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明清时期，武汉地区繁荣昌盛，既因为水陆交通枢纽的位置成为“九省通衢”，又因经济发达得以与北京、苏州、佛山并称为“天下四聚”。晚清以来，武汉成为洋务运动的先驱城市之一，并建立了汉阳铁厂、湖北织布局、湖北枪炮厂等一批中国早期的近代化企业，奠定了一定的工业基础。近代武汉铁路网的形成，带动了武汉近代化的发展。1911年10月10日，湖北新军工程第八营士兵在武昌打响了“辛亥革命第一枪”，拉开了推翻中国两千多年君主专制制度的序幕。
杜伊斯堡位于西欧第一大河、德国的摇篮莱茵河畔，是位于德国西部的重要工业城市，被称为德国的钢铁心脏。19世纪上半叶，随着鲁尔区的工业发展，杜伊斯堡也成为著名的煤矿和钢铁生产基地，对德国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武汉与杜伊斯堡于1982年建立友好关系，这也是中德两国结成的第一对友好城市。今天，杜伊斯堡是80%从中国驶来列车在欧洲经停的第一站，已有100家中国企业落户杜伊斯堡。
——摘编自《中德友好省市清单，你在哪座城？》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近代武汉发展的原因，并概括武汉和杜伊斯堡在近现代发展中的相同之处。(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武汉和杜伊斯堡结为友好城市的历史背景。
材料一 豫剧定型于清末。流传广泛的原因在于它的“形式重于内容”：它不是一味追求自己内容的文学性、高雅性，而是着重发展自己的对普通大众的吸引力。豫剧出自底层大众，表达着底层民众自身的精神追求。如剧目《七品芝麻官》，描述了主角唐成对自己苦读诗书进而成为进士的过程。进入民国后，中国面临内忧外患的生存压力，樊粹庭等一批知识分子创造出一系列新戏曲，如常派的《花木兰》等剧目，将花木兰这一文学形象刻画成为抵御侵略的样板。在各类剧目的空间设定方面，主要确定在河南当地，剧中的各类典故也都是以河南常见的各类典故为主。如花木兰的故居在商丘市虞城县，《穆桂英挂帅》、《秦雪梅》、《包青天》都是以河南最为繁盛的宋代为背景，设定的空间也不外乎于开封及其周围的各个地点。
——摘编自武强《河南豫剧剧目之历史考察》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后，大量戏曲被搬上银幕。1956年10月，《花木兰》搬上银幕，标志着豫剧电影诞生。拍摄电影时，主要是对其艺术成就的忠实记录。“文革”后，豫剧电影迎来新一轮发展高峰。1979年，豫剧《七品芝麻官》被北京电影制片厂搬上银幕，吹响了新时期豫剧电影百花争胜的号角。20世纪90年代以来，因计划经济体制调整，原有戏曲电影生产模式被打破。新世纪以来，豫剧电影逐渐走出凋零状态。豫剧电影工作者保留豫剧艺术魅力的同时，加大电影技术运用以展现剧种自身优势，更注重演员内心体验，呈现诸多舞台上无法呈现的艺术效果。
——摘编自张青飞《豫剧电影的历史及艺术嬗变轨迹》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豫剧剧目的特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新中国成立后豫剧电影曲折发展的原因。
材料一 20世纪20年代，美国的农业逐渐走下坡路，危机不断凸显。1900年，美国1/3的耕地是为数以百万计的马匹和骡子生产饲料的，但随着汽车取代这些牲畜，越来越多的耕地用于生产粮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粮食的巨大需求造成了一种假象，但到20世纪20年代，粮食供应激增，而农村的收入却因农产品供过于求而大幅下降。1921-1929年农产品价格指数较1920年下降了35%，农业赋税却占农民纯收入的30%以上。美国垄断资本通过银行金融机构，利用贷款剥削农民和农场，1930年负债农场从1920年的37%扩大至42%。1929年，美国农业生产率较1913年提高了26%，机械设备减少了对体力劳动者的需求，但食品价格随着利润的减少而下降，小农无法支付新设备的成本。更加不幸的是，大萧条期间，美国一些地区气候异常，干旱持续了很多年，沙尘暴增多。一位露宿街头的农民说道：“1927年我种植棉花赚了7000美元，1931年失去了所有，1932年开始流浪。”
