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20世纪20年代，美国的农业逐渐走下坡路，危机不断凸显。1900年，美国1/3的耕地是为数以百万计的马匹和骡子生产饲料的，但随着汽车取代这些牲畜，越来越多的耕地用于生产粮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粮食的巨大需求造成了一种假象，但到20世纪20年代，粮食供应激增，而农村的收入却因农产品供过于求而大幅下降。1921-1929年农产品价格指数较1920年下降了35%，农业赋税却占农民纯收入的30%以上。美国垄断资本通过银行金融机构，利用贷款剥削农民和农场，1930年负债农场从1920年的37%扩大至42%。1929年，美国农业生产率较1913年提高了26%，机械设备减少了对体力劳动者的需求，但食品价格随着利润的减少而下降，小农无法支付新设备的成本。更加不幸的是，大萧条期间，美国一些地区气候异常，干旱持续了很多年，沙尘暴增多。一位露宿街头的农民说道：“1927年我种植棉花赚了7000美元，1931年失去了所有，1932年开始流浪。”

——摘编自孙树强《伯南克的“圣杯”：1930年代美国大萧条的背景及诱因》

材料二   民国成立以来我国人均粮食占有量在下降，大大低于清代平均水平。1926-1937年总平均，农业收成只相当于丰年的64.4%。1931—1935年，我国农村出现了一场深刻的农业危机，农业生产萎缩，耕地大量荒芜。这一时期，中国农产品输出贸易总指数逐年下降，1935年比1929年下降一半。而1934年农产品价格总指数比1930年下降28%。随着西方剩余农产品和工业品源源流入，现银不断从农村流向城市、海外，到1933年，全国农户大半处于负债之中，农民大批死亡。由于大众购买力萎缩，国内市场缩小，使完全依赖国内市场的民族工业如棉纺织业破产。……面对严重的危机，许多省份征收田赋不得而归，为此一些省份还征收各种杂税和提高税率。财政当局还实行新进口税则，降低税率，推动进口品汇价倾销。而此时中国共产党直面农村突出问题并开展土地革命，通过农民运动和农村革命根据地建设，对中国农村展开了全面改造。

——摘编自符长泉《三十年代中国农业危机及其影响》等

材料一   唐宋社会救助的主体是政府和社会力量，政府在社会救助中起组织和领导作用，主要通过制定相关政策、律令，对社会救助事宜予以规定和指导，由地方政府督促实施。南宋以后，社会力量更强大，在社会救助各个领域逐渐占重要地位。社会力量包括社会个体和社会组织，其中家族、宗族在民间救助中起了很大作用，特别是宋代，宗族救助制度化，使得族人旧有食，岁有衣，嫁娶婚葬，皆有赡。济贫机构方面，唐时是由政府接管原属寺院主管的病坊，北宋时主要是由中央统一诏令各地兴办，而南宋以后，则由各地自行设立，经费也以地方自筹为主。救助方式上，贩灾救荒时招商、劝分等方式增多；救助实体的经营上，越来越倾向于通过兴办实业，获取稳定的收益，以维持机构的长久。

——摘编自王颜《论唐宋时期社会救助机制的变化及特点》

材料二   1883年，德意志帝国议会批准颁布了世界上第一部社会保险法——《疾病保险法》，1884年和1889年，又相继颁布了《工伤事故保险法》和《老年与伤残强制保险法》。德国保险三法的颁布实施，使得国家对民众生存状况的保障，由社会救助发展到社会保险，从而开启了社会保障制度化的历程，标志着人类历史上以社会保险为核心内容的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由此产生。

——摘编自周佩璇《论现代社会保障制度首先产生于德国的原因》

材料三   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最先在上海启动。经市政府同意，1993年上海市民政局、财政局等部门联合下发《关于本市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线的通知》，并于当年6月1日开始实行。这个通知的下发标志着我国社会救济制度改革拉开了序幕。1996 年12月，民政部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意见》。1997年9月2日，国务院颁布《关于在全国建立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通知》，同时建立城市低保制度也写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 年远景目标纲要》。1999年9 月28日，国务院正式颁布《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条例的颁布和实施，标志着我国城市低保制度正式走上法制化轨道。到2007 年9月底，全国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777个涉农县(市、区) 已全部建立农村低保制度。

