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商鞅在秦国担任丞相十年，“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不告奸者与降敌同罚。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戮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这促进了秦国“道不拾遗，山无盗贼，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但因为“凌轹公族，残伤百姓”，“用法严酷”，以至于“车裂以徇，尽灭其家”。
——摘编自司马光《资治通鉴·周纪》
材料二 苏轼认为，商鞅虽使秦国走向富强，但政令严苛，使民众产生怨怒与抵触；“其民见刑而不见德，知利而不知义，卒以此亡”。因此，“帝秦者商君也，亡秦者亦商君也”。
——摘编自杨胜宽《苏轼与郭沫若对商鞅评价的分歧及其原因》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商鞅推进中央集权采取的措施。(2)根据材料一、二、归纳司马光与苏轼对商鞅变法评价的共同之处，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其出现背景。
材料一 到了宋代，由于知识传播的成本大幅下降，士绅的规模日渐扩大。士绅阶层是平民社会当中连接国家与个人的中介，将一君万民的社会结构联系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北宋）张载庄严宣告：“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文天祥、东林党人在异族强权或腐朽政治势力面前，正气浩然，风骨铮铮，无不浸润了理学的精神价值与道德理想。三纲八条目则进一步内化于一般士绅的心性当中，日常的洒扫应对亦可体会天地之理，修身齐家亦有治国平天下之功，理学的精神也因此自觉深入到民间基层。
——摘编自张岱年、方克立《中国文化概要》
材料二 清初思想家在许多问题上继续发扬光大了晩明的进步思想，比如王夫之强调天理与人情的协调统一；唐甄继续批判男尊女卑，主张男女平等；陈子龙编《明经世文编》意在提醒士人对国计民生的注意，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等都是这种精神指导下的成果。这股实学思潮直接引发了清代中叶的科学学术，并且间接开启了近代中国学术的科学精神。
——摘编自曾文柱、赵世瑜《中国社会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在宋代“理学的精神也因此自觉深入到民间基层”的原因，并说明理学的社会价值。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清初的“实学思潮”出现的背景。
材料一 19世纪40年代，中国出现了一些介绍西方世界和西方文化的著作，1844年，魏源编成《海国图志》，1845年姚莹写成《康輶纪行》，1848年徐继畲编成《瀛寰志略》，何秋涛著成《朔方备乘》，梁廷枏写成《海国四说》。这些著作，有些是关于世界地理历史的，有的是关于中外关系的。这一时期中国人所看到的还仅是西方的物质文明，并且主要是坚船利地，因此最初表现出来的学习西方的意向也主要是仿造船炮。
——据张岱年、方克立主编《中国文化概论》等整理
材料二 19世纪末，中华民族陷入空前危机之中，而资产阶级的成长及其知识分子代表意识形态的转换，促使维新派在内忧外患的双重压力下，围绕制度层面的文化更新，提出了一系列主张：痛陈制度变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要求对制度层面进行全面革新，使其内容包括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等诸领域。
——摘编自房列曙、木华主编《中国文化史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19世纪40年代国内出现介绍西方的著作的背景。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国人向西方学习内容的变化及原因。
材料一 明后期起蜚声西方各国的“南京布”,最初是指一种由紫色棉花织成的布匹,后来衍展浙江南较为常见的代表性布匹即小号布匹。曾广泛织造于苏松地区,称之为“苏松棉布”或“江南棉布”或更为恰切。南京布的得名当因其产自明代南直隶所属苏州、松江二府。南京布销往欧洲的时代,始于16世纪中后叶葡萄牙和西班牙人东来,1786-1832年间,每年外销100余万匹,价值约在白银40~50万两。为数可观的江南棉布，绝大部分由美、英两国商船尤其美籍商船输出。
——摘编自范金民《清代中外贸易中的“南京布”》
材料二