——摘编自孙树强《伯南克的“圣杯”：1930年代美国大萧条的背景及诱因》
材料二 民国成立以来我国人均粮食占有量在下降，大大低于清代平均水平。1926-1937年总平均，农业收成只相当于丰年的64.4%。1931—1935年，我国农村出现了一场深刻的农业危机，农业生产萎缩，耕地大量荒芜。这一时期，中国农产品输出贸易总指数逐年下降，1935年比1929年下降一半。而1934年农产品价格总指数比1930年下降28%。随着西方剩余农产品和工业品源源流入，现银不断从农村流向城市、海外，到1933年，全国农户大半处于负债之中，农民大批死亡。由于大众购买力萎缩，国内市场缩小，使完全依赖国内市场的民族工业如棉纺织业破产。……面对严重的危机，许多省份征收田赋不得而归，为此一些省份还征收各种杂税和提高税率。财政当局还实行新进口税则，降低税率，推动进口品汇价倾销。而此时中国共产党直面农村突出问题并开展土地革命，通过农民运动和农村革命根据地建设，对中国农村展开了全面改造。
——摘编自符长泉《三十年代中国农业危机及其影响》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20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农业危机产生的原因。(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比较20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农业危机与中国农业危机表现的异同。
(3)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说明国共两党处理农业危机的不同影响。
材料一 英国工业革命时期，工人家庭生活节奏逐渐向工厂劳动时间靠拢，人们倾向于婚后从大家庭搬出，自立门户。人们对婚姻变得谨慎，认为一份稳定的工作是婚姻的前提，晚婚逐渐盛行。工业革命后，妇女和儿童凭借灵活的手指，大量被工厂雇佣，成为社会生产必不可缺一员。
——摘编自唐思为《英国工业革命时期工人阶级家庭生活方式观念转变及其原因
材料二 伴随英国工业革命的开展，平民阶层妇女走向工厂，参与工业生产，她们的自我觉醒和自主意识提高，开始了自我解放的历程。中产阶级妇女走出家庭，面向社会，参与文化事业，是其自我解放和自我个性展示的重要契机。上层妇女组织大量的文化性沙龙，团结和聚集了一大批知识分子，她们互相交流思想，研讨学术、哲学、生活和艺术，直接促使了她们思想的解放，提升自身地位。这一时期，讲述人情世故的小说和充满奇幻色彩的传奇故事，尤其受女性读者的欢迎。流通图书馆为小说作者和图书销售商提供了市场，为女性读者提供了闲暇阅读的渠道。
——摘编自夏金娇《论工业革命背景下英国妇女地位的改变》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英国工业革命对工人生活的影响。(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英国工业革命时期妇女地位变化的原因。
材料一 1875年，早期维新派薛福成指出：“西人风气，最重条约，至于事关军国，尤当以《万国公法》一书为凭。如有阻挠公事，违例干请者，地方官不妨据约驳斥。”针对地方官员因不谙外交、不明条约，与洋人交涉则“茫然不知所措，刚柔两失其宜”，他建议将《万国公法》《通商条约》刊布各地方州县，“将来流传渐广，庶有志之士与办事之官幕书吏，咸得随时披览，一临事变，可以触类旁通，援引不穷矣”。
——摘编自张海鹏总主编《中国近代通史：早期现代化的尝试（1865—1895）》
材料二 1902年，梁启超撰述《新民说》指出：“民族主义者何？各地同种族同语言同宗教同习俗之人，相视如同胞，务独立自治，组织完备之政府，以谋公益而御他族是也。”除梁启超外，晚清知识分子受到欧洲各国民族建国先例的鼓舞，也纷纷提出类似主张。1903年，蒋方震在《浙江潮》上刊出《民族主义论》一文，写道：“合同种异种，以建一民族的国家，是曰民族主义。”他指出，唯有民族的国家，才能发挥其本族的特性，才能“合其权以为权，合其志以为志，合其力以为力”，从而才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力战群族而胜之，其本族日滋长发达而未有已”。
