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西周的宗法分封制度，造就了华夏系民族共同体与戎、夷、蛮、狄共同体犬牙交错、夷夏混居的族群分布格局。春秋以降，周王室在“礼崩乐坏”的大趋势下日益式微，由此失去了制衡诸侯和四裔诸族的“天下共主”地位。大国争霸、四夷交侵背景下的剧烈社会动荡，极大地推动和促进了各地族群的空前融合和相互认同。华夏、蛮、夷、戎、狄之间的文化差距和心理隔阂日益消弥，华夏与蛮夷戎狄一体同源的思想观念应运而生。这种观念的广泛流行，代表了当时“中国认同”的最高境界。

——摘编自田广林、任妮娜《从夷夏异制到华夷一体：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认同》

材料二   南宋统治者对南方西南少数民族采取了“权其酋长、使自镇抚”，建立土官统治，实行“以夷治夷”或“以夷治蛮”政策。辽、金建立政权后，逐步改变了对待异族掠夺与同化政策，承袭了“胡汉分治”与“因俗而治”，实行两种制度，“以国制待契丹、以汉制待汉人”。辽、金都实行了南北面官制、蕃律和汉律，还接受了先进的汉族文化和管理制度。元朝中央设宣政院管辖藏族地区事务，制定了“吐蕃刑律”，极大地密切了吐蕃地区与中央的关系。继南宋将澎湖划归福建晋江县管辖后，元在澎湖设立了巡检司，管辖台湾和澎湖。在北、西北地区设立羁縻卫所和屯田，以当地民族首领充任卫所长官。南方和西南地区，在土官制度基础上，发展成更加严密的土司制度。

——摘编自孙懿《中国民族区域自治的历史进程》

材料一   1958年戴高乐上台后，提出经济上、政治上以及防务上独立的“欧洲人的欧洲”的主张。戴高乐强调“由于事实和理智的影响日益增强，法兰西共和国认为，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正常关系即外交关系的时刻已经到来”。与此同时，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受到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的封锁和敌视。1963年年底，周恩来接见来访的法国前总理富尔时指出：“莫斯科三国（美、英、苏）部分禁核试验条约，你们没有签字，我们也反对”；“我们都要维护自己的独立和主权，不愿受任何外国的干涉和侵犯，我们都赞成在国际上应该维护世界和平，不允许几个大国垄断世界事务”。

——摘编自李军、周小军《中法建交背景及原因浅析》

材料二   1964年1月27日，中法两国政府同时公布关于中法两国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中法建交公报公布后，美国甚感震惊，但又无可奈何，只好由美国国务卿发表了一个声明表示“遗憾”。而戴高乐则于1964年1月31日举行记者招待会非常自信地说：法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只不过是如实地承认世界，相信某些国家的政府迟早会仿效法国。

——摘编自方连庆等主编《国际关系史（战后卷）》

材料一   16世纪，一个旅行者在小镇过夜的概率是在大都市过夜的概率的5倍。在贵族尽可能地使名下地产增值，君主也想要推动城市发展的背景下，新的市镇茁壮成长起来。1580年之后的一百年内，瑞典瓦萨王朝颁布了30张新的市镇特许状，以鼓励对新土地的拓殖。与此同时，英国的都铎王朝和斯图亚特王朝在爱尔兰也在兴建特许市镇——以引领英国的殖民事业。不是每个小镇都可以存活下来，苏格兰和挪威的自治市和特许市镇有四分之三变成了“鬼城”。

——马克·格里格拉斯等著《企鹅欧洲史1517－1949》

材料二   1850年以前的三个世纪中，江南工业在江南市镇经济中所占的比重日益提高。19世纪初，在江南大部分地区，工业的地位已与农业不相上下，甚至已经超过农业。据统计，1679—1833年的155年，中国生丝的出口量逐年增加，到90年代初，中国生丝出口量突破10万担，主要来自江南的市镇。江南市镇的手工棉纺织业，以其工艺的精良，使得欧洲国家的手工棉纺织业相形见绌。从松江府上海县乌泥泾镇起步的棉花种植与棉纺织业，导致松江府及其周边地区的早期工业化，使农业经济与农家经营发生了革命性变革，并为农家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而纺纱织布业带动了市镇的染布业、踹布业的发展。江南市镇的早期工业化带来的优质生丝、丝绸、棉布，不仅畅销国内市场，而且出口海外，后起的荷兰东印度公司、英国东印度公司，把中国商品卷入规模更大的全球化贸易之中。随着早期工业化的发展，市镇上各种作坊林立，机坊、炼坊、染坊、踹坊都需要大量有一技之长的雇佣工人，于是劳动力市场应运而生。

