富，而国用亦美裕矣。”远航所及，各“番王酋长相率拜迎，奉领而去。举国之人奔趋欣跃，不胜感戴。事竣，各具方物及异兽珍禽等件，遣使领赍，附随宝舟赴京朝贡”。当时东南亚各国商品交易除以物易物外，爪哇“行市交易用中国铜钱并布帛之类”，苏门答腊“国中一应买卖交易，皆以十六两为一斤（同中国古制）”。郑和还秉承“抚外夷以礼，导人以善”，“宣教化于海外诸番国，导以礼仪”的涉外原则，沿途传播中国的历法文化、衣冠礼仪等。
——摘编自王更红《从郑和下西洋话海上丝绸之路的崛起》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在积极发展同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合作和贸易关系的同时，重视对西方国家和亚非国家的贸易，努力从中寻找突破口。东南亚国家的对外贸易在其国民收入中占的比重很大。美国的“禁运”政策打击了东南亚各国的输出，这使东南亚国家对“封锁”“禁运”日益感到不满。在东南亚地区首先突破“禁运”的是锡兰（今斯里兰卡）。中锡两国于1952年10月4日签订了关于中国售给锡兰8万吨大米的合同；同年12月签订了关于橡胶和大米的五年贸易协定。在亚非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利用各种机会，通过各种渠道，广泛进行接触交流，开展友好活动。到1956年，中国已同印度、缅甸、锡兰等9个亚非国家签订了政府间的贸易协定。从1951年起，在中国对外贸易总额中，亚非国家所占的比重就已经超过西方国家。
——摘编自彭波、施诚《新中国是如何突破贸易封锁的？》
材料三 2015年3月28日，由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指出了“一带一路”的范围，不论是陆上还是海上丝绸之路，都离不开与东南亚国家的联系。党的十九大提出，我国经济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和转换增长动力的关键期，加之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加剧，在此大背景下，中国要加快调整产业结构，扩大开放力度，拓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市场，坚持走出去和引进来并重。东南亚国家现已成为我国“一带一路”倡议中最重要的贸易伙伴。
——摘编自李村璞、柏琳、赵娜《中国与东南亚国家贸易潜力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随机前沿引力模型》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郑和船队与东南亚国家交往的特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发展贸易的原因及其影响。
(3)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从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交往中所得到的启示。
材料一 议会制度最早起源于英国，是近代民主制度发展的标志之一。英国1215年颁布的《大宪章》，规定国王在重大经济、政治问题上要咨询议会的意见，这就在一定程度上确定了国王和贵族的共治。从“模范议会”召开到都铎王朝建立，190年间共召开了175届议会，大约每年一届，逐渐形成一套较为可行的议事立法程序。17世纪中期，随着新兴阶层的出现，他们极力要求参与国家政事，他们以议会为阵地，反对王权。经过1688年的“光荣革命”，英国政治制度从君主制过渡到君主立宪制，1689年的《权利法案》，逐渐树立君主立宪制和议会高于王权的政治原则。但是英国下议院自从1688年后再也没有新的市镇取得议会代表权，而随着一些新兴城市迅速崛起,他们为了获得议会的席位，极力要求改革议会，于是19世纪中后期英国进行了三次议会改革，为全面实现普选和以后的议会改革扫清了障碍。
——摘编自蒙夺黄月芬《英国议会制度的发展及其影响》
材料二 近代中国议会大事年表
| 19世纪四五十牛代 | 林则徐、魏源等人对西方议会进行了较详细的介绍 |
| 19世纪七八十年代 | 郑观应认为,西方“育才于学投，议政于议院”是其富强的根本 |
| 19世纪九十年代 | 康有为、梁启超从“兴民权”的角度,提出“设议院,立议员” |
| 20世纪初 | 在资产阶级立宪派的推动下,全国掀起了请求速开国会运动 |
| 1909~1910年 | 各省成立了咨议局,全国性的资政院也建立起来 |
| 1912年 |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临时参议院作为立法机关,通过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