——摘编自王建朗、黄克武主编《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晚清卷》
材料三 在整个抗战期间，全国各族人民，不分阶级阶层，不分党派团体，不论男女老幼，都被迅速动员和组织起来，以各种不同方式投身抗战。此外，分布世界各国的华侨，始终与祖国的抗战同呼吸共命运，或捐款捐物，或返回祖国直接参战，为祖国的抗战尽心尽力。其间，国内政局比较稳定，民族团结抗战气氛始终高涨。
——摘编自章开沅、朱英主编《中国近现代史》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概括早期维新派、20世纪初晚清知识分子民族意识萌发的表现及其背景。(2)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抗战期间民族团结抗战气氛始终高涨的原因。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近代中国民族意识不断觉醒的意义。
材料一 印第安人的烟草种植一直以自己吸食、仪式用品和简单交换为主，并未形成规模种植。成规模的商业化种植是在欧洲殖民者到来之后开始的。欧洲人学会了印第安人的吸烟方式，他们认为吸烟具有治疗的功效，由此吸食美洲烟草的热潮席卷了欧洲。……17世纪上半叶弗吉尼亚的烟草种植颇为繁荣，甚至影响了粮食供给。烟草种植要进行一系列程序繁复和艰苦的劳动，这需要投入大量劳力和时间。……在巨大利润吸引下，北美南卡罗莱纳的烟草种植于1799年达到高峰，之后却急剧衰落。在市场推动和利润刺激下，短绒棉种植以惊人的速度扩展。在很短的时间里，南卡罗莱纳连绵起伏的丘陵和肥沃的山谷变成了白色的海洋。1800年左右，很多地区的烟草种植被棉花所取代。
——摘编自滕海键《环境史视野下美国南部烟草与棉花种植的兴衰演变及其原因》
材料二 托马斯·杰斐逊在起草的一份文件里说（法令）“禁止我们在我们自己的土地上用我们自己的劳动制造供我们自己使用的商品.这是英国历史上最专制的时代都无法与之相匹敌的暴政的例子”。并据此宣布，“这些法令无效时所依靠的真实根据是，英国议会没有对我们行使权力的权力。”1749年，英国经济学家乔赛亚·塔克预言，如果英属美洲殖民地在经济上感到自给自足时，它们将会起而反抗。到了18世纪70年代时，英国政府不仅对殖民地维护自身利益的呼吁置若罔闻，而且变本加厉地推行损害殖民地利益的政策，这一下子“激活”了早就存在于殖民地许多居民脑海中的独立意识，一场影响世界历史进程和改变北美13个殖民地的独立运动就这样轰轰烈烈地爆发了。
——摘编自王晓德《英国对北美殖民地的重商主义政策及其影响》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影响17—18世纪北美地区农作物种植结构变化的因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北美13个殖民地的独立运动”爆发的背景。
| A．封君封臣制产生的条件 | B．西欧封建王权强化的原因 |
| C．教会与王权斗争的影响 | D．民族国家得以发展的背景 |
材料一 商鞅在秦国担任丞相十年，“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不告奸者与降敌同罚。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戮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这促进了秦国“道不拾遗，山无盗贼，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但因为“凌轹公族，残伤百姓”，“用法严酷”，以至于“车裂以徇，尽灭其家”。
——摘编自司马光《资治通鉴·周纪》
材料二 苏轼认为，商鞅虽使秦国走向富强，但政令严苛，使民众产生怨怒与抵触；“其民见刑而不见德，知利而不知义，卒以此亡”。因此，“帝秦者商君也，亡秦者亦商君也”。