——摘编自[美]斯文·贝克特《棉花帝国：一部资本主义全球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清代前期“南京布”外销欧美的背景及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1775年前后英国棉产品出口的变化，并说明导致该变化的原因。
材料一 1919年1月10日，中国派陆征祥、顾维钧等赴欧参加巴黎和会。抵达巴黎之后，顾维钧立即展开对国联的研究，并参与国联盟约的起草和完善工作。中国人民和政府对于中国加入国际联盟给予极大支持。根据国际联盟条约规定，虽然中国未签对德和约，不能立即加入国联，然中国若签对奥和约，仍能成为国联成员。北京政府对此十分重视，9月10日，我国签订对奥和约，1920年1月10日，凡尔赛条约生效，中国成为国联创始会员国之一。中国寄望国联来维护弱小国家安全，期盼它成为国际正义的主持者。
——摘编自周乾、陈积敏《论北京政府时期中国对国际联盟成立的认识和参与》
材料二 1971年10月第26届联大上，以76票赞成，36票反对，17票弃权的压倒多数通过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法权利。基辛格在回忆录中作了这样描述：“问题的实质在于，友好国家改变了立场。它们当中很多国家长期以来感到苦恼，一方面它们不愿同我们对立；另一方面讨好强大的中国又对它们有利。当美国对北京采取敌对态度时，他们害怕投票赞成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会受到我们的某种惩罚，现在我们戏剧性地要跟中国和解，他们就不再怕这种惩罚了。”
——摘编自连海山《中国重返联合国纪实》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北京政府加入国联的原因和条件。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新中国重返联合国的背景。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中国两次加入国际组织的相似影响。
材料一 明末清初天主教耶稣会来华传教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与中国基督教史上的大事。其中，利玛窦（1552—1610年）又是耶稣会在华逐渐摸索并形成较为有效的传教策略的关键人物，其传教策略的关键就是积极自觉地适应中国的社会、文化与政治态势，向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传教。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明末清初由天主教耶稣会充当中介的中西文化交流可谓成果丰硕，不仅输入了当时西方的宗教与人文思想、西洋科技，还助推了东学西渐，为18世纪的启蒙运动提供了丰富的充满自然理性精神的思想资源，例如，启蒙大师伏尔泰赋诗礼赞孔子为真理的解释者，称中国的宗教是理性的宗教。
——摘编自孙尚扬《基督教文化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
材料二1月8日至9日，中国驻光州总领事表示，领区各孔子学院（课堂）各具特色，各有所长，在推广汉语教学、传播中国文化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深受当地民众欢迎，是一张亮丽的中国名片，也是韩国民众了解中国的窗口。他期待，新的一年，领区孔子学院（课堂）能够在培养和激发学员和学生对中国语言及文化兴趣方面有新的举措，为促进领区韩国民众学习汉语、了解中国，增进两国人民之间的文化交流和友谊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据中国侨网2020年1月14日电《中国驻光州总领馆举办领区孔子学院工作交流会议》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明末清初耶稣会来华传教的社会背景及策略。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孔子学院深受海外民众欢迎的原因。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明末清初耶稣会来华传教和当前孔子学院在海外发展产生的共同历史价值。
材料近代，随着西方文明强势地位的不断确立，西医影响逐渐扩大，中医生存危机接踵而至。民国元年，教育部第一届临时教育会议订立的诸种教育法令，没有将中医列入教育内容。1916年，余云岫发表《灵素商兑》，主张中医应当“废医存药”。1929年，国民政府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通过废止中医案。显而易见，民国政府希望通过公共卫生建设成为一个在国际社会眼中合格的现代国家，而这无疑需要借助西方医学才能实现。
与此同时，在新的现代文明体系之下，作为一种专业之学的医学，其地位相较传统时期获得了巨大的提升。伴随着日渐深重的民族危机，当时的诸多士人，特别是医界人士，不甘心自身被废黜及中国文化的衰微，他们积极行动起来，以破解中医的生存危机，在科学化、专业化和国学化脉络中，努力实现中医现代化，构建现代中医知识体系。