| 1914年 | 袁世凯解散国会,实行专制独裁统治 |
——摘编自张海鹏主编《中国近代通史》
材料三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对代议制历史上出现的两种模式进行扬弃的产物。这种模式既借鉴了三权分立模式职权明晰、便于监督的优点，又克服了它会导致效率低下的弊端;既吸收了议行合一模式便捷高效的优点，又克服了它职责不清、不利监督的弊端。它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鲜明的特点，植根于人民群众，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意志和利益，把国家权力集中于人民代表大会,不与任何其他机构分享人民赋予的权力，同时，又把立法权、决定权、人事任免权和监督权留给了自己，也把行政权、审判权和检察权等经由法定程序分别授予了政府、法院和检察院。
——摘编自钟丽娟《从理论到实践，理解和感受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近代英国议会制确立和发展的背景。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西方议会制在近代中国失败的主要原因。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新中国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历史意义。
材料一 西周统治者与社会保持相对平衡状态，权力的施行不但受限于道德，依据血缘关系来参政的传统也对王室权威有实际限制，国君只是“平等者中的首席”。春秋战国时期，这个“国际体系”包括了封建等级制度的解体、频繁战争、整体的无政府状态、均势的形成、中央官僚制度的发展等。查尔斯·蒂利认为，战争的压力迫使统治者征用物资，因而不得不与国内资源持有者进行“谈判”，这些“谈判”带来各种权利。如果我们照此理解，那么春秋战国时期野心勃勃的统治者也曾为了鼓动民众参战和为国牺牲而做出三个重大的让步：一是言论自由，二是允许通过上诉来修正司法不公，三是给予在土地授予和福利方面的经济权利。
——摘编自许田波《战争、国家形成与公民权：春秋战国与近代早期欧洲比较》
材料二 在奥尔森看来，国家、政府或统治者努力保障个人权利并避免过度掠夺，均源于所谓“共容利益”，目的是保证自身收入的长期最大化。16世纪末的英国，众多贵族和绅士经受不住外贸的利润诱惑而加入各种股份公司。1603年的伦敦，大小事务都受约200名大商人的控制。政治上的权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财产状况，代表商人集团的新贵们在议会中的席位明显增加，新兴阶级不仅影响、甚至控制了政府及议会。因为战争而在财政上捉襟见肘的王室与商人之间彼此依赖：握有灵活动产的商业家族比起旧土地贵族更能缓解君主的燃眉之急，政府则对商人集团予以特许权的“回报”。新兴集团同国家命运的联系是如此紧密，在国内，他们要求国家保护，并给予他们经济特权；在国外，他们需要国家作为扩张和掠夺的庇护伞。“共容利益”不断扩大，催发了西欧的制度变迁。
——摘编自张宇燕、高程《美洲金银和西方世界的兴起》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西周与春秋战国时的社会群体能拥有一定权利的历史背景。(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近代西欧社会形成“共容利益”的原因，并指出其影响。
(3)综合上述材料与所学知识，谈谈中外历史上政府权力与民众权利间的博弈对我们的启示。
材料一 宋统一南方后，于971年在广州设置市舶司。以后，宋朝政府又在杭州、明州设置市舶司，它们与广州市舶司合称“三司”。《元丰市舶法》的颁布更加有利于海外贸易的发展，中外商人往来频繁，商品交易量大增，市舶收入随之增加。
——摘编自霍贺《浅析宋代的对外贸易》
(1)根据材料一，分析宋朝海外贸易兴盛的原因。
材料二 隋唐时期，士族阶层在政治上已经衰落，但重视家庭背景的门第观念仍然十分流行。到宋朝，这种情况发生了根本改变。时人概括这种变化为“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
——《中外历史纲要》（上）
(2)据材料二，指出宋朝社会与前代相比出现了什么变化？为什么出现这一变化？
材料三 宋朝土地买卖、典当基本不受官府干预，“贫富无定势，田宅无定主”成为普遍现象。对于百姓迁移住所、更换职业，以及日常生活标准，官府的限制也比前代更为松弛。
——《中外历史纲要》（上）
(3)据材料三，指出宋朝社会与前代比的又一变化是什么？为什么出现这一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