——摘编自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的早期工业化》

材料：编审人口旧例，原因生齿繁滋，恐有漏户避差之弊，是以每届五年查编造册，以备考核。今丁银既皆摊入地粮，而滋生人户，又钦遵康熙五十二年皇祖恩旨，永不加赋。则五年编审，不过沿虚文，无裨实政。况各省民谷细数，俱经该督抚于年底专折奏报，户部核实具题，付之史馆记载。是户口之岁增繁盛，俱可按籍而稽，而无籍五年一次，另行查办。嗣后编审之例，著永行停止。

——摘自《皇朝政典类纂·户役一》

材料   汉武帝《轮台诏》：“今请远田轮台，欲起亭隧，是扰劳天下，非所以优民也。今朕不忍闻。……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郡国二千石各上进畜马方略补边状，与计对。”

——摘编自《汉书》

唐太宗贞观二年（公元628年），旱、蝗并至，诏曰：“若使年谷丰稔，天下乂安，移灾朕身，以存万国，是所愿也，甘心无吝。”

——摘编自《资治通鉴》

嘉庆十八年（公元1813年），天理教攻打皇宫被镇压后，嘉庆帝下《罪己诏》通告全国：“当今大弊，在因循怠玩四字，实中外之所同，朕虽再三告诫……奈诸臣未能领会，悠忽为政，以致酿成汉唐宋明未有之事。……思及此，实不忍再言矣！予惟返躬修省，改过正心，上答天慈，下释民怨。诸臣若愿为大清国之忠良，则当赤心为国，竭力尽心，匡朕之咎，移民之俗；若自甘卑鄙，则当挂冠致仕，了此残生，切勿尸禄保位，益增朕罪。笔随泪洒，通谕知之。”

——摘编自《清仁宗实录》

1901年，光绪帝发布“自责之诏”：“本年夏间，拳匪构乱，开衅友邦。朕奉慈驾西巡，京师云扰。迭命庆亲王奕劻、大学士李鸿章作为全权大臣，便宜行事，与各国使臣止兵议款。昨据奕劻等电呈各国和议十二条大纲，业已照允。仍电饬该全权大臣，将详细节目悉心酌核，量中国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

——摘编自《清季外交史料》

材料一   传统秦汉的全面体制之后，魏晋时期的邻长、里长、党长还具有“义兴讼息”的

功能，乡官此时还具备理讼的职责；隋代也曾短暂地赋予乡正以署理辞讼之权；随后基层事务大多转化为里正负责，基层治理体制不断下延，秦汉以来什伍体制的延续，至北宋中后期与明清时期实行保甲制。另一方面，虽然基层治理体制向下延伸，加大对基层社会及其基本单位“家庭”的控制，但县以下原本有关听讼、解决纠纷的职责则不再明晰。原本里正的各类职责之中，只有“检察非违”在涉及词讼与纠纷解决，其余大多为行政性事务。但“检察民间善恶”之后，里正须“以告监官”，反映出里正并不是官职，有明显的差役的特征，丧失了原本乡官所具备的纠纷解决功能。宋代耆长仅负责刑事案件的调查取证；从元代开始的社长，以及明代的老人则是法律规定，拥有基层调解民事纠纷的权力。

——摘编自杨晔《传统中国乡村社会的纠纷解决模式及其启示》

材料二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我国基层治理发生了巨大变化。1908年，清朝颁布了《城镇地方自治章程》，规定人口满丑万以上者为镇，不满五万者为乡。自此开始，中国首次出现乡镇自治。到民国初期，乡镇自治、民主选举和公务员制度等西方现代治理观念与手段逐渐深入，国家权力在推进基层自治的过程中成功扩张、乡镇基层组织逐渐被纳入国家治理体系。而原本在帝国时代发挥了重要作用的地方乡绅与家族组织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被逐渐淘汰，地方乡绅在清朝内外交困的大背景下大量向城市转移，以期在动荡的社会中获得政府的保护，所以乡绅阶层在农村慢慢消亡了。从20世纪初开始，家族组织受到多方面的冲击而陷入解体之中，现代国家的成长打破了家族组织的权威以及合法性基础，家族自身的血缘性和封闭性受到流动的社会威胁，丧失了其生存能力。    

——摘编自毕鸿昌《中国古今农村基层治理新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