——摘编自刘喜堂《建国60年来我国社会救助发展历程与制度变迁》

材料一   （大唐令）诸户以百户为里，五里为乡，四家为邻，五家为保。每里置正一人，（若山谷阻险，地远人稀之处，听随便量置）掌按比户口，课植农桑，检察非违，催驱赋役。在邑居者为坊，别置正一人，掌坊门管钥，督察奸非，并免其课役。在田野者为村，别置村正一人。其村满百家，增置一人，掌同坊正。其村居如满十家者，隶入大村，不须别置村正。

——《通典》卷三《食货三·乡党》

材料二   （唐代）里正、村正成为主要的乡官，唐政府在强化里正、村正政治地位的同时，也给予里正免除赋役、村正免除杂徭的优厚待遇，里正、村正得以全面介入乡村社会。乡官制度的崩溃，使两税之法的应用受到极大挑战，唐政府彻底放弃了全面控制乡村社会的努力，转而寻求更为务实、更为有效的乡村治理方式。在富户阶层崛起的背景下，国家顺势培育富户阶层，将其纳入到国家的行政体系之下，并赋予行政使命和经济义务，也实现了乡官制到职役制的历史转变。

——摘编自商兆奎《唐代乡村治理问题研究》

材料   东方学是一个内涵与外延极其宽泛的概念，以亚洲和非洲为主要研究对象，在19世纪有了重要发展。1873年，首届国际东方学学者会议在巴黎召开，并逐渐成为颇具影响力的国际学术组织。在其影响下，德、法、俄等国相继成立了专门的东方学研究机构，而英国政府在一战形势危急、财政困顿的1917年，也筹建起耗资不菲的东方研究学院。一战前后，欧洲主要大国的东方学都进入黄金时期。

二战后，东方学的发展出现新变化。1960年，苏联在莫斯科举办了第25届国际东方学学者会议，尽可能多地邀请“东方”学者参会，又额外申请了10万卢比，用于邀请来自亚非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会议快结束时，美国曾申请下一届会议的主办权，由于苏联的干预并未如愿。双方妥协的结果是由印度承办。1964年，第26届国际东方学学者会议在印度新德里召开，主题为“人的尊严、人类友好和世界团结”，试图代表“东方”国家发声。1967年，美国如愿在安娜堡举办了第27届国际东方学学者会议。由于官方以及私人机构的强大财力投入，与会人数达到历史最高。该会议使美国的区域研究范式逐渐占领主要学术场域，并在很大程度上掌控了“东方”研究的学术话语。新范式强调跨学科研究，更加关注目标地区的“当下”问题。

1973年，第29届国际东方学学者会议决定放弃这个备受争议的名字，正式更名为“亚洲和北非人类科学国际大会”。

——摘编自张扬《冷战背景下的知识权力博弈》

材料一

宋代社会各方面都呈现出划时代的变化，与宋代社会文化形态的变革相一致，宋人的审美观念也发生了变化，这就是俗文化的兴起。代表市民阶层文化的市民文艺，如以歌舞伎艺、表演伎艺、说唱伎艺为主要门类的百戏伎艺在宋代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俗词、话本、戏曲、杂剧等通俗文学作品不断涌现，其影响力远远超过雅文学。宋代描写市民情感的白话小说，通篇用通俗、生动的语言进行叙述，开了以口语化的民间通俗语言进行文学创作的先河。社会各阶层都卷入了俗文学创作的潮流之中，从宫廷中的御用文人到一般文人士大夫，以至民间下层，纷纷涉足俗文学领域，借助俗文学的这种形式来表达个人的情感。

——摘编自郭学信《宋代俗文化发展探源》

材料二

宋代俗文化的发展繁荣，首先与宋代的社会现实密切相关。社会关系的变革，社会流动的加强，开启了宋代社会文化平民化的进程，促进了上层文化和下层文化的相互交融。北宋的社会比较稳定，在工商业大发展的背景下，都市逐渐变得繁荣昌盛．市民阶层扩大，与之相适应的一些勾栏瓦舍也开始出现，出现了大量的可供市民娱乐休闲的场所。

——摘编自赵彩彩《宋代文学的雅俗变化与原因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