——摘编自余新忠《晚清以来中医的现代化变革》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国民政府废止中医案出台的背景。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中医在近代得以继续生存的原因。
材料一：明清时期，白银货币化在整个社会全面铺开，孕育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同时也在基层民众中浇灌出以奢侈和时髦为导向的欲望之花。对“人欲”的肯定成为这个时代精神最突出的标志。庶族地主和富裕农民的心声体现在士大夫们“农商皆本”的舆论中，李贽对程朱理学大加鞭挞，称“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通过对人之私欲的肯定，明朝人否定了皇帝一己之私的所谓天理之公。以黄宗羲为代表的文化反思派对君主进行了最严厉的批判，提倡君臣平等，主张限制君权。明清思想家的主张，由于阶级和历史的局限，不可能从根本上摆脱封建文化的束缚，最终在文化专制政策的高压下黯然失色。
——李宪堂《明清思想的背景、线索与问题》
材料二：15-18世纪，是西方新的自我意识和人类自主观念兴起和发展的阶段。……当文艺复兴的个人精神进入神学领域时，马丁・路德以《旧约》严谨的道德力量为武器，挑战罗马教皇的权威……启蒙思想家在科学、理性和经验事实的武装下投身到与教会教条和中世纪黑暗的斗争中去。孟德斯鸠试图找到孕育政治自由的原则。伏尔泰宣扬个人自由，讽刺法国君主和罗马天主教会。启蒙运动的遗产对欧洲和欧裔美洲社会产生了旷日持久的影响力。
——理查德・塔纳斯[美]著《西方思想史》
（1）根据材料一概括明清思想家的基本主张，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出现的原因。（2）综合上述材料分析中西方思想对当时社会发展的不同影响。
材料一 随着新的经济中心转移到大西洋沿岸，法国遂成为复兴研究罗马法的中心，这一转移使罗马法对法国乃至世界产生了深远影响。启蒙思想家高举“民主、自由、平等”之大旗，以自然法理论为武器，同中世纪以来占据统治地位之神学政治论相抗衡。法国大革命爆发后，为保住大革命胜利果实，在拿破仑直接领导下，《法国民法典》终于诞生了。
——摘编自邓慧、袁古洁《理性法典化运动背景之探讨及其借鉴》
材料二 《法国民法典》规定，“所有法国人都享有平等的民事权利”。人们可以在不违反法律与公共秩序、善良风俗的情况下，自由订立契约，创建自己期望的各种民事关系。《法国民法典》制定之前，法国南部、北部地区分受罗马法和习惯法的影响，存在因经济社会规则不一致甚至相互冲突而引起的各种矛盾。《法国民法典》的施行结束了这种规则割据、冲突的局面，实现了法国境内经济社会生活基本准则的统一。这部法典传到世界各地，提供了现代社会的基本法则。
——摘编自王静《法国民法典的制定及其历史意义》
（1）根据材料一，归纳《法国民法典》诞生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述《法国民法典》的积极意义。
材料一 与许多后来工业化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相比，英国的城市化是在一个没有任何压力的，从容不迫的心态和条件下完成的。英国长达几个世纪的农业、商业及工业革命，使得英国的城市化水到梁成。在工业革命前的1750年，英国2500人以上城市的人口仅占全国总人口的25%，1801年增加到3.8%，1851年上升到50.2%，1911年达到78.1%。英国平期城市化使社会矛盾和不同利益集团的冲突然加剧起来，这使英国在20世纪中期结束了早期自由式城市化模式，而创造了一种用城市规划来合理布局城市的新方式。1909年，英国通过了第一部涉及城市规划的法律，此后又颁布了40余部关于城市的法规条例。
——摘编自纪晓岚《英国城市化历史过程分析与启示》
材料二 中国城市人口比重在建国初期只有10.6%，仅0.58化人生活在城市，1978年中国的城市化率达到18%。在改革开放以后，伴随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城市人口比重开始大幅提高并且速度加快，自1980年我国城市化率首次突破20%，之后上升到30%，用时16年，到2003年城市化率达到40%，用时8年，再到2010年城市人口已经达到6.65亿人，城市化水平提高到49.9%，仅用了6年的时间。
——摘编自童玉芬、武玉《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人口特点与问题》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英国城市化的背景及影响。
（2）根据材料一ニ，指出与英国城市化相比，中国城市化的不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其原因