——摘编自杨胜宽《苏轼与郭沫若对商鞅评价的分歧及其原因》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商鞅推进中央集权采取的措施。(2)根据材料一、二、归纳司马光与苏轼对商鞅变法评价的共同之处，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其出现背景。
材料一 《史记·商君列传》所说的：“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此举体现了国野制度崩溃，国人与野人界线泯灭的变化。
秦孝公用商鞅变法，“并诸小乡聚，集为大县，县一令，四十一县”。事在孝公十二年（前350年）。户籍相伍与集乡聚为县两事，是秦国地方行政制度的重大转折点。县既由基层的乡聚组成，乡聚以下又有什伍之组织，这样一来，就将过去血缘关系的氏族组织，改造成为从户开始经什伍到乡聚再到县的严密的地缘关系组织，形成了完全意义上的基层地方行政组织体系。从秦统一天下后将县的幅员定为“大率方百里”的原则看来，在商鞅集小乡聚为县时，必然也已有某种分划的原则。同时每一县都由国君任命的县令担任长官，也标志着官僚制的完善。
——摘编自周振鹤著《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
材料二 北宋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对解决藩镇跋扈，维护国家统一起了重要作用，在客观上也是有利于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但是这些措施虽然解决了中央与地方藩镇的矛盾，却种下了“积贫积弱”的祸根。如实行兵将分离政策，带来了将帅无权，指挥不灵，以致军队战斗力削弱的弊端。虽然北宋政府豢养了百余万军队，却阻挡不住辽、西夏的袭扰。由于各级政府权力的分散，形成了叠床架屋的官僚机构，官吏众多，行政效率低……总之，北宋实行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措施，在一定时期起了巩固政权的作用，后来便逐渐走向反面了。
——摘编自朱绍侯《中国古代史》
材料三 行省制度适应了元朝疆域辽阔的特点，避免了中央与地方空档过大状况的出现。行省于地方事务，凡军、政、财权无所不统，与宋朝制度明显有异。这种情况很大程度上源于元朝特殊的民族征服背景。中央只有加重行省权力，才能够及时并有效地镇压反抗行动，同时也能对分封在边疆地区的诸王贵族进行节制。
——摘编自张岂之《中国历史·元明清卷》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秦国地方行政制度有何重大变化。这对秦国加强统治有何意义？(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代加强中央集权措施的影响。
(3)根据材料三、分析元朝实行行省制度的原因。
材料 1958年戴高乐重返法国政坛之时，开始酝酿对苏缓和的长期规划。此时的苏联，“非斯大林化”的进程方兴未艾，赫鲁晓夫在“和平共处”外交总路线的框架下，积极在西方国家中寻找“特殊”对话者。1958年初，苏共中央委员会通过决议，旨在“削弱法国与北约联系的纽带，加强法国从美国获取更大独立自主权的政治倾向。”苏联表示与戴高乐的“定期接触”可能会促进法苏缓和，钳制法美关系。同时，戴高乐进一步向在巴黎的苏联外交官阐述“从大西洋到乌拉尔山”的构想，并多次在公开场合使用该表述。
第二次柏林危机可被视作法苏关系缓和的障碍和契机。1959年至1960年，两国间出现了短暂“缓和”的迹象。然而，1960年5月，苏、美、英、法四国首脑会议失败，法苏间的“缓和”被苏联证明是一场错觉。苏联意识到，只要美国参与其中，法国就会为了维护其盟友的利益限制自身的判断和行动自由。在随后的联合国大会发言中，苏联强烈谴责了法国殖民主义，因为苏联此前对法国的期待和盘算并没有得到任何实质性回报。
——摘编自宋雪《“缓和”的错觉——再议1958—1960年的法苏关系》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法苏关系出现缓和迹象的历史背景。(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法苏关系缓和成为“错觉”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